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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中旬，有一天郭股长把我们的门打开，领进一个穿灰棉军服的人，也有三十六七岁，高个白脸。郭股长走了，我问他从哪来，他说了几句话，听不出来是哪儿的人，不像北京口音，有点像东北话。我正猜测的时候，徐克成发现他一进屋就注意竹中写的日文材料，果然是日本人。他是日本特务，叫谷口。抗战时在山西，“九？三”胜利后，到长春给美特做工作。解放后他没有跑了，潜入到解放团冒名国民党军官，好几年才把他查出来，送到公安局。他这一来竹中有了同乡了，徐克成也能说日本话，于是这屋就不断日本话了。
在5月的上旬，我看报纸，看到反动派还不断派特务到大陆进行反革命活动。我想我到台湾去做人民政府的地下工作可不可以呢？完全可以。我设计，先到西康的西昌，从那再往云南走，转道香港，再去台湾。到了台湾就说解放后我逃到沈阳的一个亲属家中潜伏，后来不能潜伏了，才一步一步地逃到西昌。这样潜回军统特务机关，我能够给人民做很多事情。可是真的回到军统特务机关，被特务识破，给我一上刑，我是坚持到底呢？还是说实话呢？我与项迺光从长春向外突围未成，我们俩人分手的时候，他说：“咱们这样办吧，自己想办法走，谁到了北京，或到了南京，就把咱们突围的情况报告给局本部。”我在长春没跑了，北京也没有我，又没到南京，特务机关还不考虑我的下落？再说，我到长春市公安局，东北的这些特务谁都知道。这些特务如果有一个被释放，能不出去讲我的问题吗？另外特务在东北的潜伏组织真的一个也没有了吗？不一定。回到特务机关，我还可以说，我是迫于当时环境假自首。这样可以说得过去。最后我决定无论如何要给人民做一些事情，牺牲生命，在所不惜。至于政府准不准许那是政府的问题。我左思右想就把这些计划当面报告了郭股长。
他听了我这些话说：“你可以写一个报告。”
我回去写一个报告，呈给了政府。这个报告呈上去之后，没有回音。我当然也不好问，以后就作罢了。
6月底，美帝侵略朝鲜。东北各地的反动残余分子利用这个机会自发地进行反革命活动。长春公安局逮捕了一些现行反革命分子。一天郭股长找我，对我说：“新逮捕了一些人，属现行反革命。你搬到他们屋住，有什么情况随时反映。”
我化名郭依平，因为我二老婆叫郭依平。这个名字是我给她起的。今天我就挂这个名在监号活动。
接触的第一个对象是孙×，汽车司机。他的姐姐在长春一个军医院当护士长。1949年与医院的一个老干部结婚。后来，这个医院的秘书被暗杀，这老干部失踪。公安局便认为孙×的姐姐有嫌疑，抓来押在小红楼楼下二号。押了几天又把她的弟弟抓来，押在小红楼楼上十三号。我到这个监号、什么也没拿，空身进屋。门开之后，看守在门口厉声地说：“你们俩，认识不认识？”
“不认识。”他说，我也这样说。
门一锁，看守走了。石灰地上什么也没有，坐下太凉，我便把鞋垫在屁股下。吃完晚饭，他看看没有看守战士，便小声问我：“你怎么来的？”
“今早抓来的。”我表现出害怕的样子。
这个案子是把杀害秘书的凶手抓到，这是侦察的中心。他姐夫跑了，可疑。他姐姐是否知道他姐夫的去处呢？他是否知道这些情形呢？
如果常识不丰富，是谈不到做工作的。他是司机，我懂汽车。我先从汽车谈起，问他驾驶的是什么汽车？这样有了共同语言。他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告诉他是饭馆的茶房。饭馆的常识我也知道一些，是可以叫他相信的。他问我为什么被捕？我说因为一贯道的嫌疑。谈来谈去，他说伪满时给王庆璋开汽车。王庆璋是伪满的邮政总局局长，我的三舅。谈到王庆璋家中情况，我说得很对。他对我更有好感了。我对他说：“咱们是患难与共，不容易，有缘分。”我同情他，站在他的立场上替他想办法。他很相信我，什么话都对我说了。最后他说：“我姐姐嫁的那个干部是一个转业军人，年龄40多岁。他们结婚的经过我不知道，他们俩只到我家一次，他们的活动我不知道，他们出了什么事，我也不知道。”
我再三试探也没有在他身上找到东西。肯定他与暗杀案件没有关系。他被提出去审讯的时候，正是我回去汇报情况的时候。我对郭股长说：“这个案件只能到这儿，没有发展了，我今天再挖一下看看怎么样。”
我们俩先后回到监房，我回去时装作很高兴的样子，对他说：“我的案子结束了，一两天就会释放我，我出去到你家去送个信，你有什么要紧的话可以告诉我。”
“我家住在长通路天主堂后边，一个小角门里。你见着我家里的，告诉她：我因为姐夫逃跑押起来的。我不知道他们的事。姐姐也押在这里。我不会很久就能出去，不要着急。家中没有钱向老史家借几个，先维持一下，对亲友们就说我到沈阳去了，不要说我被押起来。”
我说：“家中没有钱，不要紧，我在长春有朋友，我可以借给你几十万元（即人民币几十元）。等你出去，再还给我。你想想还有什么话？”
他接着说：“没有什么话了，你对我这样好，我出去再报答吧。”
第二天，我就离开了这个监号，回到原来的屋子。
没有几天，郭股长又找我，他说：“这些日子，逮捕了一些现行反革命犯，有一个小学教员叫周铁航的，说是与军统大特务毕泽宇有关系。他在长春建立部队，吸收人员，活动很厉害。内中有个卜凤林很起作用，他派人在公主岭活动，有几个人参加建军。虽然他们知道卜凤林，但是都没见过他，我们也没有抓到。这几个人已捕来，押在楼上十三号。他们是四个人，加上你五个人，你就说你是卜凤林。”
我问了一些卜凤林的情况，郭股长告诉我一些，但是掌握材料不多。我去的主要任务，是把周铁航、卜凤林的建军及现行反革命活动弄清楚。
我先在看守所换了衣服，吸了几支烟，口袋里有意留下一些纸烟的沫子，一看就知道是新进来的犯人。看守把门打开，说：“你们不准讲话，要是讲话，就处分你们！”
我坐下之后，“咳”了一声，摇了摇头，又把头低下，使他们注意我。这样沉静了一大会。吃晚饭了，发碗，发筷子，他们给我舀饭，这时候说话了，他们问我贵姓，我说：“卜凤林。”他们说：“唉哟！老也没见面，想不到在这碰上了！”
我又问了他们的姓名，他们都一一告诉我了，有三个姓杨的，一个叫杨兴元，是一个小学校的校长；杨玉亭是公主岭的二流子，又开小买卖，又种地；杨森大地主的儿子；另一个是23岁的石占山，他父亲开买卖，他跟着杨玉亭搞建军，想要当反动派的官。四个人说得一样。我一想，要造成离间形势，才能套出真实口供。他们对我说：“你派老胡找我们，我们没有答应。说你与周铁航认识毕泽宇，队伍便成立起来了。但是没有经费，我们还没动手就被捕了。我们见过周铁航，就是没见过你。”
第三天，郭股长提我出去，我说：“这几个家伙都是官迷，想当反动派的接收大员，所以计划建立军队。他们也不知道毕泽宇是什么样的人，只听说是军统的大特务，吉林省参议会议长。毕泽宇抗日是六十九军军长，1948年是哈尔滨市市长。这个军队就是以毕泽宇的名义搞的。”
郭股长问：“毕泽宇能派人在长春建军吗？”
“我看不能，他在1948年冬，北京解放前逃到台湾的，他不会再派人搞建军。他虽然是军统，但不是基干，戴笠对他不好。在长春的这些活动，不一定是毕泽宇布置的。”
“周铁航、卜凤林建军是肯定的，是谁布置的，那又是一回事。这几个人怎么说的？”
“他们说的都是在我没到这个屋之前编好的。现在把他们一离间，就能套出实话。”我建议先提杨兴元审讯，然后叫杨兴元拿支笔回监房写材料。他们这些人都是没念过多少书的，他们一定多心，我从旁一煽动，他们各怀心事，就能暴露出内中隐情。”
我回来之后，便提走了杨兴元。
他走后，杨玉亭问我：“方才过堂怎么样？”
“我咬定牙关，什么也没说。要给我戴脚镣，我一想，戴什么我也不能出卖这些朋友。叫我回来反省，一半天再谈话。”
“卜先生是好样的。”
“打官司嘛，宁可自己受委屈，也绝不能叫朋友跟着受连累，我看杨兴元这个人……”
“人家是念书的，心眼多。”
“我看这个人还不错，大家都是打官司，都要顾整体。只顾自己出去，叫别人住监狱，那不够跑腿的，也不够义气。”
又谈了一些闲话，杨兴元回来了。他手里拿着纸和钢笔，坐下来，一声也不吱。大家看了他一眼，杨玉亭问他过堂怎么样？他说：“没问什么，叫我写材料。”
我给杨玉亭递了一个眼色，示意不要问。过了一会，杨兴元拿笔写起材料，写了几个钟头还没写完。我在杨玉亭耳边小声地说：“写这么多，可够呛！杨兴元有学问哪。”
吃完晚饭，我坐到杨兴元的身旁，与他谈一些过堂的话，我对他说：“我什么也没有承认，大概是你们承认了。不然，怎么知道我派老胡找你们？咳，真糟糕！”
谈了一些，我又坐回原处。我左边是杨玉亭，右边是杨森，我对杨森说：“杨兴元这个人了不起，他能先出去。心眼多。”我又转过头对杨玉亭说：“一样坦白，要争取主动，要当原告，当被告就没有意思了。打官司，没有文化，自己又不能写，不能不吃亏。”
“杨兴元写的什么？”杨玉亭沉不住气了。
“我没有看清楚，大致是他不想搞建军是你们先搞的，他是被动的。我看不十分清楚。”
第二天，杨兴元又被提去审讯。他一走出去，杨玉亭说：“我看咱们这几个人早晚都叫杨兴元出卖了。咱们斗心眼斗不过人家，白天晚上写，写什么呢？”
“写什么？除了案子上的事，写别的行吗？”
“我看，咱们坦白吧，该死该活来个痛快。这么搞，他出去，我们出不去。”杨森说。
这时他们几个人已经相互不信任了。过了两天，分别提出去一审，案情大白。接着我又挖他们的武器，武器没有，只有杨森在长春家中私藏一些八音子弹，八音枪卖了。我把这个情况报告郭股长，他说：“怎么只有子弹没有枪呢？”
“他说卖了，先派人到他家，向他家人要子弹，也要枪。如果只拿出子弹，那就没有枪了。”
回监房之前给我戴上了脚镣，意思是给他们一个威胁，促使他们交待材料和武器。——我戴着脚镣走回监号，显出极端难过的样子。坐下来一语不发。我心想：去年春天戴那副脚镣内心十分痛苦，现在心中一点也不感到难过。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