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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恢复金本位制的问题，不能仅仅从财政和通货方面的考虑来加以处置。它对商人、工厂主、工人和消费者都有影响，尽管大体上是相同的，但决不意味着彼此毫无差别，即使在财政和通货方面的利益也是如此。”
丘吉尔认为，恢复金本位制有可能导致严重抑制贸易和就业的危险。他的看法遭到诺尔曼、布雷德利和尼迈耶的强烈反对。奥斯汀·张伯伦则以个人名义请丘吉尔改变看法。就连丘吉尔在下院的主要对手、前任工党财政大臣菲利普·斯诺登也在《观察家》报上发表了类似张伯伦的意见。只有著名的剑桥大学经济学家J·M·凯恩斯和前自由党财政大臣雷金纳德·麦肯纳坚持反对恢复金本位制。
为了进一步听取不同的意见，也因为一年一度公布财政预算的日子日益临近而必须拿出一个明确的决定，丘吉尔在3月的一天安排了一次聚餐会，将对是否恢复金本位制持对立看法的双方代表人物邀请到唐宁街11号他的官邸里进行讨论。据格里哥回忆，凯恩斯认为：如果恢复金本位制，财政缺口将比预料的要大得多，只能靠降低价格水平才能弥补，而这又将导致失业和罢工。财界代表则认为，凯恩斯夸大了不利情况；这些不利因素将是短期的，将会被银行业、保险业和航运业的长远利益所抵销。丘吉尔被与会的大多数人对恢复金本位制持支持态度所打动。后来他和诺尔曼与首相举行会晤，一致同意在新的财政预算报告中出台恢复金本位制的政策。
1925年4月28日，丘吉尔在下院作了他的第一个财政预算公布演说。他宣布恢复金本位制；降低所得税、增收丧葬税和各种间接税；恢复征收麦肯纳税。同时，他宣布实施对孤儿寡母的救助计划，将发放养老金的年限从70岁降为65岁。固然这后两项措施是早已包括在内维尔·张伯伦提议的保守党竞选纲领中，但就连张伯伦本人也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他的计划。我们曾保证要做这些事情，但我认为，要不是他把这些事情列为预算计划的一部分，那我们今年就不会实际去做这些事。就我的看法而论，由于他的首创精神和干劲，他个人应得到特殊的荣誉。”
张伯伦还认为丘吉尔这篇持续了两个半小时的演说“是一次绝妙的表演”。前工党财政大臣菲利普·斯诺登虽然把丘吉尔的预算斥之为“迄今所公布的最坏的富人预算”，即种种计划和措施基本上只对中上阶层有利，但斯诺登也承认“这是一次伶牙俐齿和巧言善辩的巨大胜利”。自由贸易的拥护者们则发现，长期以来被他们视为旗手的丘吉尔，此时已背叛了他们的事业。
由于恢复金本位制“需要采取一种极其严格的债务偿还政策”，压缩政府经费开支就成为一种必然。丘吉尔在上任之初就曾向鲍德温提出，必须限制军费开支。此时，他更加坚决地对增加海军和空军预算的计划提出了批评。他对首相说，制定海军经费计划的“基点应放在最近20年内不可能同一流的海军大国发生海战上”。他认为，德国海军已被摧毁，美国海军没有敌意，日本与英国仍是盟国，无论近期还是将来都不可能进行战争，而其余的则不足为虑。他甚至提出应打消在新加坡建立海军基地的想法，而这正是他以前攻击工党政府的理由。
由于丘吉尔对海军问题特别熟悉，所以他把为海军“在内阁进行殊死斗争”的海军大臣逼得难以招架。第一海务大臣比蒂曾写信给妻子说：“我们遭到这届政府的严重打击……，实际上我们在海军做事比工党政府执政时期还要困难。当然，账要算到身为财政大臣的温斯顿身上，他发疯似地节约开支。”问题最后提到帝国防务委员会上，而该委员会的结论倾向于同意丘吉尔的判断。这使海军大臣布里奇曼和比蒂处境更为困难，两人拒绝轻易废止海军建设计划，闹得几乎濒于辞职。鲍德温出于避免不利政治影响的考虑，亲自出面为双方进行调解以找出妥协的解决办法。结果决定，海军计划大部分可以接受，但应尽量采取节约措施并把部分经费缓至下半年拨付。这样总算平息了事端。
空军方面，由于得到了空军大臣塞缪尔·霍尔爵士和空军元帅特伦查德的较好合作，削减扩军计划时未产生大的矛盾。这样，丘吉尔在压缩军费开支方面的工作收到了一定实效，使他得以贯彻执行债务偿还计划和维持较低的所得税征收水平，也就使恢复金本位制的政策得以顺利推行。
金本位制为英国财界带来了巨大的好处。据统计，这一政策为英国财界获得了大约十亿英镑的额外收入。但从根本上看，这一做法却是错误的，因为它对英国工业和工人阶级都是一个沉重打击。经济学家凯恩斯作过统计，这一做法使得英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提价12％，而提价使商品缺乏竞争力。这就使当时英国工业为适应已发生变化的世界贸易格局所做的调整工作增加了困难。为消除这12％的提价，英国厂商就得削减工资、加大劳动强度，这样又导致失业和罢工。到了1931年，金本位制再也坚持不下去了，英镑被迫实行再次贬值。
后来凯恩斯出版了一本题为《丘吉尔先生经济政策的后果》的小册子。书中问道：“为什么丘吉尔犯了如此愚蠢的错误？……大概，部分原因是，他缺乏不致犯错误的洞察力；部分原因是，他没有主见，听从了财界的大喊大叫的要求，而首先还是他的专家们把他搞糊涂了。”人们认为，凯恩斯的观点是正确的，但他对丘吉尔的“谴责未免太过份了”。丘吉尔当然要负很大责任，但责任却不应由他一个人来负，因为“他在这方面的行动从一开始就受到三大政党的首席财政发言人的支持”，议会以多数票通过了他的方案。此外，正如亚历克·凯恩克罗斯所指出的：
“姑且认为恢复金本位是错误的，但在那时的历史背景下，整个来看，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变化减轻了社会经济结构和紧缩通货带来的全部压力，那末，这又是一个多大的错误呢？”
然而，错误毕竟还是错误。这一错误给英国工业带来的严重后果首先在煤炭工业中突出地表现出来。煤炭出口严重下降，许多矿区遭受到严重的财政损失。6月30日，矿主们通告说，要中止同矿工们已签的协定，还要求矿工由每天工作7小时恢复到8小时，否则就削减工资。大不列颠矿工联合会立即准备全国性罢工，并呼吁英国职工大会最高委员会给予声援。一场全国总罢工一触即发。
为了防止劳资矛盾进一步激化，内阁在7月30日，即现有劳资协定届满的前一天，决定问煤矿工业发放9个月的临时性补贴。
丘吉尔不得不为这笔临时性补贴筹措经费。1926年初，他向下院提出的经济法案中建议政府削减卫生保健费和失业保险金。这一法案虽然遭到工党议员的强烈反对，但还是被通过了。丘吉尔被反对派称为抢劫失业者的“强盗”；他回答说，这比起他经常被称为“杀人犯”来说，已经算是一种“抬举”了。
1926年4月，丘吉尔提出的第二个财政预算带有一定程度的乐观色彩。他对国民经济状况作了生动形象的描绘：“……不是黑色的，也不是灰色的，而是花斑状，整个说来，与去年相比，今年呈现的暗斑不那么明显。”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他建议增设一些临时性税种，提高一些项目的税率，缩短为酿酒业提供的信贷期限。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他宣布将征收赌博税。对这一措施，不仅那些靠赌马赚了钱的人反对，就连赌输了的人也表示反对，因为这将会刺激赛马赌博中的非法活动的产生。后来丘吉尔对这一应急措施逐年加以修改，直至1929年完全取消。
丘吉尔的第二次财政预算演说再次获得了高度评价。劳合—乔治认为：“陈述惊人的透彻，具有非凡的魔力与魅力。
财政大臣就是用这个来款待下院的。”
就在丘吉尔为每月发放给煤矿工业的临时性补贴筹款的同时，已经恢复了的矿主和矿工的谈判陷入了僵局。矿主们坚持要减少工资，而矿工们则“少付一便士也不行，多上一分钟班也不干”。4月27日，部分矿主自行公布了新工资条件；矿工们拒绝接受。4月30日，临时性补贴到期停发。于是，英国职工大会最高委员会于5月1日宣布，准备于5月3日举行总罢工。政府还曾试图重开谈判以避免危机，但未能成功。5月2日夜，印刷工人拒绝为次日出版的《每日邮报》排印题为《为了英王与祖国》的攻击罢工的社论，使谈判最终破裂。大罢工开始了。
为了使公众了解事态的进展，使罢工工人听到政府的声音，政府需要临时出版一份报纸。《晨邮报》主编H·A·格温纳将该报房产设备交给政府支配。丘吉尔对办报极为重视，他和另两位大臣亲赴报馆安排有关事项。5月5日开始发行的这份《英国公报》每天出一张，到5月13日罢工应英国职工大会要求而结束时停刊。该报的发行量在几天内就由23．2万份猛增至250万份，成为当时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报纸。
总罢工结束后，煤矿工人们的罢工又坚持了7个月。丘吉尔继续努力在劳资双方之间进行调停，并使矿工们作了某些让步。但是矿主们持强硬态度，并迫使矿工们按照自己的要求复了工。据估计，这次罢工使1926年的煤产量只及正常年份的一半左右。矿工们因此损失了6000多万英镑工资，并且曾经使其他工业约50万名工人失去工作。
当丘吉尔于1927年4月提出他的第三个财政预算时，他不得不宣布，这个财政年度的赤字达3650万英镑，其中因罢工造成的赤字就达3200万英镑。并且，由于罢工的影响，在新的财政年度中，还将损失1800万英镑的财政收入。为了增加财源，丘吉尔除了采用上年已经采用过的增税措施外，又采取了一系列的权宜之计。这“一系列令人吃惊的魔术般的绝招”，为英国政府增加了三千多万英镑收入。此外，丘吉尔还提议取消对工业和农业征收的地方税，以帮助恢复生产。这一提议遭到了负责监督地方政府事务的卫生大臣内维尔·张伯伦的反对。双方争执了好几个月之后，达成一项妥协方案，即工业地方税继续缴纳1C4而不是全免。
丘吉尔在1928年的财政预算中，着重指出主要工业在“长期不易克服的”萧条境况下，“税率却是最高的”。他宣布“我们的总政策是帮助生产者”；根据这一原则，从1929年10月起减免3C4的生产性工业地方税，完全免征农业地方税。1929年4月，丘吉尔提出了他的最后一个财政预算。他对预算所作的演说被《星期日泰晤士报》称为“当代预算演说中最引人入胜的”。预算中引人注目的是废除了茶叶税。这一措施被前任工党财政大臣斯诺登攻击为“对竞选进行贿赂”。的确，当新的大选日益临近时，各党领导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竞选运动上来。
在1928年中，丘吉尔还曾对保守党在大选中的前途持乐观态度。他认为政府的巨大减税计划会赢得选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