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逖簟＝涞鬯韭硌追馑镳┪槊睿吞�30顷，岁给谷5000斛，钱50万，绢500匹，绵500斤，孙皓便开始了亡国之君的屈辱生活。在吴将亡之前，孙皓曾给其舅何植一封信，承认：“现在国土不守。不守者，不是粮不足，城不固，乃是将士背战。将士背战，孤之罪也，并非天亡东吴，是孤所招也。”皓又给群臣书道：“我自即位以来，思虑失中，多所荒替，旁边有奸佞小人，残暴酷虐，朝廷有忠烈大臣，皆被杀害。我错暗不觉，倾覆社稷。”最后他哀叹道：“覆水不可收，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惟有投笔而已！”孙皓亡国之后，有何反思，史无明载，但即使悔悟也为时晚了！就这样，孙皓在洛阳过了将近4年苟安日子之后，终于病死，结束了一生。
第七卷 西晋
第四十二章 武帝司马炎
一、争当太子以柔治国
公元265年，在洛阳的一处宫殿里，新皇帝正以当年魏王曹丕接受汉献帝禅位几乎一样的口吻，语言接受着魏帝曹奂的禅让，这个新皇帝就是司马炎。至此，司马氏家族经过司马懿、司马昭和司马炎三代人的苦心经营，终于如愿以偿，成了中原大地名符其实的统治者。司马炎，这位晋王朝的开创者，也开始了他25年的皇帝生涯，死后被谥为武帝。
司马炎，字安世，是晋王司马昭的长子。按照封建时代立嫡以长的成规，他本该是当然的王位继承人，但司马昭似乎忽略了这位长子，而对另一个儿子司马攸更感兴趣。司马昭把司马攸过继给自己的哥哥司马师为子，并打算立之为世子，他每次见到司马攸，便拍着晋王的宝座对他说：“这是桃符（司马攸的小名）的座位。”宠爱之情溢于言表。正是在这种复杂的政治背景下，不甘寂寞的司马炎开始了他争夺王位的活动。
据史书记载，齐王司马攸为人清和平允、亲贤好施，喜爱古代典籍，并且雅好文章，是一位有着浓厚的艺术气质的儒雅之士，与司马攸相比，司马炎却似乎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家，他在气质上几乎完全秉承了父祖的天性，既有足以左右形势的谋略，同时也有着一付宽厚仁慈的外表，更何况还有着立嫡以长这一堂皇的箭牌，总之，政治家的天性加上客观上的优势，使得他在复杂的宫廷斗争中游刃有余，许多重臣也以历史上废嫡长引起祸乱的事例与司马昭抗争。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到晚年，司马昭不得不以强大的政治理智克服个人情感上的好恶，接受了大臣们的建议，立司马炎为世子，这样，司马炎才得以成为父业的继承人，并最终登上皇位。
司马炎接受禅位后心里并不轻松。他很清楚，虽然他登上皇帝的宝座，但危机仍然存在。从内部看，他的父祖为了给司马氏家族夺取皇位铺平道路，曾经对曹氏家族以及附属势力进行了残酷的屠杀，这件事所造成的阴影至今仍然横亘在人们的心中；从外部看，蜀汉虽平，孙吴仍在，虽说此时的东吴已不足以与西晋抗衡，但毕竟也是一个不小的威胁。内忧外患告诉司马炎，要想巩固获得的政权，进而完成吞并东吴，统一中国的大业，就首先要强固统治集团本身的凝聚力，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采取怀柔政策。为此司马炎在即位的第一年，即下诏使已成为陈留王的魏帝载天子旌旗，行魏正朔，郊祀天地礼乐制度皆如魏旧，上书不称臣。同时又赐安乐公刘禅子弟一人为驸马都尉。第二年又解除了对汉室的禁锢。这不但缓和了朝廷内患，尤其是消除了已成为司马氏家族统治对象的曹氏家族心理上的恐惧，而且还安定了蜀汉人心，进而为赢得吴人的好感，吞并东吴取得了主动权。
为了尽早地使国家从艰辛、动乱的环境中摆脱出来，为统一打下牢固的基础，无为与宽松成了西晋之初的立国精神，作为当时最有权威、同时也最具有号召力的人物，司马炎更力求在国家的大政方针中充分体现这一点。泰始四年（公元268年），他在所颁诏书中明确指出：“为永保我大晋的江山，现以无为之法作为统领万国的核心。”同年，又向郡国颁下五条诏书：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抚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对于类似的诏令，我们固然不能排除官样文章的因素，但也不能一味地看作浮词虚语，因为它的基本精神还是符合当时现实背景的，即针对曹魏后期苛刻的政治而言的。当年，曹魏王朝的奠基者曹操继东汉的动乱政治之后，为了安定人心，恢复国力，曾实行了比较宽松开放、节俭求实的建国方针，但到了曹丕，政治渐趋严厉，社会风气亦向腐败转化，魏武当年的风范已是昨日黄花，成了绝响。皇帝往往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不断把强大的物质重负转移到百姓的身上，而连绵的战乱，更使百姓于惨淡的生计之外，在心理上增添了一种恐惧与疲惫之感。在这种情况下，司马炎反其道而行之，提出无为而治的强国方略是适宜的。
二、攻灭吴国发展生产
正当司马炎励精图治、西晋的国威蒸蒸日上的时候，东吴却如日薄西山，处处表现出倾颓的趋势。吴王孙皓那乖戾、残忍、荒淫的天性在绝望的环境中更向病态发展，他无意中把东吴这辆气息奄奄的破烂马车，又向死亡驱进了一步。面对孙皓那顶用人血染红的皇冠，朝野人人自危，噤若寒蝉。在这种情势下，孙皓的昏庸也更衬托出司马炎的开明，处在痛苦与黑暗中的东吴人开始向西晋寻求寄托，一些将领率众倒戈，投降西晋。这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激发了晋人灭吴的欲望，于是，一时之间，灭吴成了朝野人士议论的话题。但司马炎也深知，东吴虽弱，却已立国几十年，是个不容忽视的对手，如果在策略上稍有失误，便会功败垂成。因此，虽然朝野的灭吴呼声日益增高，但司马炎始终未轻易许诺。一直到泰始六年（公元270年），他才派羊祜到晋吴交界地荆州进行灭吴的准备工作。
司马炎可谓慧眼独具，一下子就抓住了一个合适的人选。羊祜不但在人格和才略上都无可挑剔，更是一个卓有谋略的军事家。他少年时代就以清德名世，司马炎受禅后，羊祜即以佐命之功，进位中军将军。镇边后更谨慎从事，力尽职守，不负国望。他一方面立即占领要害之处和膏腴之地，使吴军在军事与物资上都处于捉襟见肘的境地；另一方面实行屯田，为日后的军事行动打下雄厚的物质基础。羊祜上任伊始，几乎军无现粮，可到他在任的最后一年，仓内已有10年的积蓄。在此基础上，他又采取了与传统的用兵之道“兵不厌诈”相反的策略，使用攻心战术，取得吴人的信任，使他们在心理上产生一种对晋的亲切感与对吴的疏离感。他每次与吴人交战，总要等到日出，从不作掩袭之举。有一次，晋军俘虏了吴人的两个孩子，羊祜不但不加以讯挞，还送他们回家与家人团聚，孩子的父亲因此很感激，不久举家降晋。东吴有一位将领叫邓香，在攻打夏口时被俘虏，羊祜亲解其缚，为了报答羊祜的不杀之恩，他也率部降晋。还有一次，羊祜带兵巡视边境，因军粮不足，便沿途以吴境成熟的庄稼充饥，但事后立即让士兵送绢给农田的主人作为偿价。羊祜的良苦用心没有白费，吴人开始改变了敌视晋的态度，甚至有人敬称他为羊公。此时与羊祜对峙的是东吴名将陆抗，他知道，微笑有时比千军万马更具有杀伤力，于是他也采取了与祜同样的态度。有一次，陆抗生病，羊祜送去药物，左右怕有毒，建议不要服用，陆抗说：“羊祜岂是害人之人。”然后毫不犹豫地服下。陆抗还告诉部下：“羊祜怀之以德，而我们却加之以暴，这是不战自败，现在我们只需保守边界，不要追求蝇头小利。”于是，边境日渐平安。但羊祜并没有满足于这一点，暗地悄悄地加紧灭吴的准备。可是，朝中权臣贾充等人却从中阻挠，使司马炎始终下不了灭吴的决心。时光飞逝，数度春秋后羊祜已进入暮年，虽然司马炎在各方面对他备加礼遇，但仍然慰藉不了他壮阔的情怀，当老友中书令张华去看望他时，他满怀忧虑地说：“吴国的政治太酷虐了，如果现在进攻，唾手可得。万一孙皓一死，吴人另立新主，即使我们有百万大军，也难以跨越长江天险。”他又嘱托张华：“我的愿望是否能实现就靠你了。”终于，这位灭吴的奠基者没能看到“一片降幡出石头”的一天，于咸宁四年（公元278年）含恨而逝。
羊祜临终之时推荐了另一位名将杜预接替了他的职务。这位风度儒雅的将军有书生的头脑，却无书生的弱点，能力不亚于他的前任羊祜。羊祜死后，他担任了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杜预没有辜负羊祜的期望，上任伊始，就表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他首先袭击了驻守在要害之地的吴军，并且大获全胜，吴将张政恐朝廷怪罪，将此事隐而不报。杜预深知张政是一个不易对付的敌手，决定借此事除掉他。杜预派人把战俘送还东吴，孙皓闻之大怒，调离了张政。就这样，杜预轻而易举地赶走了自己的劲敌。这时，担任训练水军重任的王濬已是70高龄的老人，他向朝廷上了一份情真意切的文表，表达他灭吴的心愿，与此同时，杜预也向司马炎请求伐吴之期，杜预的疏表送到的时候，司马炎正和张华下棋，张华没有忘记老友羊祜的嘱托，便推开棋盘，乘机鼓动：“陛下聪明神武，朝野又清平和乐，可谓国富兵强，而吴主荒淫暴虐，诛杀贤能。如果现在讨伐东吴，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在杜、王、张等人的敦促下，司马炎终于下定了灭吴的决心。
战事按照羊祜生前提出的方案进行：在灭吴的六路大军中，王濬率领的巴蜀水军是中坚力量。吴人为了阻挡晋军的进攻，也早有准备，他们在长江的险要之处，布下长长的铁链，又在江中埋下长丈余的铁锥，企图阻挡晋军的战舰。但这一情况早被羊祜预料到，所以在进攻之前，王濬就准备了大小竹排，并在上面放上披有盔甲的稻草人，使之前行，挟去江中的铁锥。他又制作了巨大的火炬，灌上麻油，放在船前，遇到铁链便点上火炬，使铁链熔为铁水。就这样，吴人自恃的长江天险，在王濬的计谋下化作了平地，晋军几乎兵不血刃，迅速攻下了夏口、武昌，直驱吴都建业（今南京）。但此时晋国内却出了麻烦。身为六军统帅的贾充想阻挠晋军伐吴，向司马炎上书：“现在正值春夏之交，吴地瘟疫流行，应该召回各路大军。并且要腰斩张华，以谢天下。”这一次，司马炎没有听信他的谗言，只是冷冷地说道：“伐吴是我的主张，张华只是赞同而已。”于是王濬的部队又继续前进。这时，另一路陆路大军在王浑的率领下也势如破竹，到了横江（今安徽和县）。在两路大军的夹攻下，建业城中的孙皓成了瓮中之鳖，他派游击将军张象带领水军抵抗。谁知张象根本没有抵抗之意，一出城便当了俘虏。在这种情况下，孙皓只得素车白马，肉袒而缚投降西晋，东吴的40多个郡，300多个县，230余万人口全部归入西晋的版图。东吴这个立国近60年，曾经雄踞江东的国家，终于断送在亡国之君孙皓的手中。
国家既已统一，外患又已消除，司马炎便把主要精力放到恢复经济、发展生产上来。由于东汉末年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