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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皮自白-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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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我脱衣服检查,并把我皮鞋上的带子,扎裤子的皮带都留下了。我明白了,这是看守所。昨天想到长春住什么招待所都成泡影,现在我是一个犯人了。

我住的这个屋子是洋灰地,地下有个大窟窿。我往下一看,发现里面有一团被服线,我拿出来一条,有一丈多长,有用,保留起来,我把被服线偷偷放在饭包里了。

过了不久,尚传道、岳希文、王焕斌和我搬到了小红楼。我被指定住一个小屋子,屋里放着一个木架子,上边有个草垫子,日本人叫“他她蜜”,是我的床。我往四周一看,墙上有个小洞,我赶紧把藏在裤兜的被服线取出来,塞进了这个小洞。

起床,睡觉没人管,第二天早上到吃饭的时候才起来。不洗脸,也不洗手,下床就盛饭,是很稀的高粱米粥。汤多米少,一碗豆腐渣吃不饱。我看王焕斌他们也吃这样的饭。他们吃饭时都要求盛饭的战士:“给我一点干的。”战士回答:“都一样,没有干的。”

一天午后,我正躺在床上睡觉,突然进来一个挎手枪的战士,他叫我起床。我随他出了小红楼,过了办公大楼,进了局长室。写字台后面坐着一个40岁的干部,脸有些苍白,他示意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这个人很沉稳,看了看我,问:“你叫关梦龄吗?”

“是的。”

“从吉林到这多少天了?”

“12日到的,有半个月了。”

这位是什么人?我要明白一下,不然说话不方便。与中级干部谈话是一种方式,与高级干部谈话又是一种方式。

“我可以知道您的职务吗?”

“我是公安局的秘书长,今天我代表局方与你谈话。”

“那好极了,我一定好好回答。”

“咱们这不是审讯,随便谈谈。”

没有题目,他问了许多特务内幕,又把宽大政策给我讲了一下,说着随手从抽屉里拿出来一本旧的文件,他打开之后,对我说:“这是我们学习的文件,你看……”

我走过去,他用手指着划了红道的词句对我说:“这就是对待反革命分子宽大政策的具体实施……”我按着他的手指一行一行的往下看去,后面还有对叛徒的宽大,凡是有悔改的表现,均不处死。无论什么犯人,一律不准用刑讯、逼供、拷打等。

“我们的这些政策从上而下,任何人都要遵守的,不准任何人违犯。因此你要相信宽大政策,好好坦白。坦白从宽,否则就不好办了。”谈到在吉林的情形,他说:“我看到你填的表,‘以特反特’,这是你的看法,我们人民就可以反特,不用‘以特反特’。不过你有这种心情还是好的。听说你在吉林协助政府‘找’了不少人,这种表现在长春还要发扬。”

接着他又问戴笠的一些情况,我说了许多,最后我说:“将来有时间,我把戴笠的事写一本小册子。”

谈话结束时他鼓励我好好争取,告诉我:“你在长春的罪很大,只要能积极争取,罪大并不妨碍你前进。好吧,以后有事找李副科长谈,找我谈话也可以。”

他告诉勤务员把我送到李副科长处,我随之出来了。我问勤务员这个秘书长姓什么?他告诉我:“姓龚。”

回到小红楼监房,感到同龚秘书长谈话很痛快,对宽大政策有了一点底儿。人在失意或在倒霉的时候,有人对他说句同情的话,关照的话,都是雪里送炭。当一个人成了犯人,有人对他和蔼一些,客气一些,他都受之有愧,感到特别的温暖而备受感动。

我要求看守所给我买纸烟、花生米、咸菜,下午都买来了。是那位张看守长亲自送来的。这位看守长老是板着面孔,从没有一点笑容。他对犯人毫不客气,犯人都怕他。他把东西往屋里一放,一句话不说就走,什么“辛苦了,谢谢。”这套话他听都不听。以后我也不说这些客套话了。

与看守的战士在夜里聊天。他们知道我们这几个住单人号的是职位比较高的,因此他们对我们比较客气。我问他每天吃什么?

“也是高粱米粥。长春一解放,老百姓都没有吃的,为了救济难民,粮食不够吃。我们也吃稀的,与你们一样。”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呀!不仅仅是犯人喝稀米汤,军队也是如此!这可与国民党的军队不同,八路军这样做可以说是与人民共甘苦。既然如此,我喝米汤也是应该的。

一天上午,我发现窗前有一个纸条子被风吹得飘荡起来,这个纸条子上有“小心……”字样,我一想,大概是我案情重要,因此在我这屋的窗子前面贴着“小心看守”,以提醒看守对我注意,以免逃跑或发生意外。我趁着看守不在问隔壁的左炎:“你窗前有纸条没有?”

“没有,屋里看不见,窗户前面不准去。”他不知道什么意思,我把情况告诉了他。他想了半天,安慰道:“告诉看守注意你,并非是坏事,你不要过分的瞎想。”接着他又告诉我长春警察局局长袁家佩也来了,“你见到没有?也在这个楼上住。你知道不知道,他的小老婆周小姐是八路的地工人员。在解放前五天,袁家佩亲自送她出卡哨,说是去沈阳。到了卡哨,卡哨长韩伯敏不准他的汽车出去,听说后来给你打了电话,你叫韩伯敏放他的汽车出去。周小姐一出卡哨就回到了解放区。五天以后长春解放,袁家佩在公馆里坐着,打电话给八路军,自报家门,要八路军抓他。于是这里派人把他接来了。袁家佩到这儿已经日子不少了。”

我问:“袁家佩知道不知道周小姐是八路的地工人员?”

“是后来知道的,因为他的许多重要文件都被她拿走了。”

“周小姐工作搞得好哇,我与袁家佩住得很近,每次开舞会,袁家佩都是一个人来,他的太太从不露面。我当时有所怀疑,问袁家佩,他说内人身体不好。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位周小姐是什么模样。”

左炎告诉我警察局一分局局长李海涛、二分局局长张宝田、三分局局长马衡、四分局局长杨双贵等人都来了。马衡现在公安局的感化所,那里比这自由,人比这里多。

我们楼下还有许多监号,押的人比楼上的多。楼下的犯人在院子里放便,楼上的岗也随即撤到楼下。我站在床上,一个一个地数,有60多人。有中统长春区秘书刘芸峰、军统长春督察处主任秘书印匡时、警察局外事科长孟益龄等。有一次我到前面办公大楼谈话,遇到他们晚饭后放便。只要有一个人看见我,就都知道我来了。不管看守所的纪律有多严,犯人照样串供。

前面还有一个圆楼监房,这个监房是日伪时期建筑的。有楼上楼下,各屋没有窗户门,一律是铁栏杆。一个看守站在圆楼中间的台子上,楼上楼下的犯人一览无余。现在楼上押的是反革命犯,楼下押的是刑事犯。刑事犯不多。

人民政府发表了一批战犯的名单,从蒋介石开始共43名。接着北平解放。我的家不知怎么样?大老婆、二老婆、父母及孩子是不是因为我要受很多牵连?我的心很挂念,自己又不能要求写信,只好默默地祝祷父母二位老大人身体健康,在梦中相见吧。

在小便所里遇见袁家佩,他的腿有风湿病,我问他有什么消息没有?他说:“咱们都是小战犯哪,不好办呀!”

我摇摇头,不同意他这种说法。

他说:“你不信,将来看吧。”

我看袁家佩很悲观,身体又弱,最近能释放还没有问题,日子多了,危险。

没有几天,岳希文迁到楼下与一般反革命住在一块了。不是优待吗?怎么又不优待了?王焕斌因为家中有支手枪没有交待,他老婆交待出来了,认为他不老实,也不优待了。把他押在我右侧的普通号。他那屋有督察处的后任情报科科长董顺球、中统局松北工作队副队长陈一鸣、督察处情报科科员郑鑫,我与他们只隔一间便所,这便所只有我去小便,别人不去。岳希文下楼,袁家佩顶了他的缺。我们这一侧的次序是:袁家佩、左炎、我,小便间,王焕斌,最后一个屋子也是普通号,押的是王心一,他是军统外围分子,长春香烟厂厂长,还有其他几个人。

12月1日早晨开饭的时候,我照例把门推开,把饭碗放在门口的椅子上。一个战士提了一桶稀饭走过来,他对我说:“今天不给你吃这个饭了,回头有人给你送饭。”

不大一会儿,另一个战士挑了一桶饭和一桶菜,放在我的门口,他把对面的门也打开了。这个战士送来的是炖豆腐,高粱米小豆干饭,闻着很香。他给我盛了一碗干饭、一碗菜。这时门前的看守对我说:“你们这几个人的饭与干部一样。那些普通号仍然吃稀的。”

我吃得很香,感到一样的反革命,王焕斌、岳希文、印匡时等人吃稀饭,我们这十来个人吃干部饭,问心有愧。我回忆起1948年7月,长春饿死数万人的时候,长春督察处押了一百多犯人,内中有几十个“政治犯”。这些犯人春天吃高粱米干饭,后来改吃稀饭,7月长春粮食奇缺,囚粮困难,又改喝米汤,最后吃霉烂的粬子。当时我对管理犯人伙食的特务说:“只要这些人饿不死,吃什么都没有关系。只要他们有一口气,咱们就能交差。”

那时,“政治犯”在特务看守所吃不饱,睡不好,受尽了折磨。后来这些人都被我们杀害了。现在我受到共产党如此的照顾,越发显得自己从前的卑鄙和残忍。

我在屋里反复思索,我应该干些什么呢?政府这几天对我照顾得很周到,自己不能无动于衷,装聋作哑,应该有所表示。正在这个时候肖干部来到我这屋子。我求他给我买200张稿纸,一支木杆钢笔,一瓶蓝墨水,晚上他给我买来了。我问他:“我想写点材料,不知有人看没有?”

“有人看,你写吧!”

第二天早饭后,我开始写第一个题目,取名:国特内幕。包括中统与军统,把中统的特务机关的一切材料,尽我所知,写了一个大概;第二部分写军统,写沿革,人事,活动,组织及经费等。每天上午写六七页,午后写两三页。不断有人来取材料,有一次只写了三页也拿走了。我知道这些材料有人看,于是我更细心地写了。这部分材料写了十多天,共写了一百多页。

快要过新年了,我在屋里想,平津快解放了,北平特务组织应该检举。第二天早上我对看守说:“我要和政府人员谈话。”他说可以。吃完早饭就把我提去了。我希望与高一级的干部谈话。在态度上高级干部的修养要好一些,不至于那样盛气凌人,一开口就是“你们……”

我跟着看守到了前面办公大楼,一个高个子戴眼镜的人坐在沙发上,他叫我坐在他对面,我问他:“看报纸,北平与天津快要解放了?”

“对呀,快要解放了,形势发展得很快,你要努力争取呀!”

我原来的意思是,如果干部对我的态度好一点,我就谈北平的特务组织,如果态度很严肃,又骄矜自恃,好了,我就不谈这个问题。顺便要求买几本马列主义书籍。这位干部的态度还不错,我就说了:“现在平津还没有解放,我想把这两个地方的特务潜伏组织写一下,以备解放后,好逮捕。”

“那好,你马上写!用电报的方式写这份材料,材料写好我们用电报拍走!”

我马上回到监房写这份材料,我检举了军统局在北平印制解放区伪币的金城印刷局;又检举了西四牌楼路西龙井和点心铺与特务岳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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