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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精心设计的做法，将犯人侵入加了石灰的沸水。对付巫师的方法还有木马、各种刑架、烧红的铁椅、腿钳（西班牙靴），还有将滚烫的沸水或溶化的铅倒入其中的用皮制的或金属制的大靴子（当然，要把脚放在里面）。在对犯人使用水刑时（即question de l’eau），要将水连同一块软布塞入犯人的喉咙使其窒息。然后，迅速地将这块布抽出来，这样，内脏及肠子就会断裂破碎。拇指夹（gresillons）是一种专门设计的老虎钳，它将大拇指或大脚趾压到钉子的根部，巨大的对手指或脚趾的压力会产生无比剧烈的疼痛。
除此之外，更常使用的吊坠刑以及其它更可怕的酷刑，我不想再对其进行描述了。使用酷刑之后，以及使用了被看做是很平常的酷刑工具之后，受害者就要在一个坦白书上签字。这个坦白书被称为是一种自愿承认的“自由忏悔”。
冯·希培冒着巨大的个人风险，反对迫害巫师热。反对这种狂热的还有其他一些人，他们主要是亲眼目睹过这种罪行的天主教和新教的教士们——包括16世纪意大利齐安弗朗希斯克·庞兹尼比奥、德国的科尼利厄斯·路斯和英国的雷金纳德·斯科特以及17世纪德国的约翰尼·梅福斯（“听，你们这些嗜财如命的法官和嗜杀成性的起诉人，魔鬼显现的都是谎言”）和西班牙的阿隆卓·萨那查·德·福爱斯。他们和冯·希培与公谊会会友一样是我们人类的英雄，为什么他们不能更加知名一些呢？
在《黑暗中的蜡烛》（1656）一书中，托马斯·艾迪阐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有些人又会出来反对，并且说，如果巫婆不能杀，而且还用巫术做出一些怪事来，为什么那么多巫婆都承认她们做了谋杀之类的事情和其它一些她们被指控的怪事呢？
对于这一点我的回答是，如果亚当和夏娃都那么容易上当并被引诱去犯罪，那些身陷困境的可怜人经过劝诱、许诺和威胁、不允许睡觉以及持续遭受拷打又怎能不被迫承认那些虚假的、根本不可能的、有悖于基督徒信仰的事情呢？
直到18世纪在对巫师的迫害中幻觉成分的可能性才被认真考虑。毕晓普·弗朗西斯·哈齐森在他的《关于巫术的历史文章》（1718）写道：
很多人确信自己看见了外在的鬼魂，而实际上这只不过是活跃在他头脑中的一种内在的幻影。
由于巫术狂热反对者的勇气感染了特权阶层，同时资本主义体制正走向确立，尤其是欧洲启蒙思想的广泛传播，致使焚烧巫婆的行为最终消失了。在荷兰，这个启蒙时代的发源地，最后对巫师执行死刑是在1610年；英国是在1684年；美国是在1692年；法国是在1745年；德国是在1775年；波兰是在1793年。在意大利，直到18世纪末审判中还将人处以死刑，而在天主教会中直到1816年才废除了在审讯中使用酷刑的惯例。基督教会是巫术的现实性和处罚的必要性的最后支持者。
对巫术的迫害狂热是可耻的。我们怎么能这么做呢？我们怎么会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弱点如此无知而愚昧？这种现象怎么会发生在当时地球上最“发达”、最“文明”的国家？它为什么会受到保守党人、君主主义者和宗教原教旨主义者的坚决支持？这种现象为什么会受到自由主义者、公谊会会员和启蒙思想的追随者的反对？如果我们坚定不移地认为我们的信仰是正确的，而别人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们的动机是善良的，而别人的动机则是邪恶的；宇宙之王只对我们说话，而不理会其他不同信仰的信徒；对传统信念提出挑战或提出一些探索性的问题是邪恶的；我们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相信和服从；这样的话，对巫师的迫害狂热就会以各种各样的不同形式继续下去，直至最后一个人。请注意一下弗里德里希·冯·希培提出的第一个观点以及提高公众对于迷信和怀疑论的理解的意义可能有助于我们在整个因果关系中迅速地找到答案。如果我们不知道事情在最后一环上的发展情况，那么，当它再次出现的时候我们就无法认识它的本来面貌了。
纳粹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说：“对公众舆论的形成实行监督是政府的绝对权利。”在乔治·奥维尔的小说《1984》中，“老大哥”国家雇佣了大量的官僚人员，专门从事篡改历史记录以迎合当权者的利益。《1984》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引人注目的政治虚构小说，它是根据斯大林主义苏维埃联盟的真实事实写成的。在这个国家，篡改历史已经形成了制度。斯大林当权不久，他的对手列昂·托洛斯基——一个在1905和1917年革命中的伟大人物——的肖像就开始消失了。
新一代人成长起来了，他们确信这就是他们的历史。而老一辈的人却开始感觉到他们想起了某些事情，这是一种政治错误记忆综合症。奥维尔把他们的真实记忆与领导人希望他们相信的事情之间取得一致的思维方式描述为“双重思维”。那些不肯顺从的人，那些还能记得斯大林在革命中的次要作用，而托洛斯基实际上起主要作用的老布尔什维克们，都被指责为叛徒、无法改造的资产阶级或“托洛斯基分子”或“托洛斯基法西斯”，他们被逮捕入狱、遭受酷刑、被迫当众承认他们的叛国罪行，然后被处决。如果你绝对控制了媒体和警察，如果你拥有一代人的时间去实现你的目标，要改写千百万人的记忆是可能的。几乎在任何时候，这种方法都是用来满足掌权者加强控制，满足国家领导人的自我陶醉、妄自尊大、偏执多疑的需求的。它使改正错误的机制完全变成人为的控制过程。其作用是使公众忘记他们所犯的重大政治错误，这样就能够保证他们最后再犯同样的错误。
在我们这个时代，对真实静物、活动图片和录音带进行全盘伪造，从技术上讲毫无问题。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个家庭都有电视机，批判的思维能力在日渐下降，重新编造新的社会记忆似乎是可能的，甚至用不着秘密警察的过多关注。我这里所设想的并不是指由国家指定的精神病医生在特殊治疗室中在我们每个人的头脑中置人事先设计好的记忆。我所说的是，对新闻报道、历史书籍具有强大控制权力的少数人，他们对舆论的控制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心中的各种形象，甚至对公众的整体态度产生重大的变化。
我们所说的这一切在1990－1991年间的现实事件中得到了微弱的证实。就在那段时间内，伊拉克的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在美国人的心目中有了一个突然的转变，他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亲近同盟——能够生产好商品、拥有高技术、武器精良，甚至拥有卫星智能数据——变成了一个危害世界的、对邻国财富垂涎欲滴的魔鬼。我本人不是侯赛因先生的崇拜者，但是他如此迅速地就从一个美国人几乎没有怎么听说过的人变成了邪恶的化身，这确实令人感到惊奇。这些天以来，令人愤怒的政府机构正忙于其它事情。我们对于那些策动和控制公众舆论的权力将永远掌握在有责任心的人之手这一点是否有信心呢？
另一个现实的例子是毒品之“战”。政府和受到慷慨资助的市民团体有计划地歪曲，甚至还捏造出毒品有害的副作用的科学证据（特别是大麻），在这方面，没有任何一个公共官员获准将这个话题让公众进行公开讨论。
但是想把令人信服的历史真相永远封锁是十分困难的。新的资料库不断地被公开。具有新思想的、受意识形态影响较少的一代历史学家成长起来了。80年代后期和在此以前，安·德鲁彦和我还定期地非法携带一些托洛斯基的书——《俄国革命史》到苏联，这样我们的同事就能知道一些他们自己的政治起源的真相。在托络斯基遇害（斯大林的刺客用锤子砸碎了托洛斯基的头）50周年纪念日时，《消息报》就能称赞托洛斯基是“伟大的、无可指责的”革命家。一个德国共产党的刊物更将他描述为：
他为我们热爱人类文明的人而战，对这些热爱人类文明的人来说，文明就是我们的民族精神。谋杀他的刽子手……试图杀害他，扼杀我们的文明……。他的头脑中有着最具价值的思想，他具有最为清晰的头脑，这些用锤子是永远也打不碎的。
现在正在出现一种向公众灌输仅由少数人确定的看法、历史事件和舆论的倾向，包括由少数有实力的具有同样动机的公司和个人控制主要电视网络和报纸的趋势。在很多城市中，有竞争力的报纸已经消失，独立力量的争论被政治运动中的倒退所取代，权力分离的原则被逐渐削弱。据美国媒体专家本·巴格狄金进行的调查显示，不超过24家公司控制了一半以上的“全球商业性日报、杂志、电视、书籍和电影”。有线电视频道、廉价长途电话、传真机、便宜的电脑布告牌和计算机网络的猛增、只需花很少的钱就可以利用电脑自己出版作品，以及现存的传统自由主义艺术大学课程却展现出完全相反的发展方向。
很难确定其发展方向。
怀疑主义者所从事的事业是危险的事业。怀疑主义对现有制度提出了挑战。如果我们教育包括高中学生在内的所有人要具备怀疑的思维方式，那么，他们可能就不会仅仅用怀疑的思维方式来思考UFO、阿斯匹林的商业广告和年龄达3．5万岁的可与上帝交谈的大师了。也许他们将开始问一些有关经济、社会、政治或宗教制度的令人感到尴尬的问题。也许他们将对那些当权者的观点提出挑战。到那时，我们的社会将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最近，在世界各地流行着人类中心主义、盲目排外意识和民族主义。政府对于他们不喜欢的观点进行压制的做法仍广泛存在。错误的或误导性的历史事件被强行灌输给广大公众。对于维护这种观点的人来说，科学是一个专门捣乱的东西。它主张追求在极大程度上独立于种族和文化偏见的真理。科学的最根本的本质就是不受国界的限制。若把同一研究领域的科学家放在一个屋子里，即使他们在语言上并不相通，他们也会找到交流的方法。科学本身就是一种跨国界的语言。科学家本能地就有四海皆一家的理想，他们不可能通过研究将人类大家庭划分为许多小的、敌对的团体。俄国剧作家安东·契诃夫说：“不存在属于哪个国家的科学，就像不存在属于哪个国家的乘法表一样。”（其它很多东西也是如此，比如虽然民族主义的宗教有成千上万的信徒，却并不存在一种类似国家宗教的东西。）
科学家在社会批评家（或者用不太宽容的说法，叫做“持不同政见者”）的队伍中占有不成比例的数量。他们对自己国家的政策和神话提出挑战。前苏联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美国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利奥·西拉特这些勇敢者的名字很容易出现在人们的脑海中，他们是始终一贯地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的人。特别是在由于核武器的发明而给人类带来灾难后，科学家们被描绘成道德白痴。当你考虑到所有那些有时要冒着巨大的个人风险，说出反对自己国家错误使用科学技术的言论的人们，这种说法是不公正的。
比如，化学家莱纳斯·鲍林（1901－1994）在1963年签署《禁止核武器实验条约》的工作中比其他任何人都承担了更大的责任。该条约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