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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静辉全面改善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书局状况，除去以此来改善两人之间的关系之外，最重要的还是对“治史”的看法。在这个时代没有任何人能够比王静辉更加清楚《资治通鉴》的历史意义，而《资治通鉴》的著述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司马光本人著史治国的本意，相比之下王静辉比司马光更加看重这本书，更加清楚这本书给这个社会将会带来怎样的改变——和司马光的前辈司马迁的《史记》有着很大的不同，后世中国治史思想完全是传承了司马光的精神，在某种意义上讲《资治通鉴》的社会意义和影响力超越《史记》太多。
《资治通鉴》尽管在物质上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这本书的编写进度依然没有提高多少，这全是因为司马光本人严谨的态度，再加上历史已经改变，司马光并没有如历史进展一样被贬到西京洛阳和富弼去做伴。
不过在王静辉的眼中《资治通鉴》迟早有一天会写完，而他还要花这么大的力气来重建《资治通鉴》书局，就是像把这里变成一个学术中心——治史，是中国学术传统中具有显赫地位的一个领域，以史为鉴不仅对学术界有效，更是对统治阶层有着非常深重的影响，尤其是宋朝这样一个儒学高度发展的朝代。不过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对于《资治通鉴》这样的一部政治“圣经”，一部总结了中国历史上政治沉浮与执政经验的帝王“圣经”，“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他本来是写给皇帝的政治、历史教科书，是让他们反思自己的一面镜子，但是宋朝的皇帝们却一代不如一代，他们并没有按照这部书上教导的去做人、做事、做皇帝！
在很大的程度上《资治通鉴》并没有起到当时应有的作用，这对王静辉来说是一件非常值得深刻反思的事情。在王静辉原来所处的历史时空中，司马光的心血算是白费了，但现在王静辉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实力，但他还是需要“武器”——《资治通鉴》正是这样一柄非常有力的武器——司马光的名望才学在这个时代也唯有王安石可以堪堪相比，但在治史上司马光确实当之无愧的巅峰。
“君实先生。”王静辉放下手中的茶杯，在宽敞明亮的《资治通鉴》书局会客厅内，王静辉和司马光相对而坐，“几年来《大宋明镜报》出版以来，从一个月十五期到现在每月逢十不出刊外，有二十七天出报，销量已经达到了十一万份。大宋学子、士人、官员或是独立购买或是合力订阅，《大宋明镜报》已经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了！”
司马光虽然不明白今天驸马的来意，但听到《大宋明镜报》的现状后心中也是非常吃惊的，尽管他知道这份由驸马资助出版发行的报纸向来就卖的很好，但也没有想到居然有十一万份之多，不过他还不知道在南方地区“盗版”风行，实际上的数字还要庞大的多。
“是啊，《大宋明镜报》中虽然还有很多不足之处，但却也成为大宋学子必读之物……”司马光平静的说道。尽管他和小王驸马中间对大宋的前途有着太多的分歧，但他在心中不能不承认这个年轻人为大宋做了太多的有益之事，尽管这个年轻人行事有着太多他所认为的“不妥”之处，但不能否认的是大宋能够有今天的局面，不能不想到和这个年轻人之间的关系。
“几年前对于《大宋明镜报》刚刚发行的时候，学生曾许诺过一定要让朝廷有一份类似的报纸，不过是因为当时朝廷的财政状况所限，还有发行报纸这种前所未有之物有着太多的未知可能，所以便有学生试着先行探路……”王静辉淡淡的说道。
“改之，现在难道你想建议朝廷也发行报纸吗？”司马光打断了王静辉的话问道。
王静辉听后笑了笑说道：“君实先生的话怎么听起来好似学生阻止朝廷发行报纸呢？以朝廷今时今日的财力，想要发行一份报纸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学生所认为的是让学生先行探索，日后以便朝廷能够更加迅速的将报纸普及到百姓当中去——这中间涉及到尽量普及教育，让更多的人能够读懂报纸；增设报纸的发行地点，让报纸更加普及……学生旗下的报纸做的正是这些工作，现在时机成熟了，自然该市朝廷登台了！”
司马光向后靠了靠身体，笑着说道：“改之真是有心了！”
“现在学生该做的事情都做了，剩下来的便是该轮到君实相公出马了！”
“改之为何不去找介甫商讨？”
“先生可知介甫和韩国公之间的分歧么？！”
司马光听后闻言一愣，他确实没有想到王静辉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对于王安石不喜欢富弼，或者说富弼看不惯王安石，这在大宋政界是人尽皆知的事情，恐怕所有的保守派包括他在内对王安石都看不顺眼，既然王静辉把王安石和富弼之间的不良关系单独提出来，这样做肯定有其中的道理，这倒是他所不能尽知的了。
“韩国公和王介甫有何分歧？无非是新法的关系罢了！”司马光嘴上虽然显得不以为然，但心中却快速的盘算王安石和富弼之间所发生的交集，不过思前想后两人也就是为了新法的关系才导致如此，要知道五六年前富弼还是非常主张让王安石出来执政的。
王静辉摇摇头说道：“变法固然使两人关系不慕，但这并不是其根源，先生与魏国公当初也是非常欣赏王介甫的，尤其是先生还与介甫先生不但共事还是好朋友，这中间的转变不是用一个‘变法分歧’所能够道尽的！”
王静辉的话对司马光触动非常大，想想这几年两人关系陡然直下，中间个中酸甜苦辣实在是不为外人道知，昔日的好友今日的政敌，本来都是为了这个国家和朝廷，为何两人到现在分道扬镳甚至是两立？！想想都让司马光不禁有些黯然神伤。
王静辉喝了一口茶说道：“两人之间症结之所在便是在‘天变’两字之中！”
第三百二十章 强弱
“‘天变不足论’？！”司马光默默的想到。
“其实介甫先生真的是学究天人，他的话虽然有些偏颇，但确实是非常有道理！不过世事无常，有时候有道理却并不是真的适合现在的形势，韩国公的‘天主人君’尽管有些飘渺无迹可寻，但在这个时候却是最佳的方案。事实上先生可能还不知道，监天监的官员通过望远镜观测星空，已经证明了月亮不过是环绕我们大地旋转的一个大球体罢了，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还推断我们是围绕着太阳在旋转，弄不好我们所生活的这片大地也是和月亮一般是一个球体！先生，王介甫的‘天变不足论’也许是正确的，我们所做的事情与各地发生的灾害并没有什么自然关联，朝廷中的一些人对王介甫的指责可以说也是毫无根据的，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神灵的存在……”
“这和报纸有什么关系呢？”
“先生博古通今，精心治史，自然明白皇权大小对于一个王朝来说意味着什么。富弼和王安石之间的矛盾便是在于皇权限制之争——富弼想借‘天命’来限制皇权，准确的说是限制皇帝对权力的滥用，这种想法是极为正确的！而王安石为了推行变法的需要，在这个时候却是希望皇权的力量达到最大限度，以便使皇帝能够支持他推行变法，避免反对意见对变法的阻碍，这样做倒是可以理解的，当年商鞅变法不也是在皇权的强力支持下才成功的，王介甫自比商鞅，精研《老子》权谋之道，自然想到的便是这一道路。”王静辉还是没有正面回答司马光的问题，继续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催化”司马光。
“这么说改之认为限制皇权是正确的了？”司马光也不执著于报纸的问题，干脆放下来，用一种对待学术问题的心态来和王静辉说话。
“准确的说是限制皇权的滥用！一味的限制皇权并非是一件好事，尤其是在现在大宋正处于中兴关键阶段的时候。唐宗若是权力受到限制，未必能够达成大唐盛世的景象；而汉武的权力若是得到限制，在其五十年的统治时期内也就不会有四十多年的时间在战争！皇权是应该得到限制和控制，不过即便是韩国公在这个问题上也是非常无奈的——‘天命’的借口与现实状况相比，未免有些太过脆弱了些！不过王安石的为皇权松绑，在现在看来是符合其政治目的的，但这种状况就连王安石自己也不愿意看到，待到他心目中的变法达到预期效果后，他的头等大事便是想着如何限制皇权了！”王静辉冷冷的笑道。
就史实来说，王静辉所知道的封建时代皇权与相权的变化大致可分为同向消长与逆向消长两种形态。此强彼弱即逆向消长不仅并非唯一形态，并且不是封建政治体制的正常运转形态，而是其变态。
逆向消长又分为两种状态。一种是皇权加强、相权削弱，如汉武帝后期。当时，“丞相府客馆丘虚而已”，丞相空有其名，“无能有所匡言”。其原因在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信任由其亲属和亲信组成的名叫尚书的内朝，并用内朝分割以宰相为首的外朝的权力。这不应视为常态，除了与君相一体的原则不符而外，还有三个缘故：第一，汉武帝末年，决策失误明显增多；第二，汉武帝死后，随着皇帝个人对国家政权控制能力的降低，皇权旁落于外戚之手；第三，更重要的是这只不过是中央最高行政权力转换的过渡阶段，尚书台到东汉初年便正式成为中央最高行政机关。另一种状况是相权加强、皇权削弱，如东汉末年。这显然属变态。一是由于当时相权已由“佐天子”蜕变为“挟天子”，丞相曹操大权在握，汉献帝傀儡而已；二是因为后来到曹操的儿子曹丕时，便取汉献帝而代之。可见，相权强皇权弱往往只不过是改朝换代的前奏。
同向消长亦分为两种状态，一种是皇权与相权都弱，如唐朝末年。宋人尽管有“唐末帝王，专委臣下，致多阙失”之说，可是当时藩镇割据，“王室日卑，号令不出国门”，皇权固然弱，相权也不可能强。这虽然与君相一体的原则基本相符，但它无非是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序幕，不能看作封建政治体制的正常运转状态，自不待言。不过宋代却开了一代先河——皇权和相权都是十分强的，皇权和相权在终宋一代很难说有谁盖过了谁，但是也有例外的地方，那便是王静辉所处的时代，历史上皇帝赵顼为了推进变法，在熙宁初年的时候动用了庞大的皇权为王安石开路，将宋朝统治高层来了一次大换血。
司马光不知道王静辉对汉武帝的评价完全是脱胎于他的《资治通鉴》的观点，心中非常赞同，因为很少有人在汉武帝巨大的光环下面所隐藏的危机——汉武帝几乎就是秦始皇的翻版，将秦始皇所干过的坏事又重新干了一遍，不同的是汉武帝在其统治后期也看到他施政不当所引发的社会危机，不仅自己做了深刻的反思会忏悔，更是在朝中选拔了得力的官员，为自己的子孙找好了帮手，所以才让汉朝又延续了下去——司马光知道王静辉对汉武帝的历史功绩有着独特不同于寻常人的见解，这种态度甚至间接的影响到了皇帝赵顼，现在的皇帝已经不再以汉武帝为榜样了！正是这种见解却深合司马光的心意，也由此让司马光对王静辉有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好感。
司马光听后点点头，他能够理解王静辉话中的意思，自古以来皇权强弱之间的转换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