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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瞻基渐渐长大了，果然聪颖过人，嗜书好学，深得成祖朱棣的喜爱。为了使孙子能成为自己所希望的明君，朱棣对瞻基的成长倾注了大量心血。他看到孙子长期生长在深宫，未接触外界，便想法让他知道稼穑之艰难，了解民情民风。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朱棣要从南京到北京巡视，特意带上瞻基同行，一路上让他体察民情风俗和农桑劳苦之事，告诉他太祖朱元璋开国创业的艰难，向他讲解古代兴亡得失的故事，要他引以为戒。并以此为主题，专门为瞻基编撰成《务本训》一书，要他不断学习，时刻牢记。永乐九年，13岁的朱瞻基被立为皇太孙。从此，朱棣不论是巡幸北京还是巡边讨伐，都把朱瞻基带在身边，随时教诲，或讲经论史，或授知兵法，或体察百姓疾苦，这为以后瞻基成为较为英明的封建帝王打下了基础。
永乐二十二年，随着父亲登上皇位，朱瞻基被立为太子。一年之后，他的父亲朱高炽病逝，他登基做了皇帝，是为宣宗。定年号为宣德。
像一般的皇帝一样，宣宗即位之初也宣布大赦天下。但他对获释的官员的去留把关甚严。因贪赃枉法而下狱虽可遇赦出狱，但一律要罢官为民。
在用人为政方面，宣宗既信任重用杨溥、杨荣、杨士奇、蹇义、夏原吉、黄淮等一班富有经验的老臣，又十分注意发现任用新的人才。即位的第三个月，他通知吏部，让在京的五品以上及御史、给事中，在外的布政、按察二司及府、州、县，举荐公正廉洁的人才。为了保证人才的质量，防止徇私，还规定，凡被举人犯法，举荐人连坐。由于宣宗注重吏治，善用人才，加上仁宗时较好的社会基础，这时的明王朝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史称为“仁宣之治”。但就在这时，一件宣宗最不愿发生的事发生了。
汉王朱高煦是宣宗的叔父。永乐时，为争夺太子地位，曾屡次谗陷朱高炽，后被朱棣贬至乐安（今山东广饶）。仁宗崩逝时，瞻基从南京前往北京奔丧，高煦曾准备在路上截击，然后自己篡位。因事情仓猝，未能得逞。宣宗即位的第二个月，高煦派人送来奏书，提出了利国安民的4条建议。宣宗看到奏书，十分高兴地对大臣们说：永乐时，皇祖常对皇考和我说此叔有异心，要防备他，然而皇考对他却极为仁厚。今天他所提的4件事，果然也是出于至诚，可见叔父旧心已改。于是，宣宗命有司按高煦所提建议施行，并复信表示感谢。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高煦派人进京贡献元宵花灯。这时，有人向宣宗报告说汉王是以献灯为名窥探朝中虚实。宣宗宽厚地表示要虚怀款待，不要猜疑。对于高煦提出的要求，宣宗也是有求必应。要骆驼，宣宗一次就给了他40峰，要马，又给了他120匹，索要袍服，也都如数满足。
然而，所有这一切，并没有感化高煦。这年八月，他还是扯起了反叛朝廷图谋皇位的大旗。
高煦先是秘密派人潜入北京，企图约英国公张辅为内应，被张辅擒获送交朝廷。之后高煦又约山东都指挥靳荣为攻占济南的内应，计划先取济南后取北京。当时恰在济南的御史李浚得知这些情况后，弃家舍口，更名换姓，星夜赶往北京报警。但他还未到，高煦就发难了。他致书宣宗，指责仁宗违犯洪武、永乐旧制，指斥宣宗也犯有诸多过错，斥责夏原吉等为奸佞之臣。同时，他还分别致书公侯大臣，挑拨君臣关系，造谣诋毁宣宗。
事已至此，宣宗别无选择，只有发兵平叛了。深夜，宣宗召集几位心腹大臣，屏退了左右，共商征讨大计。大学士杨荣提议宣宗亲自挂帅出征。他认为，高煦一定觉着宣宗刚刚登基不会亲临战场，如出其不意，以天威临之，必然会成功。这时，英国公张辅主动请战，说高煦一贯好虚张声势，内里其实很懦弱，只要有两万兵马就可擒获高煦。夏原吉则以朱棣举靖难之兵，建文帝只派李景隆征讨而最终失败提醒宣宗。并说他昨天见到有的将领一接到准备征战的命令就脸色惶惶，如真到了战场更可想而知了。因此，他建议兵贵神速，御驾亲征，先从气势上压倒对方。宣宗采纳了杨荣、夏原吉的意见，决定亲征乐安。
前锋薛禄抵达乐安，高煦约定第二天出战。这时，宣宗离乐安尚有近百里，得知这一消息后，他立即下令大军日夜兼行。文臣提醒宣宗要谨慎行事，武臣则怕林莽之间设有埋伏，劝他第二天再走。宣宗果断地说，“兵贵神速，我们如能抵城安营，他们就会像井中之虎。现在大军压境，他们这些乌合之众哪里还顾得上设伏。”他们赶了一夜，天明时终于到乐安，将城团团围住。
高煦见宣宗已将城围住，不敢出战，只在城内用火炮射击。将军请求宣宗下令攻城，宣宗没有答应，而是连着给高煦写了两封信劝降，仍不见回音，他又写了告高煦部下的谕示，命人用箭射到城中，城中守兵争相传看，一些人便欲擒执高煦，以图立功得赏。高煦见城外大军压境，城内军心不稳，知道大势已去，内心十分沮丧畏惧。他后悔自己低估了宣宗，感到实在已经走投无路，便决定缴械投降，以期得到宽恕。于是，他秘密派人到宣宗帐内，乞求宣宗宽假一天，以便他与妻儿诀别，并保证第二天出城伏法。宣宗答应了他的要求。
这天夜里，高煦将私造的兵器及秘议反叛的文书等尽数销毁。天亮后，高煦准备出城投降，他的属下王斌等竭力阻止，表示要决一死战，宁肯战死，也决不投降受辱。高煦只是反复地感叹说：“城太小了，城太小了。”王斌等一离开，他便悄悄换了装束潜出乐安城来见宣宗。宣宗没有答应群臣要求处死高煦的主张，只是把大臣们的这些劾章让高煦看了看，便让他召了几个儿子一道回北京。
宣宗不战而胜。他惩办了积极跟随高煦反叛的主要谋士和将领，而宽赦了大多数的协从者，改乐安州为武定州，留下薛禄和尚书张本镇抚，自己便带大军班师凯旋。
高煦被押解到北京后，即被废为庶人，生活予以优待，囚禁于西内，名曰逍遥城。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宣宗好意前去看望高煦，高煦却出其不意，用脚将宣宗勾倒在地。这一来宣宗恼羞成怒，当即命大力士找来一个300多斤重的大铜缸，将高煦扣入缸中。高煦自恃勇力，将缸顶起。宣宗又命人用木炭将铜缸埋起来，然后用火将高煦活活烧死了。
封为赵王的高燧在汉王高煦被平定后主动交出护卫兵力，更加小心。至此，宣宗的地位已无可动摇了。
二、整顿吏治体恤民生
朱元璋时吏治十分严明。到永乐末年，官场贪浊之风渐起，到仁宗洪熙年间，由于生产的发展和承平日久，官吏贪风日盛。宣宗深知吏治是否清明，事关朝廷兴衰。因此，他十分注意提拔任用正直而又有才干的新人，罢黜无所作为的庸吏，惩治贪官污吏。
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六月，宣宗登上皇城远望，忽然发现远远的有一个地方正在大兴土木，规模十分宏壮，便询问这是什么人在搞什么建筑，然而左右官员均吱吱唔唔不肯回答，再三追问，才知道是工部尚书吴中私自动用官厂的木料、石头，让人为他盖私宅。宣宗勃然大怒，立即命人将吴中关进了监狱。
这件事再次使得宣宗感到必须加强督察力量。杨士奇、杨荣向他推荐了通政史顾佐。顾佐曾任应天尹，为人刚正不阿，公廉有威，时人比作包公。宣宗听了二杨的介绍，当即拍板，擢升顾佐为右都御史。
顾佐受命之后，果然不负宣宗重托。他一到都察院，首先对院内所有御史进行考察，将20位不称职的贬谪到辽东为官，另有8个被降了职，3人被罢了官。同时举荐了40多位清正有为的人担任御史。朝纲为之一振，宣宗对顾佐大刀阔斧的行动也极为赞赏。
任用了顾佐之后，宣宗又擢任福建按察史邵玘为南京都御史。邵玘一丝不苟，奏请宣宗罢免了20多名不称职的御史。至此，北有顾佐，南有邵玘，南北呼应，贪吏佥息，纪纲肃然。
对贪官污吏，宣宗严厉惩罚，对碌碌无为、无才无识的庸官，他也毫不留情。内阁大学士张瑛、陈山原是宣宗做太子时的东宫旧臣，情谊颇深，然而宣宗执政后渐渐发现他们二人才疏学浅，在职位上无所创建，待他的这一看法从杨士奇等人那里也得到了验证之后，宣宗并不因为他们曾是自己的旧人而加以偏袒，而是将他们调离内阁。陈山被派去教授小太监，张瑛则贬到南京做礼部尚书。
在宣宗的大力倡导下，蹇义、夏原吉及“三杨”等大臣向宣宗举荐了大批清廉正直的官员出任府、州长官。这些人中有许多人成为明史上的循吏清官。像后世传名的况钟就是宣德五年由蹇义等人推荐任苏州知府的。当时，苏州的赋役负担在全国是最重的。贪官污吏便趁此机会营私舞弊。况钟到任后，第一次升堂办公，面对群吏拿来的一大堆公文，假装什么也不懂，左右请教，全部按照他们说的处理。群吏大喜过望，以为又碰上了一个糊涂知府。3天之后，况钟召来群吏，把3天前办的事重新搬了出来，告诉群吏哪件事应该办而他们却阻止，哪件事本不该办而他们却硬逼着他办，并历数他们的种种舞弊勾当，当场捶杀了几个为首的奸吏。同时，把那些贪虐庸懦之辈全部斥退。这件事不仅震动了苏州府，也传到了朝中。况钟得到了宣宗的信任，更得到了苏州百姓的拥戴。他的母亲去世了，按封建礼教他必须离职守孝3年，然而在百姓的强烈要求之下，宣宗只好让他戴孝留任。后来他任满迁任，又有两万多百姓请求巡按御史让他再任。宣宗再次答应了百姓的要求。由于宣宗起用了一些像况钟这样的官员，使得宣德年间的政治较为清明。
宣宗经常向朝臣们讲述历史上那些注意与民休养生息，从而带来太平盛世的皇帝的事迹。如西汉的文帝、景帝，隋朝的文帝，唐朝的李世民等等。他还特别注意汲取那些由于皇帝好大喜功，穷奢极欲，终臻祸乱丧国的历史教训。他曾把汉武帝和唐玄宗做了比较，认为，汉武帝虽然好大喜功，海内虚耗，但到了晚年尚能惩治前过。而唐玄宗初政之时有贞观之风，后来却贪名纵欲，终于酿成祸乱。这就是汉武帝比唐玄宗好的地方。为了避免由盛而衰，由治而乱，他经常把隋炀帝、唐玄宗作为自己的鉴戒。他总结出这样一条历史经验：国家兴盛，在于与民休养生息；国家衰弱，必由土木兵戈所致。
基于这样的认识，宣宗十分注意了解和关心民间的疾苦。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三月，宣宗在拜谒皇陵返回北京的途中行至昌平东郊，见路旁地里有几个农民在耕地，便带着几个官员来到地里，下马与农民交谈，亲问年景生活，并接过农民手中的犁推了3下说：“朕只推3下已不胜劳累，更何况常年累月这样劳作了。人们常说劳苦者莫如农家，果然如此。”于是他给农民每人赏钞60锭。之后凡路过的农家，皆如数赐钞。回到北京后，宣宗亲作一篇《耕夫记》，激勉自己与大臣。宣德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