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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世态炎凉，墙倒众人推，那真是一点也不假。北京那边才要清算张居正，湖北这边儿就听到了消息，原来天天到张家拍马屁的府县衙门官员，第一时间纷纷亲自赶到张宅来封门，说是不许一个走脱，不许一分钱走脱，以显示对小万历的忠心。张家老老小小几十口，被禁闭在孤零零的空房里，没吃没喝，到丘橓他们赶到时，已经饿死了十几个。
但丘橓和张诚不管这些，立即查抄张家的财产。可抄来抄去，只抄出十万两白银。
这下，丘橓也傻眼了。
还是不算男人的太监张诚有办法，他把张居正的几个儿子抓起来严刑拷打，逼着张家招认寄存在别的地方还有二百万两白银，最后他们把张居正的几个亲家、亲戚的家全都抄了，也不过又多得了几万两。
在拷打的过程中，张居正的大儿子张敬修悬梁自尽，临死前写了一篇血书，把张家的悲剧诉说得是声泪俱下。
张居正的二儿子万历八年科举考试的状元郎张懋修也投井自尽，幸亏被人救了起来。
这一下，张家的惨祸可谓是震惊了朝野上下，大概泉下有知的张居正也没料到，小万历当年说“无法报答先生，只是看顾先生子孙便了”，竟然是这样看顾、照顾的！
张家至此是彻底家破人亡，与张家沾亲带故的，也是死的死，亡的亡，抄家的抄家，流放的流放，甚至张居正自己也被小万历下旨夺去一切生前的功名荣誉。
小万历因为从张家没抄到什么油水，后来甚至火起来想把张居正开棺戮尸，在大家的纷纷反对下，才最终作罢。
我想，要是他打开张居正的棺材，看到里面只有一条一品官员戴的玉带还有一方文人用的砚台，不知他会做何感想！
政息
张居正被翻盘了，一切和张居正有关的事儿也都被翻盘了。
张家家破人亡，这还只是一家一户的悲剧，张居正一手策划的万历新政也被彻底否定掉，这才是一个国家、一个王朝悲剧的开始。
正是张居正倾注全部心血培养出来的这个改革接班人小万历，亲手颠覆了张居正的一切措施。
首先是考成法被废除，那些被考成法淘汰的没用的、腐败的官吏又都官复原职，而张居正亲手提拔的人才则靠边儿站了。张居正越级提拔的治理黄河的能手潘季驯因为替张居正说话被勒令离职了；张居正重用的兵部尚书方逢时甚至被构陷问罪；甚至连支撑起大明半壁江山的名将戚继光，因为与张居正的关系不一般，也被从北部前线调到了广东去，戚继光因为无兵可带、无仗可打愤而辞职，最后在没有张居正的日子里，在穷困潦倒中孤独去世。
考成法被废除了，一条鞭法不久也被废除，甚至连清丈田亩已经清丈出来的成果也一概被推翻，拒不承认。这下被万历新政压制了的大地主的土地兼并就像按下的弹簧，反弹得就更厉害了。
很多明史学家都认为，终万历一朝，从小万历否定张居正的万历新政开始，算是真正埋下了大明王朝覆灭的种子！
所以，后来不断有人悲叹，在万历十年之后，“世间再无张居正”！
这其实不是对张居正个人命运的悲叹，而是对一个国家、一个王朝命运的悲叹！
这种人亡政息之叹，在我来看，是对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社会人治大于法治的讽刺！
改变历史的是某个英雄，而不是某种制度，这就是人治的社会。在没有制度保障的社会环境下，这样的悲剧与悲叹其实是早晚都要发生的。
在张居正死后的四年，在考成法被彻底否定之后的两年，辽东巡抚周咏注意到一个女真部落的首领正在辽东以外的建州地区扩张势力，周咏就上疏朝廷，主张予以痛击，以免养虎遗患。
但是，在没有考成法督促的环境下，从北京到辽东的地方官僚，谁都不认真地去做这件事。执行的将领可以擅自把征剿改成招安，把招安改成安抚。而北京的高层拿了贿赂之后也不管不问，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致使这位建州女真族的首领得以从容坐大，开疆拓土，最后成为大明王朝的掘墓人。
这个本来应该被消灭在萌芽里的首领，就是清太祖努尔哈赤。
我常想，要是张居正在，要是考成法在，要是方逢时、戚继光都在，努尔哈赤还会是后来的努尔哈赤吗？
可惜，历史不相信假如，生前要把该做的事儿“务为一了百当”的张居正也不相信假如，他只相信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
那么，后人又会如何来评价张居正呢？
在张居正死后的60年，以及在他死后的360年，又会有哪些人念念不忘地提起张居正来？而他们念念不忘的原因又会是什么呢？
请看下集：《生前身后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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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讲 寻找张居正
两个疑问
我讲张居正的过程中，参看了许多资料，这其中既有像《明史》、《明史纪事本末》、《国榷》和《明神宗实录》这样的史料，也有现代人有关张居正的一些著作。
这其中对我帮助尤其巨大的当数现代学者写的一些有关张居正的传记。比如说美学家朱东润先生写的有关张居正的最为权威的一本传记《张居正大传》，比如说中国社科院刘志琴老师写的《中国思想家评传》系列中的《张居正评传》，还有像冯艺远、戴洁茹两位学者写的《张居正传》等。在此，我想特别对这些前辈学者表达个人的敬意与谢意。
没有这些前辈的努力，就不会有我们今天这个《风雨张居正》的系列。
当然，在这其中，我个人最为钦佩的，也是学术界有关张居正研究最为推崇的，还是要数已故著名美学家朱东润先生写的《张居正大传》。
对于这本书，一方面，我个人非常喜欢，另外一方面，我也非常奇怪。
奇怪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他为什么要给张居正的传起名叫“大传”呢？
比如说他还写过《陆游传》、《梅尧臣传》、《元好问传》，甚至还写过一本《朱东润自传》，但这些他只起名叫“传”，为什么写张居正就要叫“大传”呢？
二是这部《张居正大传》的写作时间也让我感到奇怪。
这部《张居正大传》是朱东润先生四十六岁的时候，也就是1941年，于四川乐山写的。当时，朱东润先生在乐山的武汉大学任教，而武汉大学是因为抗日战争所以才临时流亡迁徒到乐山的。连学校都是流亡学校，所以朱东润当时过的也是流亡生活。据朱东润先生自己回忆说，就是在这种流亡生活中，他于1941年的1月3号开始动笔，仅过了七个月，到了1941年的8月6号，这部洋洋洒洒三十万字的煌煌巨著《张居正大传》就全部完成了。
那么，朱东润先生为什么在生活极不稳定的情况下，要如此急勿勿地完成这部《张居正大传》呢？
对比他其他的传记作品来看，这本《张居正大传》字数最多，用时却基本上可以算是最短，再加上当时恶劣的创作环境，我们尤其想知道，是什么让朱东润先生在种种不利条件下却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创作热情的呢？
对于第一个问题，也就是朱东润先生为什么要给这本《张居正传》起名叫“张居正大传”，朱东润先生自己在这本书的序言里倒有过一个简单的解释。
他说：“也许有人看到大传的名称，感觉一点诧异。传记文学里用这两个字，委实是一个创举。”可见朱东润先生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会让后人产生疑问。那么他是怎么解释的呢？
朱东润先生说“大传”本来是经学中的一个词，尚书就有《尚书大传》。而传纪的“传”原来最早也是从经学里过渡后才使用到史学里的。既然“传纪”的“传”可以从经学中借用到史学里来，那么经学中“大传”这个词为什么不可以借用到史学里来呢？所以，他就起名叫“张居正大传”了。
朱东润先生的这个解释非常学术，他的意思是说自己是跨学科领域，从经学里借用了“大传”这个词，但为什么要突破常规如此借用，他也没说。所以，只能说朱东润先生只说了“是什么”，却没说“为什么”。
至于时间上的疑点，也就是他为什么在1941年的流亡岁月里，在短短的七个月的时间，要赶出这样一部三十万字的煌煌巨著，朱东润先生就更没有提及过了。
带着这两个疑问，还有在讲述《风雨张居正》的过程中所积淀下来种种难以释怀的情感与情绪，我在一个冬天的夜晚，踏上了北去的列车，去那片生下张居正并养育了张居正的荆楚大地，去寻找我自己的答案。
身后名
我来到荆州古城的时候，正是傍晚时分。我记得很清楚，当时，远处的天边有一道血色残阳把古城笼罩在一种巨大的历史沧桑感中。
我走在荆州城东门外草市的大街上，想起四百八十多年前，那个因为爷爷梦到了一只白乌龟而取名叫张白圭的小朋友，就是在这条大街旁的某个房屋里呱呱落地的，想到那个叫张白圭的少年神童就是在这里改了一个张居正的名字，从而走向了天下，也从而开始名满天下的，心中对这种历史的偶然就充满了一种敬畏和叹息。
荆州人无疑非常爱戴他们这位建立了丰功伟绩的神奇的先人，荆州的张居正故居修得非常漂亮，也非常有气势，说老实话，绝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我本以为，经过了四百年的岁月沧桑，没有多少人会去在乎自己的某位祖先到底做了些什么；我本以为，四百年的岁月变迁早就把这样一个普通的文化景点“压榨”成了一个不为人注意的微缩景观。
可事实是，无论从占地规模和修缮程度来看，张居正故居都是我所见过的名人故居景点中非常突出的。
我在跟当地人聊天的时候，说起张居正故居非常有气势，有位当地人跟我说：“这算什么，张居正那是一代名相啊！中国古代虽然有很多名相，但谁能跟他比啊！”
这话听起来特牛，但牛得让人服气。
当时我听了这话，一坚大拇哥，说了四个字：“名至实归”！
我在张居正故居里流连了大半天，首先产生的一个感慨就是：一个人的生前身后，得失毁誉，都不是自己可以决定的，也不是可以预料的，所以只要能够无愧于心，就应该像张居正那样，无所顾忌，奔着自己的理想，勇敢地前行。
张居正生前的时候，权势达到了极点，声誉也达到了极点，甚至他还活着的时候，就有人为了表彰他为国家做出的贡献，为他建祠堂，这叫生祠。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拍马屁之举。可是张居正对于这些，就像当初面对荆州的官员为他建三诏亭一样，表现得极为冷静，说我死之后，恐怕连找块安葬的地都困难，谁又会在乎你生前的显赫呢！
我们曾经分析过，张居正在建下丰功伟业、在权势达到顶峰的时候能说出这样的话来，真的是太冷静了，也太有政治远见了。果然，张居正一死，小万历开始对他口口声声要报答的恩师反攻清算了，因为在张家没有抄出预期的两百万两白银，甚至要把张居正开棺戮尸。果然像张居正生前预料的那样，他几乎连块安葬的地都不能保全。
终万历一朝，张居正被定性为万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