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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百万顷是个什么概念呢？它大概相当于半个荷兰，而它产出的粮食在当时几乎可以养活整个欧洲。
推行
在清丈田亩的同时，张居正仔细研究了一条鞭法。到了万历三年，一个机会来了。经济改革上反对派的领袖都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礼退休离职了。这一下领导层内一个最大的阻力也就去除了。张居正着手开始在清丈田亩的同时，决定在某些地区再次试点一条鞭法。
我们前面说过，万历朝之前，在地方上试行一条鞭法最为有名的海瑞和庞尚鹏。那么用谁来开展试点工作呢？张居正权衡再三，决定不用海瑞，用庞尚鹏。
为什么呢？
其实原因我们在张居正的用人之道里说过的，就是张居正要用循吏，不用所谓的清官，用稳重的人，不用太极端的人。相比较于庞尚鹏，海瑞为人太极端了些，张居正不愿把如此重大的经济工作的试点交给海瑞来做，回头看，还是有道理的。
于是万历三年，张居正重用启用已经被停职的庞尚鹏，选择福建作为首批试点地区，再次试行一条鞭法。
至于为什么选择福建作为试点地区，张居正也是有道理的。因为自倭寇横行以来，福建、浙江一带就是“重灾区”。经过倭乱之后，这些地方的治理情况尤其不如人意，而地主的土地兼并也尤其严重。反过来，问题暴露得越突出，也越好下手做针对性的治理，所谓以猛药治恶疾，道理就在这儿。
庞尚鹏上任之后，果然不负张居正的厚望，在福建地区把一条鞭法推行得非常成功，当年福建地区的财政状况就得到了根本的扭转，老百姓也不再流离失所，也能够安定下来休养生息了。
虽然福建地区的试点很成功，但张居正还是不敢大意，他只是逐步扩大的试点范围。在福建试点成功之后，张居正又安排官员在浙江与江西两地推行一条鞭法。由于这两个地方与福建毗邻，这样这两个地区也试点成功之后，就和福建形成了一个经济特区。
在闽浙赣经济特区的一条鞭法获得明显成功之后，张居正还是不敢大意。因为葛守礼等人当初一意反对一条鞭法，认为不能将此作为全国性的赋税政策，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认为它适合于南方的农业生产情况，但并不适合于北方。所以在闽浙赣的成功并不能代表它就能成为一项国策。
张居正只得小心地由南向北逐片划出试点的经济特区。
继闽浙赣之后，又把两湖地区划入试点范围，因为这是张居正的老家，所以试点的阻力也小得多。
然后又向北，把山东地区划入试点范围。这是标准意义的北方地区了，果然，一开始就遭到了巨大的阻力，头一年的经济情况也很糟糕。
张居正没有贸然下一个结论，而是在调查之后，发现症结是在山东的官员们身上，他们完全是站在当地势家大族的立场上对一条鞭法进行自觉抵制，这样执行起来自然就不如人意了。
张居正当机立断，运用考成法的强权手段狠狠打击当地反对派官员的嚣张气焰，然后给山东地方长官反复沟通，强调经济改革的重要性与意义所在。
他在给山东巡抚李世达信中甚至说：“条编之法，近旨已尽事理，……仆今不难破家沉族，以殉公家之务，而一时士大夫乃不为之分谤任怨，以图共济，亦将奈之何哉！计独有力竭而死已矣。以公知已，敢布区区。”（《张居正集》卷2《书犊九·答总宪李渐庵言释递条编任怨》）
这也就是给李世达看自己的决心，那意思是我张居正为了施行一条鞭法，有不惜“破家沉族”“力竭而死”的决心和勇气，你们地方官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这说明到了这个时候，张居正已经明确了一条鞭法是解决经济问题的根本之道，所以他才把它看作是一种生死抉择。
张居正的决心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李世达横下心来在山东再次施行一条鞭法，终于大获成功。这证明了一条鞭法不仅适用于南方，也一样适用于北方。
在漫长的经济特区的试点过程中，张居正也一天天老去了，等这些经济特区都完全试点成功了，这时候已经到了万历八年，也就是离张居正去世只有两年时间了。
张居正在沉稳地试行了多年之后，终于在万历九年，也就是他临去世前一年，决定将一条鞭法在全国推行。
至此，一条鞭法终于成了明王朝经济政策的根本，明代最具有经济学意义的赋税改革彻底推行开来。
经济学意义
我们为什么称它是明代最具有经济学意义的赋税改革呢？这就要说到一条鞭法的好处了。
我个人理解一条鞭法最大的好处主要在三个方面：
第一，因为一条鞭法是与清丈田亩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所以自然使得大地主阶级侵吞的大量土地公之于众，这部分土地从偷税田亩变成纳税田亩，尤其是重点的纳税田亩，这就有效地扼制了土地兼并的情况。
第二，一条鞭法不仅把各种赋税合编成一个，也把徭役合编了进来，也就是可以以赋税来代替徭役。你不愿出徭役，你可以出钱赎你那份该出的徭役。这下，农民所有的负担一下就合成了一个。负担这玩意，要是只有一个，它再重你也扛得住；它要是千头万绪，一个接一个，就是再轻它也能把人拖死。不是有根可以压死骆驼的稻草吗？它就是千千万万个负担中的最后一个！
所以福建、江西等地，在一条鞭法试点过后，有史料记载说：“父老于是无亲役之苦，无鬻产之虞，无愁叹之声，无贿赂侵渔之患”（《江西通志卷23》）这也就是说，老百姓，这其中尤其是农民的负担是真的减轻了。
第三，我个人认为这一个最关键，那就是因为所有的赋税和徭役都合成了一项，那么这时再交税就不适合用实物交税了。不用实物交用什么交呢？
用银两交！（文*冇*人－冇…书－屋－Ｗ－Γ－Ｓ－Ｈ－Ｕ）
这一下可不得了，张居正可能没意识到，作为硬通货的白银，其货币功能一下得到彻底的释放，一个所谓的资本主义的经济萌芽，在这一契机下，得到了一个意外的良好生长环境。
要知道，此前中国的赋税基本上都是实物赋税，《明史》里就记载户部每年赋税收入“大略以米麦为主，而丝绢与钞次之”。其实，历朝历代都是这样，所以杜甫写诗回忆开元盛世的时候也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这就说明不论是公家的财产还是私人的财产，全都是以稻米、粟米作为衡量标准的。
因为赋税政策是国家经济的根本政策，以实物为标的的赋税政策自然鼓励的是实物而非货币。虽然中国的货币古已有之，但货币在百姓生活和国家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像武侠小说里所畅想的那样的：什么江湖侠客一挥千金，身上的银票都是几沓子……那都是小说家言，并不符合真实的历史情况。
真实的历史情况是，随着张居正一条鞭法的施行，白银成为赋税的标的物，才彻底成为政府财产和私人财产的象征，也最终成为全社会经济生活的核心。这样的货币功能反过来协调了全社会的经济生活，尤其是促使了商业活动的繁荣，并最终促使了晚明资本主义萌芽状态的全面呈现。
当然，我这一理解也可能比较片面，甚至不无夸大之嫌，但实施一条鞭法所产生的货币化影响那肯定是存在的。
不过，可惜的是，张居正死得太早了，在他死后，一条鞭法的施行遭遇了巨大的阻碍，不久也就人亡政息了。但不幸中的万幸是，以银两缴税的方法却保持了下去，这对由明到清的经济生活还是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
事实上，整个万历新政最遗憾的地方，我觉得就在一条鞭法上。
从万历新政的全局来看，我个人觉得张居正的整体思路，是以推行以清丈田亩和推行一条鞭法的经济改革为中心的，另外，再以稳定北部边防和实施考成法为两个基本点。
应该说，在两个基本点上，张居正以雷霆手段辅以缜密的布局，当时就取得了明显的成功。但在一条鞭法这个中心上，却有着刚进入全面推行阶段就遭遇了“人亡政息”的巨大遗憾。
我常想，张居正花费了将近九年的时间来准备，却只有一年的时间来推行。要是老天爷再给他二十年，哪怕就十年，让考成法配合一条鞭法全面、深入的实行开，那样的大明王朝又会是什么样的呢？
可惜，历史不能假如，真正的强者也不相信历史的假如。张居正不也说了吗？该做的事儿，要趁自己活着，“务为一了百当”。（《张太岳集 书牍十二 答山东巡抚何来山》）所以凭着这股实践精神，他居然去修长城了，而且一修还修了两条。
张居正到底修了两条什么样的长城呢？
请看下集：《大明万里长城》
第十八讲 大明万里长城
上一讲我们说到张居正富国强兵，施行一条鞭法，使得国家财力大为增长。
从全局看，经济改革之所以能如此成功，是因为张居正有一个非常稳定的改革发展环境。国防上稳如磐石，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环境自然安定。反过来，经济改革的成功，国家财力的增长，又促进了国防力量的增强，这就进入了一种良性的循环。
这种良性循环的开始，应该说是得益于张居正修建了两条大明王朝的“万里长城”。
长城
一条万里长城是实的。
唐代王昌龄有首组诗叫《从军行》，其中有一句特别有名，叫“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这是说从古到今，边塞士卒哀怨的思乡之曲就没有唱完过，而那凄婉的秋月也一直照着这条古来寂寞的长城。
一般翻译这首诗，都只说秋月照着的是长城，那么我为什么说秋月照着的是一条古来寂寞的长城呢？
我是有根据的。
因为这首诗是《从军行》的第二首，紧接着第三首就说“关城榆叶早疏黄，日暮云沙古战场。”这个关城就是长城，说这地方是古战场，而且说“日暮云沙古战场”，那就透着一派荒芜的历史陈迹的味道。所以我才说，在诗人笔下，这是一条古来寂寞的长城。
别看唐代的诗人动不动就描写长城下的烽火岁月，可事实上唐代的长城基本上已经开始荒芜了。因为唐代跟西域和北方的少数民族的关系向来不错，所以整个唐代基本上没有修葺过秦汉以来的长城。到了宋代，更不用说了，两宋积弱，弱到连长城都修不起来。到了南宋，偏安一隅，想修也够不着了。所以到了明代的时候，自朱元璋起，才花大力气重修万里长城。
这个重修可不是修修补补，而是完整意义上的“重修”——重新修一条。
而且这一修就修了将近三百年，主要的工程就是嘉靖到万历年间修筑的。尤其是张居正万历新政的这一段时间，戚继光、李成梁等边将在张居正的授意下，把从山海关到北京的这段长城修得气势宏伟，极尽壮观。
你现在去八达岭，看那绵延不尽的长城奇观，你要知道，你看到的不是秦长城，你看到的是明长城，是张居正执政期间修筑的明长城！而王昌龄诗里那些“高高秋月”照临下的古长城早已在明长城的不远处成为了一堆荒芜的残垣土丘。
张居正修的另外一条“长城”可比那条实的万里长城还要管用，还要实在。这条万里长城才是真正保障国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