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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搞错啊，怎么跟鬼子抓小兵张嘎一样，出个城门还要被搜查一番。朱植见旁边有个士兵，过去攀谈道：“这位军爷，怎么商人运货出城还要搜查？”
士兵斜眼看了他一眼，见他衣着光鲜，又带着仆人，也是个大户人家，就道：“这是规定，为了不让鞑子和其他胡人得到，所有货物不许夹带铁器和海盐。”朱植若有所思，哦，原来是因为这个，看来虽然辽东的鞑子已经并入大明，但大明对他们的管束还是非常严格。
那边官员已经检查完毕，这几车都是药材和山货，点清数量，张嘴让商人交税。商人也拿出几张宝钞交给官员。
朱植又问道：“这些货物要收多少税啊。”
小兵道：“你问这么多干吗？”
朱植道：“哦，我来广宁做点买卖，所以想了解一下。”
小兵道：“怪不得你一口南方口音，这些东西也就收个五贯钱吧。”好便宜的税收。
又听到那两个商人哀求道：“官爷，怎么给了厘金还不发给我们路引啊。”
那官员哼了一声：“难道你们第一天来辽东做买卖吗？你们给的是宝钞，所以还要交一些炭敬。”
商人道：“官爷，小的第一次来辽东做买卖，实在不知道什么叫炭敬。”
官员道：“到了大冬天，本吏在此给你们守着，不得升个炭炉暖暖身子啊。除了厘金，所有货物都得叫点炭钱。不过这炭钱不收宝钞，要不就拿现银，要不拿些货物抵充。”周围几个兵士也笑咪咪地看着，一点不觉得这是犯法的事情。朱植不由怒从心头起，这叫什么官啊，居然公然索贿。
那商人叹了口气，从车上抽出几张皮毛放在官员手里：“官爷，这次出来带的都是宝钞，这点东西，官爷笑纳。”
官员看看手中的皮毛，又走到车旁，一伸手又拽出两张狐狸皮，扔给后面的兵士，然后才一挥手，把路引交到商人手中：“走吧。”两位商人还得陪着笑脸，拱了拱手，赶着大车离开了城门。官员迈着四方步踱回椅边坐下，嘴里还哼着小曲，显然对这次的收获比较满意。
这就是大明朝的官吏，朱植压住心中的火，也不发作，转身走开了。他不想在此亮明身份，在一个举国都在贪污的地方，抓他一个小吏又有何用。
虽然对贪官墨吏，朱元璋从不手软，甚至用了扒皮塞草的酷刑伺候着。可是这些官员依然争先恐后，前赴后继地投入这场贪贿大潮中。《明大诰》规定，贪污十两银子就要处死，可是没有贪官却从没少过。大明，哦不，我们这个国家礼朝历代到底是得了什么病，贪污为什么永远无法禁止？
对于那些儒生所讲的什么道德教化，朱植总是一笑了之。笑话，人的欲望是可以用道德禁止的吗？这种说法本身就是一种脱离了人性本身，去要求人人神圣化的空中楼阁。
朱植觉得贪污腐化严重，根子上还是一个制度问题。中国古代的专制制度下，当官的只需要向自己的上级负责，也就是说他只要养饱了上面那个管着自己的人，几乎就没有什么危险。
在那个金子塔的树状权力结构中，贪污的成本就这么低。于是才出现了所谓结构性贪污，一抓就连出一片的怪事。到了清朝末年贪污腐化高潮的时候，甚至到了一个衙门上下，或者一个官员以及他的门生故吏无一不贪的地步。
树状权力结构，让贪污行为被查处的可能性变得很低，从而抵消了杀头判刑带来的警戒作用。
有的人又认为，治理贪污的办法是设置监察机构，行使有效的独立监察机制，比如香港的廉正公署制度。相对而言，大明朝有锦衣卫，有御史台，还有东西厂，哪个监察机构不是行使着监督百官之权？但终大明一朝，贪污也从未少过。
所以朱植一直不认为多几个监察机构就是治理贪污的良药。关键一点还是要提高贪污成本，假如一个人贪了一百两银子，却要用其中九十两收买所有能监督他的人，那么这样的成本或许能让他望而却步，再加上一些高薪养廉的措施，或许可以把贪污降低到一个社会可以容忍的程度内。
那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方法就在于权力如何分配的密码当中，这是朱植能够想到的最后底线。可是在大明这个等级森严，封建传统深厚，民智相对低下的年代，如何解开这个密码将成为朱植一大难题。
在市面上走这一圈，让朱植对广宁有了一定的认识。他怀着郁闷的心情缓缓走回驻地，看来就藩辽东仅仅是一个故事的开始，任重而道远。
第二卷 辽阔江天 第十二章 就藩辽东（3）
回到府上见时候还早，朱植召集叶旺、铁铉、杨荣等人到驻地书房，召开驻跸辽东之后第一次军政会议。辽东千里之地就这四个人最大，史称“四巨头”。赵羽、姚善、郭铭等三人也获得列席会议的资格。
朱植有意安排大家围着一个吃饭的圆桌坐落，这也算自己的圆桌会议吧。朱植道：“今日，召大家来这里是想商议一下辽东的军政事务，本王向皇上立下五年扫清倭寇的军令状，时间紧迫。在座诸位皆本王肱股，大家有话就不要掖着藏着了，该说的就说。叶将军，你先介绍一下辽东的人口，土地，收入，兵力。”
叶旺只道朱植来到辽东，好歹也要休息几天，没想到朱植这新官上任三把火烧得这么旺盛。再说了，倭寇虽然也有侵入辽东，但他们哪里都有，只是不知道这位王爷身处辽东干吗那么大包大揽把平倭之事拉到自己身上。不过叶旺不敢怠慢，答道：“辽东都司目前有人口四十五万九千八百人，所有耕地为一百八十一万两千亩，只是土地寒冷不适合耕种，去年岁入尽九万八千石；辽东二十一个卫在籍兵应有十万八千人，实有六万七千人，屯田五十五万余亩，岁入二万二千石。基本情况就是这些。”
听着叶旺的报告，朱植眉头不禁拧成一股，辽东总共二百三十多万亩的土地，等于平均每人四亩多，这对于地广人稀的辽东来说的确是个问题；而且加起来岁入不过十二万石，合着可供官府调用的粮食只有一百三十万斤左右的粮食，辽东不如江南还能产些布匹丝绸，这样的收入水平实在太低。也就是说，辽东有六万七千兵，官吏不多也有一千余人，每人每年吃三百斤粮食，光这些人吃饭辽东的岁入已经入不敷出了，哪里还有余钱添置兵器舰船。
朱植道：“如果按照辽东的人亩计算，岁入还不够大家吃饭的。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叶旺道：“这些粮食肯定不够的，所以每年山东布政司还会特别拨出三万石粮食供给辽东，加起来差不多就够了。如果遇到灾荒年，辽东军民生活更苦。都是属下无能，没有能治理好辽东，请殿下治罪。”说着叶旺惭愧地起身领罪。
朱植招招手让他坐下，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功，叶将军管军又管民，哪里有精力管得了这些，再说辽东的岁入比本王先前想像的已经好了许多，将军何罪之有？责任就别追究了，关键是从今往后，如何提高辽东岁入。没有钱怎么能强兵？”
姚善动了动嘴，刚想说话，可是又觉得此处自己官职卑微，轮不到自己说话。朱植看在眼里，招呼他道：“克一（姚善表字），刚才本王都说了，有话就说，别掖着藏着的。”
姚善拱手道：“农者最重水利，请问叶将军，我辽东田亩主要集中在什么地方？”
叶旺道：“姚典簿说得极是，辽东的田亩大多集中在辽河，三岔子河，大小棱河几条河边。”
姚善道：“叶将军，属下一路上，看过辽东山川地图，从盖州卫到金州卫的广大地域，地势平坦，河流众多，不知道那边田亩数量如何？”
叶旺道：“盖州卫那边地处偏远，交通不便，人口稀少，田亩数量不多，也就二十万亩的样子。”
姚善道：“辽东苦寒之地也，田亩产出历来不高，如今之计，只有扩大田亩数量。属下研究过辽东人口和田亩分布，觉得荒弃了盖州到金州一片膏腴之地实在可惜。不如将新的内地移民转移到这一带开垦新的田亩，可增长辽东岁入。”
看来姚善对于内政治理还真有些心得，来辽东一路上，姚善时常找到杨荣借去辽东地图以及籍册进行研究。没想到一到辽东，他就想出了增加田亩的计划。史书上对他的评价恰如其分。朱植道：“克一的想法甚好。不知道今年移民何时到达。”
叶旺回道：“早在三月初五，来自山西洪桐的两千三百户移民已经到达辽东，共一万三千五百口，属下已经安置在广宁屯卫和海州卫等地。只是，今年农时已过，如果再将他们迁移其他地方，只怕他们不肯。”
朱植想了想道：“这个不难，虽然辛苦，但为了辽东日后的发展，这些新移入的百姓还是要迁移到以上地区。这件事就交由克一负责，你去拿移民籍册统计一下，总共要移走多少户，每户发银五两安家，如果有大户已经置办下产业的，由辽东府库负责赎买。到了新的驻屯点之后，由官府发给种子，耕种牛马器具俱以低价卖给民户。”
叶旺对朱植吩咐的官府赎买移民产业的话有些不解，道：“禀殿下，属下有所不明，让他们迁移只要发一纸命令即可，我辽东官府本就无太多库存粮钱，何必费这么多周章。”
听他报告，辽东目前还有四十多万人口，这还是明朝初年经朱元璋极力向边疆移民的数字。可是辽东天时地利都非常恶劣，老百姓哪里愿意在这个破地方生存下去，所以在明朝统治的过程中辽东人口一直呈递减趋势，历朝历代，基本上迁来一人，就逃跑两人，到了崇祯年间，辽东只剩下不到三十万人。如果不是汉人一直无法在辽东占有压倒性优势，努尔哈赤哪里能那么容易在辽东起兵。
只是这些当官的并不知道百姓疾苦，只知道表面上的数字，他们想让老百姓干吗就让他们干吗，想夺取他们的财产就伸手夺取。本来已经留不住人的地方，哪里还能经得起这样的折腾，如果不是朱植命令，可能官府只会出一纸告示，那些千辛万苦来到辽东的移民，又有不知道多少人只有逃跑一条路可走了。不过不以民为本，是中国几千年的思想使然，也不能全怪叶旺。
朱植耐心跟他解释道：“辽东条件本来就苦，移民过来的百姓背井离乡，有多少人真心愿意来到这荒凉的地方。作为官府必须以民为本，体谅百姓的苦处。他们来了三个月了，现在让他们再行迁移已经不得民心，如果再让他们抛弃新置办的产业，谁还愿意在这里呆下去。辽东最大的问题是人少地多，我们不愁没地，就怕没人。所以如何巩固人口数量是辽东第一大事。”
叶旺一武夫，以前哪里想得到这么多，听朱植这么一说，心中也着实佩服：“殿下待民如子，实在让老叶惭愧。”
朱植又道：“这不怪你，在座各位，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日后大家在执行公务的时候，必须多为手下民众想想，在座的食俸都是他们辛劳的汗水浇灌出来的。
但待民如子不能仅仅凭借着为政者的良心。必须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本王考虑在辽东颁布一个《公平交易令》，规定买卖双方要遵守的一些法则，这也包括官府与百姓之间的政令执行。日后凡是因公而触犯到百姓利益时，必须给予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