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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元年至万历十年（公元1573年～1582年），是万历朝最为靖昌的时期，当时“海内肃清，边境安全”，太仓的积粟可支用10年，国库的钱财多时达400余万。当然，这主要不能算是神宗的“治绩”，而是张居正励精图治的结果。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湖北）人。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张居正被遴选入阁。第二年，他便向穆宗上了一封《陈六事疏》，主张实行改革，提出“省议论”、“振纲纪”、“重诏令”、“覆名实”、“固邦本”、“饬武务”六大急务，深得穆宗嘉许。但可惜穆宗早逝，张居正当时又不是首辅，所以这些颇具见识而又切中时弊的主张暂时还得不到实行。直到万历初年，他以帝师和内阁首辅的地位，大权在握，才雷厉风行地付诸实施。
这场改革最先从政治上开始。张居正认为嘉靖、隆庆政局的混乱，症结在于吏治腐败。官员“因循敷衍”、“吏不恤民”等等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农民不断起义。所以，他力主整顿吏治。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张居正提出“考成法”。考察的标准是“惟以安静宜民者为最，其沿袭旧套虚心矫饰者，虽浮誉素隆，亦列下考”。为了增强政权机构的办事效率，还建立了办事考成的制度。各部门都立文册二本，一本送各科备注，凡执行的公事，一律记载立案，实行一件，注销一件；另一本则送内阁稽考，同时，各科、部、院之间也相互制约和监督，使各级官吏都不敢敷衍塞责。这项改革在当时可谓轰轰烈烈、朝野震动。吏治与办事效率有了明显改观，使中央政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为其他改革的推行，奠定了基础。
这其中首先就包括经济方面的改革。万历初年，国家财政已露崩溃之象，无论朝野都十分忧虑。张居正从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开始，一面主持裁减冗官冗费，另一面也开始控制皇室费用，减少开支。万历五年，张居正提议清查丈量全国各类土地，实现“开源”，增加生产。到万历九年，土地丈量完毕，共查实田地700多万顷，比弘治时多出300万顷。在此基础上，张居正吸取了早在嘉、隆年间就在一些地区施行的“一条鞭法”，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这个制度后来被称为我国赋税史上的一次大改革。它的基本内容有四点：（1）统一役法，并部分地“摊丁入地”，不再区别银差和力役，一律征银。（2）田赋及其他土贡方物一律征银。（3）以县为单位计算赋役数目。（4）赋役银由地方官直接征收。这次改革，对生产和货币经济的发展，都起了重要作用。
此外的重要改革，是整饬军备，加强边防。在蓟州一带，张居正继续重用著名抗倭将领戚继光镇守。使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长城一带的边防异常整肃，后人称戚继光镇守蓟州16年，“边备修饬，蓟州宴然”。在辽东，重用能征善战的大将李成梁任总兵官。万历二年十月，李成梁率部一举击溃为害边境的建州卫部落，斩女真都指挥王杲以下1100余人，取得了有名的“辽东大捷”。在北部的宣府、大同以及西至延绥、宁夏一带，任用王崇古为总督，对蒙古采取安抚睦邻政策。对军事上的这些改革、特别是选用将领，确保了明王朝边防的巩固。对此神宗也十分满意，他曾为此褒扬张居正说：“先生公忠为国，所用的人没有不当的。”
然而这种情况在万历十年后发生了变化。这一年六月，张居正去世。神宗得到消息最初是十分悲痛的。他特意下诏罢朝数日致哀，赠张居正上柱国的荣衔，赐谥文忠公，并命四品京卿、锦衣卫堂官、司礼太监等人护送归葬江陵。身后的恩礼如此隆重，在明朝历代的臣僚中，都是极罕见的。但是不久，万历的态度却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造成了说不尽的是非恩怨。
事情起因于太监冯保被逐。早些年，冯保曾将极受万历宠信的太监张诚赶出宫去。万历对此十分难过，所以就恨造成这一事端的冯保和张居正。张诚拜辞时，万历暗中交待他离宫后要留意探明冯、张二人的劣迹。冯保的威福自恣已是出了名的，就是张居正，人虽能干，政务上也很有建树，但却远未做到廉洁自好，他招权树党、收受贿赂，甚至侵吞国库资产等，也是有的。这一切，都被张诚探了个清清楚楚。张居正死后，张诚重新进宫，便尽其所知一一陈奏，同时，建议万历先由冯保开刀，将其逐出宫去。查没其财物。这次对冯保的查抄，万历得金银100余万、珠宝无数，结结实实地尝了次查抄的甜头。
冯保被抄后，神宗受更大贪欲的驱使，决心通过清算张居正，一方面树立自己的权威，达到总揽朝纲的目的；另一方面，也敛聚些钱财。这时，恰有陕西道御史杨四知上疏参奏张居正14条罪状，神宗立即批示说，朕这么信任、尊宠张居正，他却不思尽忠报国，借机谋私，有负朕的宠信，着令查处。万历十一年三月，神宗下令追夺张居正上柱国、太师荣衔，接着，又下令追夺文忠公谥，并革去其两子的官职。查抄钦差到达之前，先派人告知了荆州知府、江陵知县，将张家人口赶到空房子里看守。等到钦差到时，张家被锁的人饿死的已有10多口。查抄的结果，却只得黄金1万余两、白银十几万两，算不上什么巨富。钦差感到不好向交待，十分恼怒，便把张居正的长子、礼部主事张敬修抓来拷问，要他交待藏匿的全部财产。张敬修受不住皮肉之苦，信口说还有30多万两银子，分藏在别人家里，结果那些人家也受牵连被查抄。在这场查抄闹剧中，张敬修投缳自尽，张懋修两次自杀未遂，惨状令朝野惊悸。申时行、潘季驯等内阁和六部大臣上疏请求从宽处理，神宗才下诏留空宅1所、田10顷，赡养张居正的母亲。
至此，在经历了近两年的清算报复之后，神宗终于彻底拂去了张居正、冯保政治威势在他心理上投下的暗影，也控制了朝中大权，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皇帝。
二、沉溺酒色不理朝政
神宗洋洋自得地亲政了。照理，他应当珍惜自己以宫女之子而为帝王的机会，应当牢记自己儿时在母亲严教下的寒窗苦读，建功立业。然而他那种自小养成的懒散习性、从商人外祖父那里继承来的贪婪秉赋、以及狭隘的市井眼光，牢牢地束缚了他。他亲掌权柄后心里充满了狂喜，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财富，这么驯顺的臣民，都属于我了！作为真正的人主，该有一种与那挂名皇帝完全不同的生活。于是，在政局稍稍平定之后，他便着手恢复了被张居正革除的冗官冗费，一切对皇上、对政体有制约的戒律，统统废掉，他还亲自谋划自己的生活用度，以养帝王之尊。
醉梦一觉数十年。使这梦变得如此深沉的，不能不算上万历十一年晋居首辅的申时行。虽然在他离京后，终万历之朝的阁臣还有十五六人，但他却是继张居正之后，对神宗产生极大影响的最后一人。
申时行对神宗的最大影响，是教会了他如何偷懒。申时行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状元出身，为人为政十分聪明乖巧，又有侍历三朝的经验，很会揣摸神宗的心理。神宗亲政之初，言官因其奢侈铺张，抗劝之声满天下，扰得神宗非常头疼。他就常向申时行抱怨。申时行就趁机教他，说皇上就不会交奏疏“留中”吗？出示外廷，反而平添许多麻烦，不如扣下，上疏的人还以为您在考虑呢，自然也不会马上再闹事，岂不两全其美？神宗听后十分高兴，试了几次，果然没出什么乱子，又落得清净。此后奏疏多起来时，君臣二人又将这“留中”的方法做了改进，规定御史、给事中等言官，要各自管好本职事务，不得越科言事。如此奏疏自然少了许多，再加上“留中”，神宗所要处理的章奏也就十分有限了。空余时间多了，更可以纵情酒色。
神宗到了20岁亲政时，后宫已有美女数以千计，他日夜纵酒作乐，动辄大醉，醉后必怒，怒了则要胡乱打人，宫女、中官稍不留意，就要遭杖责，重的常被打死。他还逐渐学会了抽大烟，玩花鸟。
由于迷上了这些玩物，神宗渐渐觉得，光是章奏少了还不够，日讲、经筵和早朝这些追命的玩艺儿也该停了它才是。最初是试试探探地逃一天学，晚一点赴早朝，见也并没人敢把他怎样，逐渐干脆就常以“圣体违和”为由，辍日讲，免早朝。阁臣们有事，长时间不能面奏，很焦急，就央求他，哪怕是每月能临朝三四次也行。神宗听后感到十分可笑，他心想天下是朕的天下，朕都不急着治理，你们却急个什么？一切还是照旧。当时，有个叫雒于仁的言官，任职一年多了，只见过皇上三次，看到皇上的荒怠，甚感不安，于是上疏《酒色财气四箴》，力数神宗日夜饮酒、耽于女色、贪财好货、乱伐无辜等劣迹，希望神宗能明察猛省。神宗见到此疏，气恼得恨不能立毙雒于仁。他将此事告知申时行，一面为自己辩解，一面主张判雒于仁死罪。申时行以恐招致物议，劝说神宗令其归家为好。神宗怒气难消，立即将其削职为民。从此，神宗索性公然不理朝政，自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起不再临朝，大臣的章奏，他的批示、谕旨，全靠内监传达。甚至连郊祀等礼仪，也不亲自参加，而让别人恭代。直到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发生了“梃击案”，他才召见过一次群臣，满朝文武经过20余年，才极其幸运地得瞻天颜。而自那以后他直到死再也没上过朝。
神宗不理朝政，若仅仅说成是懒和好酒色，那也是不十分确切的。他是个商人气很重的皇帝，讲究盈亏补缺。过去没得到的，现在要加倍补偿；昨天被人管束的，今天偏要开它个口子。那骨子里，还是一股隐隐的报复情绪。向这个属于自己的天下，向这个天下的臣民报复，那时，不要说国家兴衰，民众生计，就是阁臣的选任、机关缺补、官员晋退等等，神宗都一概极少过问，这有点像商贩心理，于我又没什么实际利益，管它干什么呢？万历十一年后，中央和地方机构缺官日益增加，偏是明朝又有个规矩，官员年老了便可辞官，年轻的遇着点原因也可随时辞官，辞官时，只要按规定写一份报告，不管准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