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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叫孤独者的落寞，像张居正这样的孤独者，他要做的事儿，当时没有人能理解他，那个时代也不理解他，甚至他身后数百年的历史也不能完全理解他。
但没有这份面对孤独的勇气，又怎能成为真正的英雄呢？
只有真正的英雄，才是真正的孤独者！
铁三角
关于王大臣事件，《明史》、《国榷》等史书以及明人的一些笔记作品，基本上都列举各种各样的说法，认为张居正先开始与冯保勾结要一起陷害高拱，后来迫于舆论，才收手阻止冯保。
关于这一点，就和在扳倒高拱的斗争中说张居正与冯保勾结一样，这种观点和思路那是一脉相承的。
我们对于他们前面的“勾结”说已经详细辨析过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在这儿再次辨析这些典籍的主观臆断之处。反正《明通鉴》在总结王大臣事件时说，这事儿之后“举朝皆恶保”（《明通鉴》卷六六，万历元年六月），就是说大家因为这起王大臣事件都很讨厌冯保，并没有说“举朝皆恶保与居正”。要是张居正在这件事里既做了主谋又做了两面派，为什么“举朝皆恶”的时候单漏掉他呢？
张居正最关心的既不这起王大臣事件，也不是时人信口雌黄的评论，他最关心的是他的改革大局。而王大臣事件，让着眼全局的张居正对冯保的认识又更深了一大步。这种认识，主要在三个方面。
第一，这个冯保代表着内廷的政治势力，随时能对政局产生影响与冲击。控制不好这一派的政治力量，完全可能会对即将开展的万历新政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对张居正而言，若能控制得当，也就是和冯保结盟的话，则能合则两利；要是控制不好，也就是跟冯保斗起来，则可能分则两败，于万历新政则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所以，张居正此后的定下的一个方略就是——拉拢冯保。
第二，拉拢冯保并不是允许他可以胡作非为，拉打结合才是对付冯保这个人最好的工作方法。
我们前面分析过，冯保这人喜欢挑事，但政治眼光却高不到哪儿去。有一次他代表皇室去郊外祭陵，居然“传呼直入，北面拈香”（《明史卷二一0邹应龙传》），就是忘乎所以，走皇帝走的道，行皇帝才能行的礼仪。当时就有很多人弹劾他。他老是在这种小事上耀武扬威地出纰漏，说明他也确实没有多深的政治眼光。
张居正正是看透了他这一点，在像王大臣案这种影响朝政的事件上坚决要打击他的势头，而平常则捧着他、劝着他。
后来张居正的儿子张懋修整理张居正的文集，读到张居正当年很多写给冯保的信的时候就说：“今观其于豫藏文，惓惓勉以令名，固非阿私贿结者。”（《张太岳集序》）就是说张居正非常注重劝导冯保要保持一个好名声，太监也不乏美名留于史册的人，连太史公司马迁后来出狱后也做了中书令，这在汉武帝的时候就相当于明代司礼监掌印太监的位置。你冯保这么有才，这么有本事，为啥就不能做个好太监呢？太监也是人啊，是人，就应该留点好名声、留点正气在这个人世间。
这也可以看出来，张居正对于太监的认识也是很人性的。
因为张居正的既打又拉，冯保并没有因为王大臣事件跟张居正闹分裂，事后两个人在政治利益上还是紧密合作的。因为两个人的合作，再加上李太后对张居正的信任，万历初年的政局很快就稳定了下来。
张居正、李太后、冯保，也被称为是万历初年，政坛上的“铁三角”。
要知道，在几何图形里，三角形是最稳固的。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是，张居正对冯保既拉又打的底线是不能让他干预朝政。
张居正的想法是，你在内廷怎么嚣张我不管，哪怕你搞些贪污腐化我也睁只眼闭只眼，但你冯保想要干预外廷，也就是国家公务、朝政大事，那是绝对不行的。
对于张居正这条底线，冯保也是很清楚的。所以作为“铁三角”的一角，从万历新政的整个过程来看，他还是比较老实的。
也正因为冯保的老实与合作，张居正才真正能够没有后顾之忧地施展出他治国的雄才大略。
所以他虽然跟一个太监结成了政治同盟，对于这一点，张居正一生都认为这是值得的，而且他后来还曾自得地说过：“仆虽不肖，而入养君德，出理庶务，咸独秉虚公以运之，中贵人无敢有一毫阻挠。”（《张太岳集 书牍六 与南台长言中贵人不干外政》）这里的中贵人就是指以冯保为首的太监，就是说我主国政期间，明代积弊日久的宦官之祸从来没有发生过，不要说对于朝政“中贵人无敢有一毫阻挠”了，甚至还“中贵人无敢以一毫干预”（同上），连干预都没有过，更不用提阻挠和破坏了。
能有这样的成果，说明张居正这个“铁三角”的布局那是相当地成功了。
当然，有了稳固的“铁三角”，并不是说一切就大功告成了。改革要一步一步地走，工作要一步一步地做，要想推行万历新政，张居正遇到的第一个大难题就是官僚队伍的问题，通俗点说，就是人事的问题。
我们常说，人很简单，事也很简单，可人事就不简单了。
面对历来让人头痛的人事问题，张居正又会如何开刀呢？
请看下集：《治国用人之道》
第十四讲 治国用人之道
上一讲我们说到，张居正苦心经营，在他和李太后、冯保之间构建了一个权力的铁三角。而这个铁三角的核心，或者说重心，就是那个十岁的万历小皇帝。把握住了这个重心，也就算是把握住了这个最为稳固的三角形。
张居正作为小万历的老师，与小万历之间情同父子，已经算是牢牢地把握住了这个权力的铁三角。
但是，你若只是想做个严嵩那样的权臣或者奸相，把握住最高权力那基本上就可以一劳永逸、高枕无忧了；但你要想做一个诸葛亮那样的贤相、治国宰相，把握住最高权力只是万事开头的第一步而已。要治国的话，你就不能是个光杆儿司令；要做出治国的成就来，你也不能是个全能司令，也就是不能事无巨细全靠自己操心。
你得会用人！
人事问题大概是中国传统官僚制度中一个最根本、也是最关键的问题。
我总结了一下，发现张居正的用人艺术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
新人与旧人
第一，用新人，也用旧人。
我们常说“一朝天子一朝臣”，那意思通俗点儿说，也就是一个领导总有自己的一拨跟班儿，一拨亲信。尤其是这个领导如果还掌握着人事权的话，他的跟班儿、他的亲信也就会很快充斥各个重要岗位。
事实上，这也确实无可厚非，因为不论是国家机器，还是一个小小的单位，要运作，尤其是要流畅、高效的运作，就必须上下一条心。上令下达，那得非常通畅，就像中医里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一个机构的运行和我们的身体一样，得如臂使指，那才能得心应手。我们通常把得力的亲信叫什么？叫“左膀右臂”，要成事你要没几个“左膀右臂”怎么行呢？所以一个领导者难免会培养自己的亲信，重用自己的亲信。从客观的层面说，这也是工作的需要。
但问题是，这“左膀右臂”毕竟不像我们自己的胳膊和手这样简单。
这些“左膀右臂”再往下，他们还有自己的“左膀右臂”，这样延续下去，从中央到地方就会形成庞大的各种各样的利益团体，这些利益集团之间勾心斗角，于是就构成了官场上典型的拉帮结派的现象。于是，官场就成了角斗场，一个国家的资源、士大夫阶层的政治智慧往往就消耗在了这种无穷无尽的无聊争斗中。
我个人认为，当初北宋时期的王安石变法，之所以会失败，根子就在这儿。
王安石锐意变革，具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也就是哪怕天下人都反对，哪怕反对的声浪可以把我前进的身体淹没，也不可以把我前进的精神淹没。所以在取得了宋神宗的支持之后，王安石根本就不屑于调和各方面的矛盾，尤其是在用人上，司马光、苏轼这些人不是反对我变法嘛，我就另起炉灶，用我自己的人。于是他在人事上，大量起用新人，在官场上形成了一派，当时叫“新党”，和司马光领导的“旧党”、程颐程灏兄弟领导的“洛党”、苏东坡领导的“蜀党”相抗衡。
应该说，王安石的这个选择是极不明智的。这不仅造成了北宋历史上著名的文人党争，也让官场上的很多投机分子看到了机会。
后来，比如说像吕惠卿、章惇、蔡京这些原来并不突出的人，因为投王安石所好都成了新党的重要成员。在王安石的一手提拔下，他们都平步青云，后来都做做到了宰相的位置。这些人虽然平心而论也很有才，但往往人品都不咋的，因为喜欢政治投机嘛，当然也好不到哪儿去。
我们说有德又有才的人才那是上品，有德无才那可以算合格品，无德无才也还是次品，但有才却无德那就是毒品了。所以像章惇、蔡京，后来都成为宋代历史上有名的奸臣，祸国殃民，尤以为甚！
王安石用了这些人作为变法的骨干，既惹恼了旧党等政治力量，又为自己新党内部的纷争埋下了祸端，所以他的变法最后走向了失败也就可想而知了。
张居正饱读史书，我想他一定认真钻研过王安石变法的得失成败，所以他在人事问题尤其吸取了王安石的教训。
有趣的是，历史总是有些惊人的巧合。王安石变法得到的是宋神宗的支持，而张居正变法得到的则是明神宗的支持，万历帝死后的庙号就叫神宗皇帝；宋神宗的背后有个强势的高太后，而明神宗的背后则有个强势的李太后。王安石只知道搞好与神宗皇帝的关系，却不知道要搞好与高太后的关系，最后，正是因为高太后的强力反对，才导致了王安石被贬职，也最终导致了他变法的失败。
张居正不像王安石那么脑子一根筋。他既知道向上，首先要处理好与李太后的关系；向下，也得要处理好与官僚队伍中各集团的关系。这些，就集中表现在他的用人上。
因为高拱失势了，而高拱原来在官场上的势力庞大，很多官员可以算是高党成员，现在张居正上台了，而且民间还盛传是张居正连手冯保搞倒了高拱，这下，很多高派成员就开始惴惴不安了。“一朝天子一朝臣”嘛，大家都在想：张居正面对这些高派官员，会不会来个人事上的大清洗呢？
这里有个非常能说明问题的典型个案，个案的主人公是应天巡抚，也就是现在南京的地方长官张佳胤。
张佳胤也是明代有名的大才子，他是高拱的门生。因为高拱的关系，再加上张佳胤确实有才，很快，张佳胤就被提拔到了应天巡抚的位置。可才干了没多久，高拱就倒台了。
本来，张佳胤虽然算是高拱的门生，但自己行得正，也不怕影子歪。现在张居正上台了，自己也没什么好担心的。可刚巧就在这个新宰相刚上台没多久的节骨眼儿，出了件让张佳胤揪心的事儿。
什么事呢？
一件有关田产的民事诉讼案。
案子的主人公姓徐，叫徐什么倒无所谓，问题是他爹的名头比较响。他爹姓徐名阶字子升，正是高拱的仇人、张居正的恩师、退了休的前任内阁首辅徐阶。
徐阶自退休后，因为无权无势了，备受高拱的欺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