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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你肯定认为我很笨，马克——任何人都能看出你戴着近视眼镜。”
第二天他来的时候，我觉着有点不对劲，但不知道是什么。然后，我意识到了。他没戴眼镜。他的眼睛蓝得令人难以置信，好像是在给加勒比海度假做广告。他戴了隐形眼镜。
以前他的双眼是一种空洞洞的灰色。现在他的双眼如此之蓝，以致于他看起来像是一直处于惊讶之中。我什么也没说，因为他很敏感。他的工作一直很出色，让他走是我最不、愿意做的。正如他总是提醒我的那样，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任何事。委屈了你的保镖，说不定那种事就要发生了。
12月，“辣妹”在曼彻斯特和伦敦有一系列的演唱会。真有些奇怪，仿佛又回到了“辣妹”世界。我们在埃尔斯特里工作室排练，那里的舞台已经搭好了。工作室距我们住的地方都不远，在最后彩排时，我们邀请了所有的家人和朋友前往。
我一直都非常渴望重返舞台。但当我看到演出服装时，我感到十分恐惧——短裙，短上衣——我只想把全身都遮住，因为我知道媒体会说什么。我已从布鲁克林出生前的“丰腴辣妹”变成了“骨感辣妹”。
这开始于我和大卫到迈克尔·凯恩的餐馆、兰根餐馆吃饭的时候，接着报纸就开始谈论我看起来有多么瘦。当他们在大卫·弗里希（埃尔顿的合伙人）的生日派对上拍到我的照片时，“骨感辣妹”的称号就被叫开了。
我将穿着高跟鞋跳舞，他们就会说，要是我摔倒怎么办？他们会说我的身体快要垮了，因为我有厌食症。而事实是，比起以前的那些年，我现在可能更健康。我在想，我什么毛病也没有，但我将会摔倒，这是俏皮的墨菲法则（一种认为凡有可能出差错的事终将出错的俏皮论断）。
报纸上说我瘦，这一点不假，我确实很瘦。自从生了布鲁克林，我的体重就开始减轻，越来越轻，我变得越来越瘦。
我真的不知道我出了什么问题。这么多年来，我第一次饮食真的有了规律。事情已经发展到如果不吃糖我就会晕过去的地步。我吃了一听又一听的芒果、荔枝、橘瓣、梨，还有其他的水果。我一次能吃5听。我吃起来就像个易饥症患者，但我从不呕吐。
最后，别人劝我去看了中医，他给我做了个奇怪的测试，检查过敏症和食物的不耐性。这一切听起来十分荒谬，但最后你还是照他说的做了。你得拿着一小瓶他认为你可能过敏的东西，然后他会把你的胳膊往下摁，而你得努力往上抬。这显得非常古怪，但是很好玩。有些东西我拿着的时候能把胳膊抬起来，没问题。而拿着另一些东西的时候，尽管我使足了劲儿，我的胳膊就好像是毛毡做的。
结果证明，我缺锌，有假丝酵母（假丝酵母是一种真菌，可能会引起鹅口疮等病）。这有点像曼迪·史密斯病重时的症状（她曾嫁给比尔·威曼）。我认识曼迪是通过她妹妹尼库拉，她与特迪·谢林汉姆订了婚。她们姐妹俩都很可爱，而曼迪吃了不少苦。
那个中医给了我一些药剂，并说我不能吃糖，包括酒、水果、所有的碳水化合物、奶制品和健怡可口可乐。我和我的家庭医生讨论我的症状时，他说我可能有些低血糖——那是与糖尿病相反的一种病——但血液检查从未有过显示。直到今天我才确信我得的就是这种病。
这太可怕了。我确实努力遵循这个食谱，但没能坚持多久。我的偏头痛疼了一星期后，被告知那表明我正在解毒。
那些药片没有任何作用。我的身体在渴望所有我过敏的东西，尤其是水果。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一直躺在床上。更糟糕的是，我们还不在自己家里。我们当时在贝里，加利·内维尔的家，因为奥尔德里—埃吉的公寓正在安装附加的安全系统。尽管这套公寓在顶楼，只有坐电梯才能上去，但是大卫去训练时，只有我和布鲁克林呆在那儿，我还是感到恐惧。
毕竟，第一次绑架恐吓来自一个有北方口音的人，子弹也曾被寄到沃斯利的房子。恨我的是曼联的球迷，谁都知道大卫·贝克汉姆搬到哪儿去了，他们只要来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抓到我。我们曾想装一道安全门，但其他住户不同意，即使我们说了费用由我们承担也不行。
那时候，我父母家似乎是这个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了。
因此，当圣诞节“辣妹”演唱会到来时我很高兴，那将意味着我们可以住那儿一段日子，还意味着布鲁克林可以和利伯蒂一起玩了。布鲁克林甚至还不会爬，而比他大9个月的利伯蒂已经能到处跑了。但马克仍说他们不能出去，甚至不能进花园，除非有他陪着。
尽管我妈妈竭力让我吃一些她认为合适的饭菜，我的体重还是没有增加。因此当大多数媒体报道演唱会时，它们登出的照片尽量让我看起来十分瘦，我并不感到吃惊。但不是所有人都企图攻击我。《镜报》（该报纸在布鲁克林出生几天后，登出了我的一张照片，上面画了些箭头，指着我身体的某些部位说，他们认为我该减肥了）写道：“高贵辣妹”惟一不适应的就是几千名歌迷喜欢她在演唱会上的表演。其他的媒体就没这么好心了。
圣诞节后，大卫随曼联队去巴西踢球，我再度感到恐惧的降临。我不想独自呆在那套公寓里。因此我决定，与其呆在英格兰我妈妈家，为什么不出去，逃离这一切，去晒晒太阳呢？他们和我一样已忍受了那么多痛苦。平生第一次我不再考虑花多少钱，我想要的只是我们都能平安地生活。
事实上，我们并没有多少选择——因为每年这个时候许多旅馆早已被那些与我们想法相同的富人预订了。而且许多地方都不许你带孩子。我本可以去巴厘岛或者塞舌尔，但是那航程对布鲁克林和利伯蒂来说太长了。而我也不想去太远的地方。我只想离开英国一段时间，大卫回国我也就回来了。
我从佩里格林·阿姆斯特朗…琼斯那里第一次听说了莫斯迪克。玛格丽特公主在那儿建了一所房子以后，这个地方开始出名了。名人们到那儿去可以乐得清静。显然，有时侯，你能看到玛格丽特公主穿着短裤在那儿蹓跶。“棉花屋”是岛上惟一的旅馆，其他地方都是私人别墅。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正是他们引以自豪的一点：他们从不让新闻记者上岛。如果不让任何新闻记者上岛，那绑架者和谋杀者也无法上岛了。我甚至觉得马克都没有必要和我们一起去，尽管我知道他会因去不成加勒比海而失望。我没有告诉其他任何人我们要去——甚至艾伦·爱德华兹。我告诉他我们要去滑雪。如果没人知道我们去哪儿，那我们就安全了。
莫斯迪克很小——只有3英里长，2英里宽。机场更像一所飞机跑道上的简陋小屋，你得趁天还亮的时候飞进来，因为他们没有雷达。从伦敦飞到巴巴多斯，然后改乘一架小飞机飞到莫斯迪克，只要40分钟。那真美。飞机飞得相当低。我们掠过小岛的沙滩，它在落日的映照下呈现出一片粉红色。
我一走下飞机立刻感到放松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拂过我全身。到“棉花屋”只有5分钟的路，一切完美得如我所想。那里星星点点地散布着一座座小房子。我和露易丝合住一间，我妈妈和爸爸在另一间。餐厅在主要的一间房子里。一切都很低调，不是很奢华，但是有一张很大的老式木桌，还有手工制作、古色古香的石灰水粉刷的家具和许多奶油色的挂件。
这个地方本身就十分美丽。到海滩只要走两分钟，游泳池边上还有一小块僻静的晒日光浴的地方，大多数人都到海滩上去。一切都如你想像的那样：围满棕榈树的白色海滩，波光粼粼的蓝色海面，即使最好的照片也无法展现它的美丽。
但对我来说，最好的事情莫过于我们可以独自呆着。在英国，我已紧张到这个程度：只要电话铃一响，我就会跳起来。任何一点点突如其来的、意想不到的声响都会使我紧紧抓住布鲁克林。有时候他会吓得哭起来。在这儿，电话铃不会响，也不会有意想不到的声响。只有滑稽的小乌鸫觅食来访。我只需决定早餐吃芒果还是木瓜，在“棉花屋”还是到码头边的“罗勒酒吧”去吃午餐，我们坐上小小的像是高尔充球场上使用的那种轻便车，只需5分钟就可到那儿，那儿的地产食品中有许多种鲜鱼。
岛上的每个人都知道，只有名人们确信这里没有人打扰他们，莫斯迪克才能保住它作为旅游胜地的名声。我们看到了米克·贾格和他的女儿伊丽莎白、皮尔斯·布鲁斯南、迈克尔·J·福克斯——尽管我们不能肯定那些是不是与他们极为相似的人。
好就好在“棉花屋”里没有一个人认出我来。除非我穿上“高贵辣妹”的衣服，否则我一点儿也不像“高贵辣妹”。而且，其他的客人中有一半是外国人。对他们来说，我只是一个和家人外出度假的年轻的妈妈。我们也不来往。
尽管我的手机关了，我每晚还是会打开语音信箱。我想大概是第三天，我收到了艾伦的信息，他让我回电。
“那么，”他说，“那儿很热，是吗？维多利亚。”
“阳光明媚，”我回答道，突然想到我应该是在滑雪，“但不是我所说的热。”
“那就奇怪了，”他继续说道，“从报纸上的照片看，那儿看起来像烤箱。”
我的心跳停了一下。
“什么照片？”
“你穿着比基尼，戴着棒球帽。在莫斯迪克。”
我无法相信，简直无法相信。
我的身体僵住了。我的第一反应是，布鲁克林在哪儿？
他四肢伸展着正在婴儿床上睡觉。
艾伦说他会把照片传真给我。事实上，照片拍得不错。
令人害怕的是摄影者与我们如此接近。有一张是我髋骨的特写，他们称它“已凸出来”，还有一张是我上半身的特写。
这些都是在游泳池边拍的，但我当时并没有注意到什么奇怪的东西或什么人。我们谁也没有注意到。但是——正如每一个女人都知道的——有人拍到你穿比基尼的照片，而你却不知道，这是很可怕的事。但那不算什么。头版有一张布鲁克林的裸照。他们怎么敢这样呢？如果有人可以偷着用长镜头拍下这样的特写，如果那是枪，结果会怎样呢？我气得浑身发抖。前几天我过得很平静，很开心。现在，我又一次犯了妄想症。在这个岛上我有一个敌人，不仅如此，在英国我有一个敌人。有人告诉了新闻界。会是谁呢？肯定是旅行社的人。我因为没带上马克而对自己发起了火。
马克曾告诉我他认为他该跟着来，但我真的认为我们会没事的。后来才知道有个男人曾独自在岛上呆了一天。他原来预订了莫斯迪克岛上惟一能住的另一个地方，一个叫“荧火虫”的饭店，那里有房间，但他跑到“棉花屋”来，声称那儿出了点问题。因此他住进了游泳池对面的一所别墅，正对着我们的住处。他只需靠在他卧室的窗户上喀嚓、喀嚓、喀嚓地按快门就可以了。我们记起来了，有一天晚上在饭店看到他一个人呆着，还开玩笑说他看起来像个摄影师。现在他早已走了。我们在岛上又呆了4天，但其实我的假期已经给毁了。
回来后不久，我参与制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