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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家一家都勤奋刻苦，节俭异常。院里屋外，永远收拾得干干净净，几块菜地，侍候得无微不至。全家上下都有一种奋斗向上的心气。
至于曾国藩姥姥家，境况远不如曾家。曾国藩母亲江氏本也算出身殷实人家。但她父亲“轻财好义”，大手大脚，不善持家，“家遂中落”。到曾国藩长大之后，他的舅舅一辈多落到下中农甚至贫农水平。
湘乡曾氏明清两朝五百年来没有出过一个秀才。祖父曾玉屏下决心供孩子读书。儿子花了几十年没读出去，人到中年才勉强中了个秀才。他转而又把希望寄托在孙子身上，特别是最聪明的大孙子曾国藩。
道光十八年春，二十七岁的曾国藩成为湘乡曾氏数百年来的首名进士。
自捷报传到白杨坪那一刻起，湘乡曾家的居家气象立刻变了。上等的木器家具运进了原本简陋的农居，祖父曾玉屏和父亲曾麟书出门应酬时也坐上了轿子。曾家日常生活虽然不常大鱼大肉，但宴客时已经能上“海菜”了。
这就是所谓的“鲤鱼一跃过龙门”。
是什么使曾家一下子翻天覆地呢？虽然中了进士，步入仕途，但并不是马上就有大笔收入。而且，清代的翰林官员工资十分低微。那么，曾家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呢？
当然是借来的。曾国藩成为京官，直接效益也就是工资十分有限，但“边际效应”却相当大。一个人一旦入仕，就成了一支极具投资价值的潜力股。新科进士翰林公，前途实在不可限量。混得最不济也是个知县，混得好的，部堂总督大学士，也都在意料之中。所以捷报传出，前来攀附者立刻络绎不绝。在曾国藩点翰林之前，曾家尽力巴结，也没认识几个衙门里的胥吏。点了翰林之后，湘乡县令马上坐着八抬大轿，前来曾家拜访，和曾国藩称兄道弟，把手言欢。曾麟书被知府和知县尊称为“老太爷”，内心得意非常。
正如《儒林外史》所描写的，范进在未中举前，借碗米都借不到，中举当天，他岳父就拿着数千钱赶来，邻居们也送米的送米，送肉的送肉，让他顺利地打发了报喜的“报子”。在那之后，更“有许多人来奉承他：有送田产的、有人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环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
二
道光二十年正月二十八日，曾国藩到达北京，授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他官运极顺，在道光二十三年又因翰林考试成绩突出，连升四级，由从七品授任从五品的翰林院侍讲。
虽然仕途如此顺利，但曾国藩翰林生涯的经济状况始终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窘”。借贷和哭穷一直是他在翰林院中经济生活的主旋律。有两个证据可以很好地说明他的窘迫情状。
一个是在道光二十二年，身为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与仆人陈升发生了一场冲突。因为穷困拮据而脾气又大，曾国藩早已被陈升看不起。在这场口角冲突后，陈升卷铺盖另寻高枝去了。这件事使曾国藩颇受刺激，还写下了一道《傲奴》诗：
……胸中无学手无钱，平生意气自许颇，谁知傲奴乃过我！
另一件证据更有说服力。
曾国藩为人重于感情，对亲戚关系十分重视，稍有余力，必加周济。道光十九年十月曾国藩进京为官前，曾专门去看望几位母舅。当时他的大舅已年过花甲，却“陶穴而居，种菜而食”，过着半野人的生活。曾国藩不觉“为恻然者久之”。他的二舅江永燕送他走时，向他预约工作说：“外甥做外官，则阿舅来作烧火夫也。”而南五舅一直把他送到长沙，临别握着曾国藩的手说：“明年我亲自送外甥媳妇（曾国藩的妻子）去北京。”那意思是到北京跟曾国藩享两天福。曾国藩说：“京城苦，舅勿来。”南五舅说：“好吧，但是我早晚得找到你当官的地方待两天。”说话间已经泣下。
曾国藩进京为官，使得所有亲戚对他寄予厚望，认为天子脚下的翰林公只要稍一援手，就能使他们的生活天翻地覆。然而，曾国藩当官已经好几年，却没有余力周济他们。五年后江永燕贫病而死，没沾到外甥一点光。大舅也依然没有房住，南五舅也没能到北京享福。
翰林为国家储才之地，地位清要，然而经济待遇却特别低下，以至于被人称为“穷翰林”。解剖曾国藩这个典型，我们对清代京官俸禄之薄可以有一个具体的了解。翰林院检讨等职，其地位略似今天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处级以上各级研究员，成天与皇帝和高级大臣打交道，经常出席各种重大典礼，面子上十分风光。然而与此相对照的是，翰林们的经济待遇却特别低下。在清代俸禄体系中，曾国藩这样的七品京官年俸四十五两。乾隆体恤京官不容易，规定从乾隆元年起，京员例支双俸，也就是开双份工资。加上四十五两“双俸”，不过为九十两。此外还有四十五斛（二十二点五石）“禄米”。这就是他的全部收入来源。以一石粮食值一两五钱四分银子计算，数项相加，不过一百二十四两六钱五分。换成人民币，不过两万四千多元。以这点工资，养活今天的一个京漂尚且困难，何况一个拖家带口的京官。
清代京官之穷，今人实难想象。有记载清代京官有人穷到“不能举火”。清李慈铭记载他一个做京官的族弟“屋宇倚漏，人有菜色”。清人笔记中，有翰林曾作诗这样描述自己的悲惨生活：“先裁车马后裁人，裁到师门二两银（师门三节两生日，例馈贺仪银二两）。惟有两餐裁不得，一回典当一伤神。”更为传神的是这样一条谚语：“京谚有云，上街有三厌物，步其后有急事无不误者：一妇人，一骆驼，一翰林也。”因为穷翰林买不起车，只能走路上班，偏偏还要摆架子迈八字步堵住人行道，令后面有事的人心急如焚，有苦难言。
曾国藩进京为官前，他那富有远见的老祖父就对家里人说：“宽一虽点翰林，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可靠他吃饭。”这句话一方面说明老人深明大义，不愿以家累拖累曾国藩仕途上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说明翰林之穷是全社会都知道的事实。
三
那么翰林曾国藩的生活质量如何，一年的支出又需要多少呢？让我们从衣食住行几项来观察一下曾国藩的支出情况。因为《湘乡曾氏文献》中存有辛丑年（道光二十一年）完整账簿，所以我们以道光二十一年为观察重点。
曾国藩在京期间的一个主要支出项目为房租。身为朝廷命官，住宅须配得上官制威仪，因此自然不能蜗居斗室，或者和那些卖大白菜的做豆腐的挤在一个大杂院里。所以京官们虽然穷困潦倒，却多租住大宅，讲求宽敞气派。稍晚于曾国藩的李慈铭在京官期间，租居位保安寺街故闽浙总督旧邸，有屋二十余楹，有轩有圃，花木葱郁。这是当时京官的常态。
道光二十一年八月，曾国藩搬到绳匠胡同，房十八间。曾国藩在八月十七日家书中说，“屋甚好，共十八间，每月房租京钱二十千文”。如此算来，则一年房租就要一百六十两银子，用去全部薪水还不够。总计道光二十一年房租和搬家装修费用，共花去白银七十五两三钱三分。
另一项最重大的花费就是社交应酬。京官的工作很清闲，他们的主要生活内容，就是日日聚宴，因为这是他们建立人际网络的最重要方式。每天晚上，北京著名的馆子门口，停的都是官员们的车马。清人张宸的《平圃遗稿》说，京官聚宴习以为常，“若不赴席、不宴客，即不列于人数”。也就是说，别人请客你不能不去，别人请客你也不能不回请，否则你就不是圈子里的人。清人李慈铭的日记中载，自己一年支付各个酒店的饭钱就达百余两，而据他自己说，因为不喜交往，他的朋友圈子并不算大。
曾国藩生性喜交游，我们根据《湘乡曾氏文献》中道光二十一年的数据，对曾国藩这一年社交花费进行一个不完全的统计：
正月，团拜分赀二千文。黄矩卿赀分二千五百文。
二月，某友祖母去世，奠份一千文。
三月，吴子宾处寿礼一两。湖广会馆公请乔见斋，分赀二千五百文。请吴世伯朱世兄，分赀一千文。
四月，穆中堂、卓中堂两处祝敬，各一两八钱八厘。致其它处节敬、寿敬、门包共十一两九钱四分。某朋友寿分一千文，朱世兄嫁妹随礼及送卓中堂寿屏共二千四百文。
……
合计这一年曾国藩人情来往花费七十九两一钱六分。这其中并不包括自己单独请客吃饭的花费。这类花费在曾氏账本中随处可见，比如：
二月，东麟堂请客八千文。三月，东麟堂请客十千文，便宜坊差役五百文。四月，付东麟堂十六两七钱七分。七月十二日，付厨子二千五百文，准备十三日在家请客。十月，请客预付菜钱一千文。
仅以上数项，就合计白银三十一两四钱四分。
算上请客吃饭，社交开支当年至少一百一十两六钱。
第三项较大的花销是买衣服。
曾国藩家书之中多次提及衣服。晚年他说自己“忝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多次要求子女“衣服不可多制，尤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由此引出后世的种种渲染，比如说他最好的衣服是一件天青缎马褂，只在新年和重大庆典时才拿出来用，平素便放在衣橱里，因此用了三十年依然犹如新衣云云。
其实翰林们经常需要出入宫廷，衣服必须体面，方符国家体制。曾国藩为人固然节俭，但是在官派威仪上却绝不含糊，因为穿得体面，代表的是对上司、对官场规则的尊重。道光二十九年，曾国藩在写给弟弟们的信中说：
我仕宦十余年，现在京寓所有惟书籍、衣服二者。衣服则当差者必不可少，书籍则我生平嗜好在此，是以二物略多。将来我罢官归家，我夫妻所有之衣服，则与五兄弟拈阄均分。
确实，入都为官后，曾国藩的个人财物中最值钱者就是衣服了。《湘乡曾氏文献》中有一篇账单，记载他入京之初拥有的部分衣服：
芝麻纱袍套一付，线绉绵袍褂一付，宁绸单袍线纵套一付，呢袍褂一付，湖绉棉袍一件，大呢皮马褂一件，湖绉皮军机马褂一件，珍珠小毛袍褂一付，羊皮海虎绸袍一件，大呢绵马褂一件，皮圆袍一件，紫毛褂一件，沉香茧袍一件，灰鼠袍褂一付……
衣服档次较入京前明显上升一大级。
仅帽子一项他就有大毛冬帽，小毛冬帽，大呢风帽，小毛小帽，皮风帽等十一顶。这些衣服的购置都不便宜，通常在数两至数十两银子之间。
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所添置衣服不多。因为上一年刚入都时已经基本置齐。在辛丑年用银数和用钱票数这两本账簿中，这一年这方面花费二十八两二钱七分。
而在以后，随着官职上升，曾国藩又陆续大量添置衣服。特别是道光二十三年，曾国藩赴四川主持乡试，将所带的衣服列成单据，更可以让我们领略前清官员的排场。我们仅看其第一号衣箱的内容：
湖绉棉军机坎一件。
宝兰线绉羊皮一裹圆一件。
蓝宁狐皮一裹圆袍一件。
灰宁羊皮一裹圆袍一件。
兰宁织绒一裹圆棉袍一件。
天青缎珠毛马褂一件。
荷包四十八个（共十包）。
（宝兰）线绉缺衿圆袍一件。
玉色湖绉一裹圆棉袍一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