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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青少年版)-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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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李秀成冲出天京的时间。李秀成的原话是:“初更之后,舍死领头冲锋,由九帅放倒城墙而出,君臣舍命冲出关来。”而曾国藩用墨笔把“初”字改为“四”字,把“初更”改为“四更”。初更是傍晚十九时至二十时之间,天刚黑,就被太平军冲出,曾国荃是要受处分的,而改到四更(第二天一时),就减轻了他的责任。

四是删改天朝十误之第十误。《李秀成自述》中总结了太平天国政治的十大失误,第十误原稿为“误立政无章”。曾国藩将这一条改为:“十、误不应专保天京,扯动各处兵马。”这样一改,不但夸大了曾国荃攻克天京的首功,又把李鸿章攻陷江苏和左宗棠攻陷浙江之功都解释为太平军把江、浙的军队调回保卫天京。



吴方在《传送思想的能量与局限——由曾国藩看历史的来龙去脉》中对曾国藩的复杂性有过精彩的分析:“以‘王霸杂术’持身、用人、施政、御军,曾国藩的成功主要在于他把握住了传统政治文化的精髓,有原则也有灵活性,亦即宗经而不舍权变。他有‘两手’、‘三手’而不是只有‘一手’”,“降及晚清,这种‘两手’式的格局(儒学法家化或者儒法合流一表一里),又由曾国藩来实践了一回。说他那理学姿态是假的也罢,情况确实坏到‘不假不成’的地步,因此曾国藩又可以说‘真诚的伪饰’。这大概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一种尴尬的真相。”

虽然后世史家揪出了曾国藩这么多“作伪”的证据,但是平心而论,我们不得不承认,曾国藩在晚清封疆大吏中仍然是对朝廷最忠诚的。除了极少数涉及其家族、兄弟及故旧利益之处外,在绝大多数时候,他对上对下,都贯彻了以诚相待、以拙胜巧的原则。在涉及国家根本利益的大事上,他一贯不计自身利害,以身报国。比如在处理天津教案过程中,他为了国家利益,就不惜负起“卖国”罪名,甘当“替罪羊”,使自己多年英名,毁于一旦。以至李鸿章在当年八月二十一日信中说:“吾师莅津后,章疏皆系老实话,每为人所挟持,此鸿章所不敢出者。”

曾国藩虽然掌握了官场生存的秘密,有时也使用权诈手段,但内心操守却依然分明,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从不含糊。所以他晚年在官场,并不特别得心应手。他晚年在给诸弟的家信中说:“余两次在京不善应酬,为群公所白眼,加以天津教案物议沸腾,以后大事小事部中皆有意吹求,微言讽刺。……以是余心绪忧悒。”

最能表现曾国藩晚年风骨的是这样一件事。

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后,醇亲王奕托曾国藩的好友朱学勤转来一封信,信中对曾国藩大加恭维,意图结好。醇亲王乃是恭亲王奕之亲弟,同治帝之亲叔,慈禧的亲妹夫,与慈禧关系极为亲密。长期以来,他一直欲与奕一争高下,所以主动拉拢曾国藩,以增强自己的政治实力。一般人对这样的核心亲贵,主动奉迎唯恐不及,曾国藩却没有给他复信,仅在给朱学勤的信中解释说:“醇邸慎所许可,乃独垂青于鄙人,感惭无已。敝处函牍稀少,未便于醇邸忽改常度。”也就是说,醇亲王对我如此垂青,我十分感动。但是我一向少与人通信,也不便因为醇亲王就一改常度。竣拒之意显然。

奕不甘罢休,同治九年春又托曾国藩的另一好友黄倬转寄诗文,希望曾国藩应和。曾国藩仍然没有回信,而是在给黄倬的信中解释说:

醇邸于敝处折节下交,拳拳挚爱,极为心感。兹承转寄见赠之作,诗笔既工,用意尤厚。惟奖许过当,非所敢承。理宜奉笺致谢,缘弟处向来书札稀少,朝端贵近诸公多不通问,未便于醇邸特致私爱,致启他嫌。素不工诗,亦未能遽成和章。稍暇当勉成一首奉呈,以答盛意,聊申谢悃。晤时尚望先为代达鄙意,至荷,至荷。

又一次给了奕一个不折不扣的难堪。

除了对奕之才略用心不甚感冒之外,曾国藩如此风骨凛然,主要是从“避内外交通之嫌”这个中国政治大原则出发。历代王朝皆严禁亲王与外藩之间私下交通,因为这是扰乱专制政治秩序的举动。曾国藩基于王朝根本利益,维护了这个政治原则,却深深得罪了醇亲王。所以在天津教案之后,他及他的派系对曾国藩之攻击不遗余力。

曾国藩早年是一个典型的愤青。单线思维、唯我《;文;》独革、愤世《;人;》嫉俗、矫激《;书;》傲岸。做起《;屋;》事来手段单一、风格强硬、纯刚至猛、一往无前。因此处处碰壁,动辄得咎。中年以后,曾国藩终于在与世界的战斗中变得圆融了。然而这种圆融不是他本性中所有,是靠不屈不挠的精神从一次又一次跌倒中悟出来的,是从质朴方刚中生发来的。这是曾国藩和别人的不同之处,所以他的圆融是从质朴刚正为基础的,和世俗的油滑机智境界力量不可同日而语。历经千折百磨之后,曾国藩的初心并无任何变化。他的志向仍然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不再认为通过雷霆手段,能迅速达到目的。然而他还是相信通过浸润之功,日将月就,还是会实现这个理想。他说:“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也就是说,整个社会风气,可以由一两个有权有位有德之人提倡,就可以由上而下,由此及彼,带动天下人皆向义向善。“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

他的计划是从自己做起,浸润周围,培养出一批正人君子,占据要津,通过这些人逐渐影响整个社会风气,实现社会的良性发展。他在给胡林翼的信上说:“默察天下大局,万难挽回,待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因此曾国藩在做官的同时,还花了大量时间精力用来育人,对自己的属下亲信进行道德学问方面的培养,用心之深,用力之勤,以中国历史上无人可比。



曾国藩晚年的秘书赵烈文说过一句话:

(曾国藩)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

也就是说,曾国藩虽然以平定洪杨永载史册,然而他的一生,与农民军作战所花费精力不过十分之三四,而与官场作战所花费的精力却是十分之五六。

这话说得沉痛而又深刻。这是任何一个想在中国做事的人不得不付出的惨烈代价。

许多方正之士被中国社会的“特色”磨得一事无成。曾国藩却没有被挫折打垮,他在与世界的一次次冲突中斩关夺隘,终于伸缩如意,本领大长。

第三章 曾国藩的执“迷”与觉悟

有人说,曾国藩是一位相面大师,甚至有一本流传甚广的相面书《冰鉴》伪托曾国藩之名,卖得很好。

那么,曾国藩是不是一个迷信的人呢?如果是,他为什么会迷信呢?

第一节 执“迷”不悔



曾国藩留下的部分文字,似乎可以证明他是一个无神论者。

他说过:“余生平不信鬼神怪异之说。”

他在家书中谈及风水时说:“我平日最不信风水。”

他还曾表示不信八字算命之术:“八字以理推之,当不可信。若果可信,则天下每年只生得四千三百二十人矣。”

但是更多的文字和记载,却证明他是一个相当“迷信”的人。



居京期间,曾国藩对风水曾经“姑妄信之”。

京官生涯中的曾国藩一方面精研理学,另一方面也热心功名。为求官运亨通,对官场中一些陋风庸习也亦步亦趋。道光二十二年,他的跟班陈升在口角之后一怒辞职。五天以后,朋友给他介绍了周某做跟班,曾国藩考查收用后,马上将此人改名为“周升”。直到咸丰八年,曾国藩日记中提及的五个仆人,还分别叫作“韩升”、“王福”、“何得”、“曾盛”、“曹荣”。可见他图吉利讲忌讳,与绝大多数官僚一般无二。

曾国藩在京官生涯中曾多次搬家,阅读这一阶段日记,我们发现找房子这个事儿耗费了他许多的时间和精力。有几次搬家是因为官越做越大,越来越讲究体面排场;而风水吉凶方面的考虑则是另几次搬家的重要原因。因为据说阳宅风水与官运息息相关。

道光二十年,进京不久的曾国藩想租一套大一些的房子,因此“至琉璃街看房子”。看好了一处院子后,却听人说这个屋子里死过人:“此屋曾经住狄老辈之夫人王恭人,在此屋殉节。”虽然殉节乃是儒学伦理中的光荣之事,曾国藩却因此打消了租这套房子的念头。他在日记中说,“京城住房者多求吉利,恭人殉节,当时究非门庭之幸。”

道光二十一年七月,朋友王继贤(翰城)到曾国藩所住的棉花六条胡同拜访。王继贤是曾国藩的湖南老乡,也是朋友圈中著名的“风水大师”。王氏一进曾宅,就连说此地风水不好,“谓余现所居棉花胡同房子冬间不可居住”,曾国藩因为“翰城善风水,言之成理,不免为所动摇”,问他怎么办。王氏掐算了一会儿,说八九两月不利搬家,因此必须于当月搬家。曾国藩因此心急火燎,坐卧不安,放下手中事务,数日东奔西走找房子:“找房屋甚急,而讫无当意者,心则行坐不定。”最后,经“邀同翰城走绳匠胡同看风水”,终于选定了一处风水上佳的新住所,才安下心来。

风水之说宋代以后大兴于民间社会。曾国藩生活的时代,普通人举凡建房、装修、构园、搬家、迁坟、嫁娶,与土地相关诸事,无不需要求助于风水理论。风水先生因此也成了热门职业,为了寻找一块发家葬地,许多人家不惜让尸亲久厝,倾家荡产。生活在这样的氛围之中,对官位升迁又如此热衷,曾国藩对于住宅风水自然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不过,曾国藩京官期间穷心竭力精研理学,发誓“学做圣人”,并没有多少余力研究风水。另外,他的祖父星冈公(曾玉屏)虽然识字不多,却颇有些高明的见识。曾国藩终生敬仰这位颇有主见的祖父。这位老人在村子里以“三不信”闻名:不信和尚、道士、巫师,不信风水先生,不信大夫。想必他一生惯见僧道、风水、庸医的骗人把戏,故以“三不信”授子孙。他“平日最恶人子欲求吉地久暴亲柩”。因为星冈公的影响,也因为对风水吉凶之验并无亲身体验,所以这一阶段他对风水的态度是实用主义的,谈不上笃信。直到风水对他家的家运产生“影响”了,他才一度转而真正相信了风水。



许多人对“超自然力量”的迷信,都是源于自身经验。祖母之丧,使曾国藩对风水的态度发生了很大转变。

道光二十六年九月,曾国藩的祖母王太夫人以八十余岁高龄去世。对于祖母的葬地,曾家发生了激烈争论。祖父星冈公执意将老妻葬于自己很喜欢的木斗冲,而其他人认为木斗冲地方狭隘,且风水不佳,都不赞同。弟弟们还特意写信到京,让曾国藩劝说祖父。

曾国藩也不赞成祖父的主张。他知道祖父不信风水,因此另选角度来进行劝说。他说自己身为翰林,祖母也得以荣封,因此选择坟地必须“面前宏敞”,有足够的地方树立牌坊,而“木斗冲规模隘小,离河太近,无立牌坊及神道碑之地,是以孙不甚放心。意欲从容另寻一地,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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