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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仓也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一项措施。开皇三年（583），度支尚书长孙平提出水旱天灾无常，百姓收成不稳，建议根据每户贫富差等，每年秋季每家出一定量的粟米，由国家统一储备，遇到收成不好再取出来赈济。中国的公共管理学家一直都很注重储备和应急，但之前都只强调政府储备，直到隋朝才首次提出义仓的理念。这种理念用道家的话说就是“损有余而补不足”，用现代金融学的话说就是保险。对这样一个极其庞大的帝国而言，非常需要这种平衡可持续发展的具体方法。但比较讽刺的是，隋文帝在时并未遇到过义仓发挥作用，倒是隋末烽烟并起，各路反贼只要占领一个大城市，就能打开义仓当粮仓，相当于抢了保险公司的金库，加快了隋朝的覆灭。义仓和隋文帝父子许多伟大的改革措施一样，并未达成隋朝的长治久安，只以其创造性的思维方式遗泽后世。
此外，隋文帝还进行了长城、驰道、大运河、大兴府等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建设，都对国计民生有着极其长远的影响。但这些工程工期极长，见效又慢，大多未在隋文帝任内甚至隋朝灭亡前竣工，都和义仓一样，为他人做了嫁衣。
隋文帝、高颎的诸多改革措施顺应了时代，不但迅速恢复了社会生产力，还创造了一个新高。据研究，隋文帝登基时全国仅四百万户左右，输籍定样后已达到八百九十万户，略计在籍人口五千万以上。而唐朝在阿拉伯旅行家的宣传下传遍地球的贞观之治呢？到唐太宗驾崩时也才三百八十万户而已，直到唐玄宗时才又达到七百六十万户。隋文帝开皇九年（589）统一全国，垦地一千九百四十四万顷，隋炀帝大业中期达到五千五百八十五万顷。还是拿唐朝比，爆发安史之乱前大概是唐朝的巅峰，垦田数一千四百三十万顷！这不免让人觉得这个差距是不是大得有点过分。
其实有一个事实是大多数人都不太愿意面对的——那就是唐朝“推翻隋朝残暴统治”，但终唐一代也没能恢复隋朝的繁荣富强（宣传工作除外）。
当然，当时的统计学理论和手段都还非常落后，这些数字不能完全概括隋唐两朝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更多的是体现出户籍制度实施的严格程度和统计的全面性，不过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隋唐两代公共管理水平的差距。
除了在国家治理上取得的伟大成就，隋文帝的个人行为也符合帝范。首先，他很勤俭节约。正史和野史上都有不少关于他勤俭的故事，格式大概和汉文帝差不多，就不赘述了。其次，他非常勤奋。隋文帝刚登基不久就有一位名叫高德的平民上书请他禅位于太子，自己去做太上皇享清福。不要误会这是什么政治阴谋，那时真的比较流行当太上皇，北齐、北周都有人厌烦朝政，退位为太上皇，专享富贵。但隋文帝明确表态自己要为国为民，鞠躬尽瘁，不会去学那些乱世昏君，拒绝并严厉批评了高德。杨尚希也曾劝隋文帝：“周文王以忧勤损寿，武王以安乐延年。”希望他不要凡事亲力亲为，保重龙体，延年益寿。隋文帝感谢了他的一片好意，但没有采纳，依旧在岗位上勤奋地工作。
这样一位皇帝，既有治理国家的优良实绩，又有儒家要求的良好品行，那是不是也应该和汉文帝一样，被列入三大贤君的行列？不是，他还差了一点——仁厚。
隋文帝其实是一个刻薄不好相处的人，史书上说他从小就没人敢亲近，不管是因为相貌威严还是成绩太差，终归难免造成他孤僻刻薄的性格。但高尚宏大的志向又要求他必须做一个富有亲和力的仁君，这样的矛盾在他身上体现得相当明显。
从隋文帝对待前朝遗老的风格来看，隋朝收养了齐、梁、陈等朝的大量遗老而没有进行迫害，隋文帝甚至下诏允许他们祭祀自家宗室，胸怀之宽广令人赞叹。然而他对北周宗室又极其残酷，有些和他作过政治斗争的人杀了还可以理解，那些卑躬屈膝跪在他面前，双手捧上宇文氏社稷的人也被他杀个干净。有人说必须杀尽前朝宗室才能保障政权稳定，此说看似有理，实则牵强。如果这样，那么梁、陈的宗室同样该杀干净（事实上他们的后裔后来确实造了反）。还有人说隋文帝作为汉人，所以要大杀鲜卑贵族。这更没道理，隋朝的鲜卑贵族还多得很，隋朝从未针对民族属性进行过清理。可以猜想隋文帝大杀宇文氏可能还是和他常年在宇文氏的压力下如履薄冰的压抑经历有关。而与隋文帝关系微妙的干女儿大义公主（千金公主）多次策划反隋复周，甚至挑唆突厥可汗入侵都得到他的忍让，却只因写了一首哀怨命运的诗引得他勃然大怒，必杀之而后快。
而从隋文帝一朝的法治建设也体现出这个人物内心深处蕴藏着的复杂矛盾。隋文帝令高颎、苏威、牛弘、郑译、杨素等大批重臣主持编撰新律，后来形成《开皇律》，在人类法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隋文帝立律的基调是要宽仁，这自然符合儒家基本审美观，然而他的具体执法又实难令人苟同。
《开皇律》本身比北齐、北周的法律确实要宽仁许多，废除宫刑、车裂、枭首等酷刑，规定一人犯罪不再诛族。《开皇律》减去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徙、杖等罪千余条，只保留律令五百条。刑罚分死、流、徙、杖、笞五种，也就是所谓的五刑，并规定谋反、谋大逆、谋叛、忤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这十条罪状为十恶。《开皇律》构建了世界三大法系之一的中华法系的基本框架。
《开皇律》最重要的创举可能还得属死刑三奏制，也就是现代的死刑复议制。《开皇律》认为判决死刑必须非常严格，规定州县无权判死罪，只能上报给大理寺，大理寺审核后再通过中书省上报给皇帝终审，皇帝还要通过中书省、门下省的审核才能发还到执行机构。我们现在看到包青天审完案立即判刑，判完刑立即虎头铡侍候，罪大恶极之徒立即血溅公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无不拍手称快。然而痛快归痛快，这不是法律而是演戏。法律是为公平正义，而不是为让任何人一时痛快。审刑的过程既复杂且漫长，而且还一直处于御史的监督下，让人极不痛快，但也极大地避免了草菅人命，保障了公民的基本权利。这个制度一直被后世效仿，成为中华法系最基础的立法思想。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最先实行了这样的审决制度，难道不正是人类法律史和人权史上最光辉灿烂的一页吗？
不过隋文帝本人恐怕就很难得到法学界的溢美了。隋文帝下诏编撰《开皇律》时说前朝法律苛刻，甚至让百姓恐惧，新律的基本思想就是简明宽仁。新律的编撰确实依照了这个原则，而隋文帝本人的行为却与其完全背道而驰。隋文帝曾要求在新律中加入盗一升军粮处死、盗一钱弃市，知情不报也处死的规定。后来又提出四人共盗一榱桷（椽子），三人同窃一瓜都要处死。这哪里是他自己要求的宽仁呢？分明就是罕见的酷刑！虽然这些变态的要求都没有被立法机构所接受，但他这种矛盾变态的思维方式确实很难让人理解。
隋文帝对待官吏也堪称严苛，曾故意让亲信向官吏行贿，一旦接受立即进入死刑程序。这……这不是钓鱼执法吗？这当然是要不得的。隋文帝还在殿廷上设置廷杖，动不动就打人，一天可以打好几次。有时他向官员询问业务，一旦说不清楚马上就斩。不少重臣进谏说朝堂不是杀人之地，劝他不要在朝堂上随意治罪，隋文帝不听。后来高颎率满朝文武苦谏，隋文帝终于同意撤去廷杖，并不再在朝堂上治罪。但没过多久，有人向他进谏，触了逆鳞，他又想打人，找不到廷杖，就拿马鞭打，打完又恢复设置廷杖。又没多久，隋文帝又生了气，又要在朝堂上杀人，兵部侍郎冯基固谏。隋文帝一怒之下把冯基也杀了，但没过多久又非常后悔，责怪大家为什么不劝阻他。
那隋文帝这样随意治罪，是不是因为没有张释之那样的良臣？应该说不是，甚至还更多。除了舍身卫法的冯基，还有大理少卿赵绰、亲卫大都督屈突通都曾在他暴怒时死谏，隋文帝冷静下来都会夸奖他们的忠直，但他们的意见并未被采纳。最悲愤的还是御史于元日不，有一次他弹劾有些武将衣着不整。隋文帝说：“你自己是御史，还穿得这么随便，管人家武夫？杀了！”且先不论于元日不弹劾得对不对，御史的本职工作就是弹劾，对了就处理，不对就不理，断无弹劾得不好就处罚御史的道理，何况还是要杀？谏议大夫毛思祖忙为部下请命，未料一起被杀！这确实太令人寒心了，晚年的隋文帝喜怒无常，严刑峻法与自己的立法精神相去甚远，甚至出现过在朝堂之上亲自拔剑砍人的不理智行为。这也正是隋文帝立下不朽功勋，却很难得到史家一致赞誉的重要原因。
隋文帝待人的态度更令人捉摸不透。他听说百姓饥荒，就流涕自责，自己也不吃饭。他还非常关心民间疾苦，对待上访群众态度极其和蔼，而且要是走在路上遇到有人负重前行，都要上去帮一把。但他对待身边人的态度又耐人寻味。高颎是隋朝第一功臣，与文帝亲如袍襟。当初高颎率大军平陈，有小人进谗言说他有异志，隋文帝毫不犹豫就把这人斩了，足见他对高颎是推心置腹。但后来隋文帝因为一些家长里短的小事疏远了高颎，在他连任十九年左仆射马上就可以光荣退休时将其耻辱地削职为民。类似的还有苏威、郑译等重臣，尽管这些人到隋炀帝朝又多起复，但隋文帝晚年已是孤苦伶仃，好友皆形同陌路。这些老臣自身自然也有一些不对之处，但都不至于割席断义。隋文帝一方面对他们肝胆相照，一方面又翻脸如翻书，最后都不给人家台阶下，他这到底是一种什么心态，我们从现存史料中已经很难找到答案。
对此，我们试从管理心理学角度解读：隋文帝本身的个性相当差，但作为国君的规范管理意识和历史责任意识又相当强，长期逼迫他在一个规范的体系下用理性强行压制感性。
隋文帝所处的时代非常特殊，是决定汉民族能否走出长期低谷，重回盛世的关键。显然他已经意识到了肩上这份特殊的责任，同时也很清楚自己确实是个才能平庸、性情怪异之人，所以他以一个先进规范的公共管理体系来替代个人英雄主义。体系所产生的细节其实大多不能遂他的情意，但清醒的头脑又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