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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厅，也没给周总理留下主人坐的席位，叫先进去的先坐。
饭厅不大，两个圆桌旁坐十多人。我走在后面便找到一个靠墙的角落坐下。当
服务人员把四个冷盘先送上来时，陈副总理没有等周总理进来，便叫大家开动。我
们都不好意思先吃，陈副总理却带头吃了起来。周总理走进来时，只有我左边还有
一个空位，便走过来坐下。当时，我心头真感到无比温暖。过去我替蒋介石和戴笠
拼命卖力干反共反人民的事情，他们却把我当成家奴一样看待。特别是蒋介石，去
见他时，有时连坐都不让我坐下。今天周总理接见我们，这样平易近人，实在出我
意外，我几乎感动得要掉下泪来。
周总理一边吃一边继续谈他那次在上海的情况。他说，他明明知道特务们整天
在盯着他，但他还是先后约见了在上海工作的几十位同志。他笑着又问我：〃你们
一个都没有发现吧？〃我说：〃是的。一个也没发现。〃我很好奇地问周总理：
〃我们怎么没发现总理通知过什么人在什么地方约见？〃他笑着说，他为什么到上
海要住在新亚酒店里，就是因为那里有你们的人，也有我们的人，你们会化装成服
务员来侦察我，我们的同志也会化装成服务员来保护我，并给我当交通联络。电话
你们会偷听，所以我不打电话。每天我出去乘坐出租汽车，进餐馆时付账，买东西
时付钱等，我都可以找到我们的人把我要约会的人名单给我送出去。周总理还告诉
我，军统和中统等特务机关搞的那套鬼把戏，他知道不少，不过不能串连起来，有
些关键问题还不十分清楚，所以希望我把这些内幕如实地写出来。
我们辞别总理时，总理和每个人一一握手，他握着我的手还吩咐了一句：〃我
等着看你写的东西。〃
自周总理接见之后，我便开始慢慢地也是很吃力地学习写东西。由于自己从来
不写文章，手头又没有一点参考资料，完全凭记忆来写，遗漏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
从一九六二年起，我写的几篇东西，先后在《文史资料选辑》上发表后，接到不少
读者来信，对我写的东西加以订正补充。有些事经反复回忆并核对当时情况，我认
为的确是我弄错了的，在这次改写成书之前都改正了。有些我再三回忆，认为没有
弄错的，我还是保留下来。因为每人当时所处的地位不同，了解到的情况自然也有
不同。国民党的报刊，很少说真话，黑白颠倒，是非混淆，还有不少是凭空捏造的，
有些记载则把时间故意推迟或提早，所以这些报刊材料并不全是真实可信的。
国民党的档案，特别是像军统局这类特务机关的档案，也不都是可信的。蒋介
石叫戴笠杀害了那么多革命人士和反蒋人员，我在为军统局特训班编写〃行动术〃
教材（专门搞逮捕、绑票。暗杀、破坏等特务活动的东西）时，曾调阅过不少有关
暗杀等事件的档案材料，就没有看到哪一件中有蒋介石的手令或批示，只有戴笠写
的〃奉谕速办〃和〃奉谕照办〃。究竟是〃奉〃了什么人的〃谕〃，档案里完全找
不出来。这类档案经过多少年之后人们还得费一番考证功夫才能推断出来。现在一
些有过亲身经历的人把真实情况写出来，可以补档案之不足。
有几件事，我也附带说明一下。
自我写的资料发表以来的十多年中，我先后接到过三十多封革命烈属们的来信，
说军统特务杀害了他们的亲人，责问我在撰写这些史料时，连被害烈士们的姓名都
不曾写上。我的这一疏忽之处，使我长期内疚于心，深感愧对先烈。除谨向烈属们
敬致歉件外，也利用这次出书的机会，把许多坚贞不屈终致遇害的烈士们的英名尽
可能列入一部分。因为过去军统作恶时间太久，执行的机构分散各地，刽子手不少，
杀害的人很多，我不可能全都知道。例如重庆解放前夕的大屠杀中，上百名烈士惨
遭杀害，我不可能都列举出姓名来，也有不少烈士的姓名我实在记不起来。这些都
得请求烈属们加以原谅。还有个别烈属当面责问我，他们的亲人被军统抓走后的下
落，提出〃生要人，死要尸〃的要求。我每遇到这种情况，真是痛悔万分，除了低
头认罪和请求宽恕外，实在没有办法能满足他们这种合情合理的要求。谁无父母，
谁无子女。烈属们怀念亲人的这种心情，我是能理解的，我除了深感愧对先烈和烈
属外，我连自己的母亲都对不起。她过去经常教导我：〃孩子，你可以不做官，但
要做人！〃而我过去为了要做官，瞒着她做了不少不像人的事，而今真是追悔莫及，
只有把过去所作所为的那些见不得人的罪行揭露出来，聊尽赎罪之C。
另外，还有不少读者写信给我，说我过去写的东西，没有很好地把一些叛徒的
丑恶表现和罪行详细写出来，不足以激发人们对叛徒的憎恨和厌恶。党内出了叛徒，
对党所起到的危害是那么大，应当让人们特别是青年一代多了解一些革命的艰难和
成功之不易，所以我在《保密局内幕》一稿中，增补了一段有关叛徒的资料。由于
考虑到不让这些叛徒的亲属为此而受影响，有些叛徒的姓名（虽然我记得很清楚）
我就没有写出来，只把他们危害党的罪行和出卖灵魂的丑恶事实，选择几个有典型
性的写了出来。
为了将军统特务的许多罪行尽可能如实地揭露出来，这十多年中，我找过不少
了解过去情况的亲友，请他们对我写的东西加以核实补充。有些情况虽然经过核对，
认为属实，后来又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这次出书之前，我又再次进行核对。如戴笠
开始搞特务活动的小组织……〃十人团〃的名单，这次我又再次核实。一九四二年，
军统在重庆举行纪念咸立十周年的〃四一〃大会上，我亲自听到戴笠宣读过这十人
的名单。一九六一年，我开始写《我所知道的戴笠》时，便找到当时全国政协委员
黄雍先生核对过。一九七五年，郑锡麟来京参现学习时，我又去找他核对过一次。
因他两人都是〃十人团〃的成员。又如军统特训班的〃班歌〃，后来成为军统局的
〃局歌〃，我记得不完全，经好些人来信补充，基本上已凑齐了。在《戴笠其人》
一书中，没有来得及刊出，只好在以后的资料中发表出来。
还有，有些朋友和了解过去情况的人写了不少材料给我，其中有些我认为符合
当时情况的，准备采用；有些事，我过去完全没有印象，甚至认为不符合当时情况
的，便不准备采用了。这种关心史料征集的热情，我非常感激，在此特表谢意。本
书所记，如有遗漏和错误之处，敬希各方人士给予指正和补充，我是竭诚欢迎的。
军统培训特务的内幕……从军统临澧特训班看特务的滋生
军统第一个规模庞大的特务训练班……临澄特别训练班（简称〃临训班〃）的
成立，是有其特殊使命和原因的。
蒋介石被迫抗日刚一开始，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就奉行他主子的命令，借抗日为
名积极从事枪口对内的准备工作。〃八一三〃上海战事发生后，戴笠原来打算在上
海或南京举办一个大规模特务训练班，但没有预料到上海和南京那么快就沦入敌手，
因而未能进行。一九三七年冬天，他逃到武汉之后，便指派原在上海附近松江、青
浦两县主持苏浙行动委员会武装特务干部训练班的副主任余乐醒和谢力公两人，到
湖南去积极筹备，并手令军统湖南省站站长李人士要尽全力从事协助。
一九三八年一月间，余乐醒回到长沙，马上把他在长沙南门外天鹅塘旭鸣里四
号融园一座大洋楼全部腾出，作为筹备处，日夜紧张地从事筹备工作。戴笠选派到
这个班去工作的一些大特务有：谢力公、王崇五、陆遂初、王班联、贺元、徐永年、
吴景中等。这些重要负责人，都是曾经留学苏联的共产党叛徒。从这点来看，就不
难说明这个班的性质了。
这个班的地点最初打算设在长沙附近，因鉴于日机空袭不安全，由湖南站长李
人士选定了常德北面临澧县县立中学校为班址。戴笠派了军统第一处处长杨继荣和
余乐醒等前往视察，认为交通便利而又隐蔽，加上房屋宽大等有利条件，便决定把
这个班设在那里。
筹备处刚一成立，军统人事科即通令所有外勤各省省站组，转令所有特务介绍
可靠亲友前往受训。条件是思想可靠，身家〃清白〃，不分性别，年龄在十八岁以
上二十五岁以下，初中以上程度，身体健康无显著特征和暗疾，并规定当时已参加
军统工作的内外勤工作人员愿意参加受训者亦可调训（这些人可以在学生中起考核
监督作用）。以后在年龄上实际没有限制，其中有不少三十多岁的人。通令中还规
定各地选送的学生，应由各省站组负责人先行考核，以防异党分子混人。如学生将
来出了问题，原选送或保送（工作人员调训称为保送）单位要负全部责任。
由于当时华北、东南、西北各省选送学生到湖南有困难，便只要华中与西南的
几省选送。实际上这个班的学生来源，大部分是军统郑州办事处主任梁干乔在山东、
江苏、河南等地招收的流亡失学失业青年。梁干乔当时个人野心很大，想趁机抓点
实力。这个托派匪徒，虽然反共异常积极，但戴笠总是不肯放手让他自己去发展力
量。所以当他费尽心力招收到近千名青年时，戴笠便要他全部送到湖南去受训，而
不准他自己搞训练班。
这批学生于一九三八年二月前后由郑州赴湖南时，不少河南籍的都悄悄走了，
上车时只剩下八百多人。当时我和杨清植、王班联等送这批学生途经武汉时，我去
见戴笠，他详细询问了这批学生的来源。我告诉他都是通过特务们亲友关系招来，
并经过一度考核，思想上大都无问题，只是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有些是高中毕业，
也有些只有高小程度。他当时指示我，只要思想无问题。程度差点的也可留下来，
将来训练出来可以干行动工作。他当时非常后悔没有大量在各地沦陷前招收青年，
因为共产党会趁这机会把这批人拉过去，这样就使自己少了人，而让〃敌人〃多了
人。
戴笠谈到以后的工作时，认为最缺少的是干部，因为工作要比以往增加十倍百
倍，所以要多多益善地尽量招收。这批学生经武汉到长沙，沿途又跑了不少，连八
百人都不到，除了极少数实在不合条件的外，几乎都留了下来。各省送到湖南的学
生不到三百人。临治特训班开学时，总数虽有一千一百多人，戴笠还嫌不够，特别
是女生比例太少，不到十分之一。以后他和胡宗南商量，硬要胡把在长沙用中央军
校七分校名义招收的女生六十多名全部拨给他。因为不能公开招生，特务们想方设
法各方面去拉，并规定学生也可以介绍学生，以便增加入数，结果这个班中便出现
不少夫妻同学，甚至母女同学的种种怪现象。其中我记得姓名的夫妻，就有廖仲文
和张志坤，李甲孚和陈泽容，阚玉堂和周冲等；母女同学的有陈月华和马友雯。至
于兄弟、兄妹、姊妹同学的就更多，这里不再列举了。
我从一九三七年冬在郑州帮同梁干乔招生起，便和这个班大部分学生相识。以
后我送他们去临澧，又留班任教官，还搞过一段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