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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还亲自审阅被判处绞刑或长期徒刑的犯人的卷宗，十分谨慎地将结论记录在备忘录上。他发现了一些轻罪重判的案例并加以改正，比如，有一次他和劳合—乔治一起到特穆尔去视察，就对一位因在教堂施舍箱里偷了两先令而被判处3年劳役监禁和10年预防性拘役的牧羊老人大卫·戴维斯实行了缓刑并予以释放。
为了加强对矿山安全生产的管理，1910年丘吉尔主持制定了矿山法。这一法案对矿井的经理、工头和检查人员的培训和任用均做了详细规定，对矿井的通风、电气与炸药的使用、拖运及其机械系统均加以规范，并强行规定必须建立救护和抢救设施，大大加强了检查人员的职权，以确保有关规定的实施；同时也扩充了内政大臣为进一步完善安全法规而发布各种规定的权力。这些措施，为国家干预建立了一种模式，并为以后的大量立法所反复采用。工党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对此给予极高评价，称矿山法为“我们采矿界的福音”。矿工出身的老资格下院议员查尔斯·劳维克则说：“全国上下以极满意的心情为之欢呼。”
为限定商店营业员的工作时间，丘吉尔提出了一项商店法案。尽管他为此花费了大量时间，但由于店主们和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坚决反对，在法案通过时，“其原制订者的意图所占的比例是如此之小”，但至少为店员们争取到了每周半天的固定工休。他甚至为已不再属于他的职责范围之内的国民保险法得以在下院获得通过作了巨大努力。他在演讲中曾充满自豪地说：从此以后，“工人将用国家组织这块巨大的盾牌和现代科学这把锋利无比、银光闪闪的宝剑，把自己武装起来，来对付（失业与疾病）这两个不受欢迎的来客。”
尽管丘吉尔在维护工人权益方面作了不少工作，但面对时而发生的“劳工骚乱”，出于政治的需要，在动用军队维持秩序时他也毫不手软，为此丘吉尔遭到了大量指责。1910年11月，南威尔士矿工为增加工资的要求遭资方拒绝而举行了大罢工。丘吉尔“直接派遣首都十分强大的警察力量”，并以南部军区的军队为后盾，很快控制了局势。丘吉尔警告矿工联合会说：“一旦发生什么事，就会毫不犹豫地授权动用军队。”几乎与此同时，伦敦发生了妇女参政运动的游行请愿活动。面对约300名游行者，丘吉尔调动了大约1200名警察部队部署在议会周围；对试图冲破警戒线的妇女，警察们毫不留情地予以镇压。此事引起了人们对丘吉尔很大的反感。
然而在当时造成更大影响的是所谓的“塞德奈街的杀戮”。1911年1月，一伙据信是东欧革命党人残余分子的人，抢劫了豪恩兹迪的一家珠宝店。他们在逃离现场时开枪打死了3名警察。后来警方在伦敦东区的塞德奈街上的一所房子中发现并包围了他们。丘吉尔在接到报告后，应要求派出了装备步枪的军队，并亲临现场指挥。后来甚至还拖来了大炮。就在丘吉尔观察这座被包围的楼房时，有人拍摄了他的照片。在激烈的枪战中，房子起了火，为了消防队员的生命安全，丘吉尔同意了在场的高级警官的意见不准进行灭火行动。大火熄灭后在楼房中找出了两具尸体。事后丘吉尔在现场的照片被广泛刊载；新闻界对整个事件大肆渲染并对丘吉尔冷嘲热讽。伦敦的影院也上映了关于这一事件的短纪录片。反对党抓住机会对丘吉尔大加批评。保守党领袖阿瑟·巴尔弗讽刺道：“我知道这位摄影师正在干什么，但这位可敬的绅士又在干什么呢？”国王也不赞成丘吉尔的行为，要求内阁大臣个人不得参与这种战斗。连丘吉尔的副手、内政部次官查尔斯·马斯特曼在事后也以不满的口吻问他：“温斯顿，你当时究竟在搞什么名堂？”丘吉尔则不以为然地答道：“查理，不要想岔了，这是一种消遣。”
此后几个月中，英国发生了一系列的罢工事件，丘吉尔仍然毫无顾忌地持强硬态度。他应利物浦市市长和警察局长之请，与陆军部联系向该市派出了两万多名士兵，帮助镇压海员和码头工人的罢工。面对全国性的铁路大罢工，丘吉尔通知各地方当局说：“原定的部队征用车辆需向民政当局申请的规定暂停执行”，军队现在被赋予了可以自行作出军运决定的权力。在此问题上态度与丘吉尔大相径庭的查尔斯·马斯特曼后来曾私下指责丘吉尔“得意洋洋地边看着英国地图边指挥部队向前运动……，他在这方面的错误令人吃惊。他经常发布残害生命的野蛮公告。”而丘吉尔则指出，马斯特曼身为内政部次官，他所关心的主要事情却不是维护法律和秩序，而是帮助另两名内阁成员，即约翰·伯恩斯和劳合—乔治去寻找协调与和解的条件和时机。罢工虽然经调解得以平息，但在此期间却造成了一些伤亡。工党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于1911年8月在下院对丘吉尔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说：“如果内政大臣能够很好地了解在危机时期应当如何对待群众，很好了解公民自由是怎么回事，较好地使用他内政大臣所拥有的权力，那么我们的困难就会比近四五天来少得多。”但是丘吉尔的行动得到了国王和内阁的肯定和支持，国王在拍给丘吉尔的电报中说：“令人信服的是，你所采取的果敢行动使国家不同地区避免了生命财产的损失。”
与此同时，丘吉尔还关注着国内和国际上的各种事态的发展。他向首相提出忠告，力促对上院实行改革，以打破在宪法问题上出现的僵局。内阁经过激烈辩论，决定采取限制上院否决权这一政策，即请求国王作出保证，在必要时增封足够数量的新贵族，以使上院不能行使否决权。这项政策得到了自由党人和爱尔兰人的广泛支持，对上院形成了巨大的压力，以致财政预算第二天转到上院时，上院不得已表示了接受。
1910年5月，英王爱德华七世突然逝世，他的继承人乔治五世成为新国王。在这种情势下，两大政党都同意举行一次宪政会议，就双方之间存在的问题寻求一种妥协性的解决办法，在劳合—乔治的倡议下，两党在为全面改革而实行联合的目标下进行了令人注目的秘密协商。丘吉尔在其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保守党杰出的年轻律师F·E·史密斯是他的亲密朋友，所以首先由他代表劳合—乔治与保守党领袖进行了接触，并争取到史密斯和奥斯汀·张伯伦的支持。但因为保守党前任议会党团领袖奇尔斯顿勋爵担心此举会导致保守党的分裂，使保守党领袖巴尔弗否定了劳合—乔治的倡议，宪政会议失败了。
内阁为了取得对上院实行改革的授权，于同年11月宣布解散议会，进行大选。丘吉尔在竞选中再次应邀到全国各地发表演说。他抓住保守党领袖巴尔弗为争取工业发达的北部地区的选票而答应推迟提出关税改革问题的策略，进行了措辞激烈的攻击。［小说下载网·手机电子书…wＷw。QiＳuu。cＯm］
丘吉尔成了保守党人政治上的一块心病，保守党人力图将他挤出政治圈外。该党最杰出的演说家，未来的保守党领袖博纳·劳甚至向丘吉尔提出了挑战，要求两人达成一项君子协定，规定竞选失败者只能留在议会之外。幸好丘吉尔未答应他；因为竞选结果出来后，丘吉尔在丹迪市再次当选，而博纳·劳则在曼彻斯特西北选区遭到失败，由于没有君子协定的约束，他才有可能很快转移阵地重新获得一个席位，并于1911年接替了巴尔弗保守党领袖的位置。
大选结果与同年年初的上一次大选几乎完全相同，从某种意义上这可以看作是选民们对现任内阁的肯定和支持。因此内阁在下院通过了一项把上院的否决权降格为推迟权的议案。该议案规定，“在以民众而不是以世袭贵族为基础所组成的一个第二院来代替现存的贵族院”；规定财政案为“公共关系法案”，必须由下院议长加以认证，议长的批准证明书是“完全具有最后决定性的”，不受任何法庭的质询，贵族院也不得加以修正或否决，一俟国王批准立即成为法律；规定财政案以外的议案上院可以搁延两年，但如果下院在第三年议会举行期间仍然通过该法案，则只须经国王批准即可成为法律。
1911年夏末，上项议案被上院大幅度修改后退回下院。阿斯奎斯首相认为已经有呈请国王增封新贵族以使上院不能行使否决权的必要了；国王勉强同意了首相的请求。消息传开，保守党贵族们立即分裂为两派，以兰兹道恩勋爵和克尔桑勋爵为首的“修篱派”，主张接受下院的议案以钳制新贵族的册封；而另以霍尔斯伯里伯爵为首的“掘壕派”则试图孤注一掷，迫使国王出面作最后的仲裁。最后，“修篱派”在上院以131票对114票的微弱多数使这项议案得以通过，终于结束了这场持续已久的宪政危机。
在国际关系中，英国此时也面临着一场危机。1911年7月，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乘坐“豹子号”军舰驶抵摩洛哥港口阿加迪尔，表明了德国不甘于法国和英国在欧洲扩张而亦欲分一杯羹的意向。威廉二世自称为“大西洋的海军统帅”，炫耀德国军队所向无敌，可以随时出击任何对手。他公然表示了对法国和俄国的蔑视；仅仅是因为自身的一半英国血统，他才对英国略示尊重。这说明英、法、俄与德国之间的尖锐矛盾已经公开化了。丘吉尔和劳合—乔治密切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并毫不迟疑地作出了强烈的反应。劳合—乔治7月21日在演说中警告德国不要把英国看得“仿佛在这个国际内阁中微不足道”，如果德国人挑起战争，英国定将战斗下去。丘吉尔不仅完全拥护劳合—乔治的观点，并且运用内政大臣的权力迅速行动起来。他与陆军部联系，说服他们派兵对存储在伦敦地区的火药库里的、海军大炮用的无烟线状火药进行警戒。他频繁拜访外交部和陆军部，与军方高级将领多次接触，花费了大量时间查询帝国防务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以了解各方面的详细情况和英国备战工作的现状。他在广泛收集材料和征询意见的基础上，就一旦德、奥与英、法、俄两方之间爆发战争时将发生的情况拟出一份颇有说服力的备忘录，对将要发生的战事做了令人惊异的大胆预测。比如，他认为德国人将会在第20天跨过缪斯河，战争形势将在开战40天左右发生转折等等。他还忧心忡忡地提醒首相，海军部没有应付战争的适当计划，对发生任何突发性事变毫无准备，“他们目前几乎都在休假”。他得出了与德国的战争已不可避免的明确结论。他将把对付这一战争作为头等大事，“七年之内，我不会考虑任何其他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