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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
“你小时候问没问过大人，自己是哪儿来的？”
“啊？”可能我问得太突然了，他一时有点没反应过来，“怎么问这个？”
“就是突然想起来了。”
“那你问过没有？”
“问过。”我点头，“特小的时候问过我妈。”
“你妈怎么说的？”
“我妈说，我是从护城河里捞上来的，说当时正下大雨，护城河涨水，她从桥上过，看见一小人儿在水上漂着，就赶紧给捞起来带家去了。”
“是吗。”周小川一阵轻笑，“这回答还真别出心裁，我妈就说我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结果我妹出生的时候我还问‘她这么软，石头那么硬，怎么蹦出来的啊？’把我妈给乐坏了。”
“你真行。”我也笑，“当时我还哭了，说，我真妈是谁？”
“真妈？”
“是啊，我不是捞上来的嘛，那总该有个真正的妈啊。”
“那你妈怎么说？”
“我妈没说话，光乐，我爸说‘那捞你的就是你真妈！’当时我死活就是不明白这俩大人说什么呢。”
“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光辉的历史啊。”大笑之后，周小川拉我，“走吧，太冷。”
“嗯。”我点头，然后提议，“今儿晚上睡我们家吧。”
“行啊，你得再教我一曲子。”
“你还真会找辙。”我故作不满。
“我是看的起你。”
“是是，我感动死了。”
晚上的风很冷，细想想北京一年四季都有风，习惯之后自然觉得稀松平常，反而没了呼啸在耳畔的声响便会有种不安。在冬天独有的北风中，我和周小川沿着护城河沿儿回家，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种感觉，周围是一片漆黑，偶尔有汽车经过，能听见清楚的落雪声，从路灯的光线范围内可以看到大片大片的雪花，我们俩踩在雪地上，鞋底与积雪接触、积压，便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
多年以后，我陷入回忆中还会遗憾，那时为什么不回头看看身后的脚印呢？河沿儿上只有我们俩，两排脚印紧挨着，那将是何等动人心魄的景致？可惜那个年纪，是还不懂得回头看脚印的年纪，那时候，我们只知道看着前路。
高二的寒假，给我留下最深刻记忆的莫过于那天，这之后，就几乎没再遇到过同样的情况了，在雪天和周小川走在一起，渐渐变得可望而不可及，甚至因为忙碌之类的所谓理由，我甚至都无从想起要和他重温一下当时的记忆，我们不得不面对世态炎凉，不得不算计人情冷暖，然后在不知不觉和后知后觉中，已经过了最浪漫，也最应该浪漫的年纪。
“嚼子。”
“嗯？”
“你说，将来咱们要是组个乐队，叫什么名字？”
“乐队啊……”我想了想，“叫‘右安门’吧。”
“难听死了。”
“那叫‘建安里’？”
“你能不能不说地名？”
“那叫啥？叫‘煤铺’还是叫‘小卖部’啊？”
“叫‘泡泡糖’得了！”
“‘小豆冰棍’也不错啊。”
“你就不能正经点儿？”
“我挺正经的，叫‘护城河’吧。”
“那还不如叫‘木板儿桥’呢。”
“哎，挺好，就叫‘桥’，真的真的。”
“‘桥’？一个字？”
“嗯，不错吧？”
“倒是还成。”
周小川点了点头，然后在一阵风吹过时打了个寒颤。
“快走，到家就暖和了。”我拉着他，加快了脚步。
那个冬夜，在河边儿，我们第一次提到了关于未来乐队的名字，那时候，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桥”真就被确定了下来，并且一用，就是十好几年……
八六年，帕瓦罗蒂来了北京，临走时说了句：“我还要来中国！”
八七年，费翔唱红了《冬天里的一把火》，我姐迷他迷得神魂颠倒。
对于前者，我没有什么感觉，只记得有个满脸胡子的外国胖老头来了又去了，对于后者，我了解稍微多一点，因为当时满大街都有人唱“熊熊火光照亮了我”，但最后，被点燃的似乎不止追逐流行乐和流行乐制造者的人们，还有咱们国家东北的那片儿林子。
大兴安岭火灾可谓震惊全国，不少人半开玩笑的说都是让费翔那首歌给咒的，对此，我不发表个人观点，因为我当时的注意力在另一个人身上。
那就是崔健。
我挺意外，因为没想到会有除了我爸我妈和周小川之外能让我这么惦记着的人，那个长相有点儿痞，嗓子不错，底气挺足却咬字不怎么清楚的摇滚歌手，带着一首《一无所有》闯进了我的视线，我认为那一刻，我找到了所谓“音乐”的感觉，我那时候才明白，我不想要高雅的，也不稀罕通俗的，我要的是摇滚，是一种呐喊的声音，一种就算织细婉约时也能让你觉得惊心动魄的旋律。
然后，我感觉，我也可以创作出那样的东西，给我一把吉他，给我一点时间，我可以做到。
但当时我没有那个时间，八七年九月，我成了毕业班的学生。
于是，面临着大学在召唤，高考在眼前的现实，我只能在不用埋头于书山题海中时唱上两句“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
“谁跟你走啊。”周小川笑我。
“那个老‘笑我一无所有’的人呗。”我扔下手里的笔，打了个哈欠。
“你都快走火入魔了，有工夫多看两眼书吧。”干掉塑料袋里最后一个香蕉，他站起来，“行了，不给你添乱了，你学你的，我回家。”
“哎？不吃饭啊？”我有点惊异。
“我们家今儿晚上吃炸酱面，我得回去。”朝我一笑，他转身走了。
我觉得挺失望，因为照以往的惯例，周小川如果下午四点半左右还在我们家呆着，那晚饭必定就在这儿吃了，但那天却一反常态，而在后来的时间内，这种现象之见多不见少，于是我明白，他是怕耽误了我学习。
“其实不用那么玩儿命，我这么聪明的人。”找了个空闲，我跟他说。
“你能保证考上清华北大了，我就天天跟你这儿泡着。”
一句话，气得我半个字儿也蹦不出来了，清华北大？我还真没想过，我的目标是警官大学，其余的只能排在第二志愿之后。
“那你爸妈同意？他们不是说让你考重点本科吗，警院……”
“警院也不是那么差劲啊，再说当警察是我梦想。”
“问题是……”他想了想，措了下词儿，然后转了话锋，“反正你别因为考哪儿和家里闹矛盾。”
“嗯。”我点头。
那时候我其实挺自以为是的，可能是和人打架中锻炼出来的过度自信，我觉得我认定了警院就一定能去，谁也拦不了我，在这件事儿上，我没听川川的，拒绝掉爸妈希望我考上的大学清单，我和家里有点僵化。
“建军，你别死较真儿了，爸妈是为你好。”我姐劝我。
“我就是想上警院。”我强调，同时让别人的劝说都成了耳旁风。
但我当时并没想到事情会与我的期待相违背，有个致命的因素，有个不可抗拒的力量，让我不得不放弃了我的偏执。
八七年十一月，那可谓我年轻时代最痛苦的时期，在众多儿孙中最疼爱我，最拿我当回事儿的，我的爷爷，那时突然病危。
我还在课堂上，就被教导主任叫了出去，听他讲了大致情况之后，我一路疯跑到了医院，找到特护病房之后，我见着了让人发怵的场面。
一张病床，周围站满了人，全是家里的亲戚，我爸坐在床旁边的椅子上，双手紧攥着老人苍白枯干的手掌。听见我进来，刚才还紧闭着眼的人慢慢把眼睛睁开了，然后，那个沧桑的声音叫我：
“老疙瘩……是老疙瘩来了吗？”
那一时间，我不夸张，眼泪就在我眼眶里打转，我从没想到那个曾经有如洪钟般的声音竟会如此苍老，如此无力，好像强弩之末，想再挣扎出一丝威武，却已没了底气。
“建军，爷爷叫你呢，过来。”是我爸，他极少叫我大名，除非有严重情况，听见那两个字从他嘴里出来，我心里跟着一紧，脚似乎被牵着往前走去了，一直走到病床前。
“建军，去，跟你爷爷说两句话，凑而根儿底下说去。”
我爸一句话，又让我一阵心悸，我突然明白，这个无力地僵卧在床上的老人已经快没了听觉，至于那双浑浊的眼，我知道，我早就知道，那是早在战争年代就已经失明了的，他完全凭借着第六感来判断周围每个人的存在，判断我的到来。
那天，我跟爷爷说了没几句话，因为医生说他的心脏已经不起任何刺激，于是，那既有的几句话便成了我弥足珍贵的东西，也成了我最难以抵抗的打击。
“老疙瘩……学得好吗？”
“好。”
“好、好……能考上大学吧？”
“能，能上清华北大。”
“行……你真行……考上大学，找个好工作……”
“嗯。”
“别学我，别当兵……受罪。”
“哎，我不当兵。”
“也别当警察……改朝换代，最先掉脑袋……”
最后这句，我没有回答，我没法回答。当时，我直挺挺的愣在了原地，感觉嗓子眼儿堵了一大块东西，想咽，咽不下去，想吐，吐不出来。
我万万没有想到，老人竟在恍惚状态下如此明确的否定了我长久以来的选择，我最坚定不移的指向，最认真的目标，都被那句话给踩得粉碎。
“老疙瘩……你得考上正经的……正经的……”
完全没有焦距的眼睛似乎努力在空中寻求着一个集中点，但思路已经跟不上了，断断续续的嗫嚅最终被我爸给接去了话尾。
“建军肯定能考上正经大学，全国一类本，全国一类重点本！”
每一个字，每一个字啊，全都戳在我心里，注视着那双蒙着一层灰的眼睛，我好半天没说出话来，我觉得耳鸣，觉得手有点发抖，然后在我爸拽了我袖子一把之后，条件反射一样的喊了出来：
“我考！！”
眼泪一下子就掉出来了，我咬着牙喊出来的两个字是那么沉重，砸在我胸口，是窒息的钝痛。那是一种我从没体会过的感觉，悲伤、哀痛、苦闷、茫然，绞缠在一块儿，让我不知道那眼泪究竟有几层含义。
那天，我直到很晚才跟我爸妈和我姐回家，然后我就闷在自己的小屋里不出来了。我爸敲门，我不开，他就一直敲，一直叫我开门，最后，我终于受不了拔掉了门上的插销。老爷子走进来，坐在我写字台前头，抬手指了指旁边的椅子。
我没过去坐下，靠在门框上，我半天才开口问：
“改朝换代，最先掉脑袋……是什么意思？”
我爸一愣，然后叹气：“政治这东西……一旦变了，国家机器总是……”
“知道了。”我苦笑。
我明白了，所谓惊弓之鸟啊，目睹过动乱的人，心里对于政治的敏感已上升到无法想象的高度，作为一个军人，一个南征北战过，从硝烟中闯出来，本以为可以过太平盛世的人来说，那场十年浩劫让他们怕了，他们唯一期待，也是最期待的，莫过于自己的子孙永远不要和政治扯上关系。
那天是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二号，三天之后的十五号，爷爷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最后的场景我没有见到，因为爸妈也好，其他家人也好，都没想到老人会走得那么突然，去世前一个小时，他还在絮絮的念叨当年的金戈铁马，当年的峥嵘岁月，那短短的时间内，他几乎讲述了自己的一生，他甚至还能清楚的历数自己军装上每一枚奖章和自己身上每一处伤疤的来历。
然后，在午夜时分，心脏监视器的屏幕上，跳动的曲线最终拉直，很直，很平，和地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