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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杜月笙是全国禁烟委员会的一位委员，我首先向他提的问题就是有关中国禁烟方针。”
龙邵文听到这里，睁开双眼，从椅子上坐起，认真地听着……
“杜月笙十分冷静地回答我说：我不是一位权威人士，仅仅是蒋委员长的禁烟委员会里的一名政府公务员。委员长作为禁烟委员会总监，是唯一的权威。他接着概述了政府的方针：实行一种管理得当的垄断，对每一个吸毒品者实行登记和配给，鸦片只卖给那些持有政府配给证的人，这是最好的控制手段，是符合国家最大利益的。”
听到这里，龙邵文点头说：杜月笙回答的很得体。
宋己道又念道：……我问：杜先生，我在来你这里之前，听说海关查获了两批毒品，你能向我说说这些毒品怎样处理的吗？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查获的毒品都在官方的监督下在公共场所焚毁了。我当时就提出异议说，听说查获的毒品都送交由你处置了，杜月笙马上愤怒了。他咆哮着：我抗议！这是谎言！除了一部分以外，全部都销毁了，这一小部分，已由政府保存了，来作为紧急储备……说这话时，他用拳头狠狠地砸了一下茶几，吓得大厅各处的保镖们从盆栽的棕榈树后面头来。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情。”
龙邵文听到这里。对宋己道说，“洋人怎把杜月笙描述成这个样子。月笙向来沉稳，平日极少发脾气，怎可能这样粗鲁。”
“我被吓坏了，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再继续采访下去，我面对的毕竟是一个残忍的黑帮老大，我在想：他会怎么处置我？他会让保镖把我关起来吗？幸好他很快就冷静下来，对我说：我欢迎社会各界对我的监督，但希望你们能以事实为根据，不要听信外面流传的谣言及小道消息。然后很客气地对我说他还有事情要忙，礼冒地同我告别，并亲自把我送到了会客厅外面，同我挥手再见。我则又见到了他那灰黑色的，仿如魔鬼一样的爪子，那爪子似乎就要把我抓起，又似乎在向我示威……”
念完后，宋己道说：龙先生，怎么处置这家小报。
龙邵文沉吟说：不用管了，杜月笙向来对这种事情很在意，他会处置的。
杜月笙的确非常在意自己在公众面前的形象，前不久，江南名城无锡发生了宋痴萍被打致死的案件。就是杜月笙指使人干的。这件事情说来也不大，宋痴萍是一位常给《锡报》投稿的作者，经常在上海为各报刊写些文稿，赚点稿费度日，生活过的很是清贫。他因为擅长小品文，文笔隽永，颇受读者欢迎，因此在文坛上颇有些名气，故而《锡报》老板吴观蠡常约他为《锡报》副刊撰文，一般来说。他写这些作品内容无非是些茶余饭后消遣的游戏文章。这次也是一样，他写了一篇关于明星公司著名影星蝴蝶的短文“杂谈”，写的时候也许有些信笔由僵，竟把道听途说来的，关于杜月笙与上海某妓的一段艳闻给拖带了出来……
杜月笙早就有言在先。他曾警告过各报馆，要是刊登关于他的消息。必须要经由他本人同意且审核，而《锡报》的编辑也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没把杜月笙的话当回事，总之就按原文刊登了出来。
《锡报》除在无锡大量发行外，南京、上海、镇江、苏州等处也有不少订户及零售。特别是上海有较多的旅沪同乡，关心家乡消息，大都订阅《锡报》。这天的《锡报》出来后，老板吴观蠡一看报纸上有杜月笙的艳闻，顿感不妙，但此时报纸已经全部发出。没法再弥补了，他当即狠狠地指责了编辑的粗心大意，随后他整天忧心忡忡，坐立不安，只把希望寄托在杜月笙说不定不会看到这张报纸上。然而事与愿违。第二天一早，就在吴观蠡忐忑不安之际，杜月笙的两个手下由上海来到无锡，找到了吴观蠡，说是奉杜先生之命，要吴观蠡立即随同去上海面见，否则要发动无锡弟兄来捣毁报馆。吴观蠡心中暗暗叫苦，知道此行必然凶多吉少，身上冒出了冷汗，但已身不由己，只得硬着头皮随同前往。临行前，将报社的事务交给了其妻薛氏及编电讯的徐叔豪和营业部的徐仲雄照料。交代完毕后，即随这两人动身去上海。当天下午抵达上海后，他直接就被逮到了华格臬路杜公馆，等了一小时后见到了杜月笙。杜月笙怒气冲冲地斥责他好大的胆量，竟敢在报上攻击他，真是活腻了，吴观蠡早已被吓得胆颤心惊，赶忙解释赔罪，请求原谅。
杜月笙的心情似乎极为不好，对吴观蠡的解释是一概不听，非要打断他一只手臂作为教训，吴观蠡听后，吓得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不断求饶。就在这时，杜月笙手下突然拖出一个被打得遍体鳞伤、呻吟不止的人。吴观蠡仔细一看，更是吓得不知所措，眼前地上这位血肉模糊的人正是宋痴萍。
吴观蠡眼看自己也将难逃此劫之际，突然来了一位救星。这位救星不是别人，正是老朋友刘春圃。
刘春圃曾任过上海市政府的司法科长，为杜月笙贩运鸦片的生意上提供过莫大的帮助，是杜月笙的生死刎颈之交。也是杜月笙早期的智囊之一。此时他是公共租界工部局华人秘书，在上海很有些权力，平时杜月笙遇事与工部局的人打交道，都得请刘帮忙；同时他要遇到什么需要动笔之事，也常请刘春圃起稿。有了以上这些关系，因此刘春圃就成了杜公馆的常客。
杜月笙一见刘春圃进来，随即站了起来，刘春圃向杜月笙打了声招呼后，就看到了跪在地上的吴观蠡，问明情由后当即给他求了情，杜月笙听后，卖了刘春圃面子，把吴观蠡同宋痴萍一起放了回去。
当晚，由刘春圃代为安排，吴观蠡耗费大洋二百，在大马路鸿运楼订了二十桌筵席算是给杜月笙赔罪。
其实刘春圃此时到杜公馆并非巧合，而是他的妻子薛氏打电话给刘春圃特意告知，并恳请他帮忙的。
宋痴萍带着累累伤痕回到寓所后便卧床不起，每当想起这次被杜月笙私刑监禁便愤愤难平，不久就因忧愤交加，恨而辞世，死时年仅二十九。上海报界同人悉知后，皆十分慨叹惋惜，但慑于杜月笙的名威，个个都噤若寒蝉，谁也不敢出来说一句公道话，报刊上更不敢予以刊登。宋痴萍的亲属只能悄悄将他丧事处理掉，这一段文墨惨事，则冤沉海底。
此次苏州的《吴都》报居然又冒着风险刊登了“洋场怪胎纵横阖闾”这篇文章，文章中不但对龙邵文刻意歪曲，也对杜月笙进行了不尽翔实的描述，其胆子之大实属近年罕见。杜月笙看到报道后，气的是七窍生烟，果如龙邵文所料，他对报业如此不守规矩而感到颜面大失，当下叫来顾嘉堂，令他带上几名得力的兄弟急赴苏州，去把发消息的这家报馆捣毁了……
第二天，龙邵文接到工部局传来的口信，说是要安排一位西人女记者对他进行采访，问他什么时间合适，龙邵文马上就猜到了又是伊洛娜拉尔夫休斯这个满口喷粪的洋妖女，本想拒绝，但又一想，如果刻意回避，反而引起对方的无端猜测，不一定又会写出什么文章来诋毁自己，不如大大方方地接受她的采访……
两个月后，伊洛娜拉尔夫休斯对龙邵文的采访日记在英国见报，对他是这样描述的：我是在上海豫园附近一家装潢的古色古香的银行里见到的龙邵文先生，这里就是他龙升银行的本部。初一见面，我就感到外界对他的传言多有不实之处，他面相温文尔雅，穿一身米黄色的法国西装及一双意大利手工缝制的皮鞋，显得非常得体，从表面上看，怎么也不像是一个从事毒品贩运的黑帮老大……我本想同他用中国话交谈，可他却坚持用英语，也偶尔蹦出几句我不是很熟悉的法语或拉丁语。他谈吐不凡，非常有教养，是我见到的黄种人中最有魅力的一个……他非常繁忙，我采访的过程中，不时有他的属下进来与他进行工作中的沟通及汇报，听从他的意见，他一面抱歉地对我说：不好意思，又要中断了。一面飞速地处理着手边的事情，回答下属的问题，以便给我空出更多采访的时间，从中我可以看出，他在金融方面非常擅长，有不少独到的见解，即便在欧洲，像他这样的专业人才也是极为匮乏，他的确很棒……
这篇采访日记经上海媒体转后，龙邵文看着报纸就笑了，对宋己道笑骂：他奶奶的，多亏严仁桓帮老子应付了这个场面，不然这个洋妖女不定怎么让老子塌台呢……
第五百章 叛变（上）
四月的一天，龙邵文突然接到汉口杨庆山传来的急电，说是捉了中共天字第一号打手兼狙击手头目顾顺章，顾顺章在被捕后，对杨庆山说他是龙邵文的兄弟，他的父亲曾对龙邵文有过救命之恩……杨庆山得知这一层关系，登时一惊，来电向龙邵文核实……
龙邵文接到电报，脑中一阵晕眩，幻觉出顾同霏老泪纵横的模样，心中寻思：顾先生是我的救命恩人，如果没有顾先生，我早就死在了黄浦江边，现在他唯一的儿子落在了国民党手中，就冲他这“天字第一号打手”的名头，估计是凶多吉少……一念至此，他给杨庆山去电，请求通融。
杨庆山复电说：本想通融，无奈顾顺章是中共重要人物，手中掌握着中共高层的机密情报无数，且他被捕的消息已经通报了鄂北行政公署，通融势必难行……
龙邵文马上定了中国航空公司的机票飞赴武汉，想看看事情有没有回旋的可能性。杨庆山得知龙邵文为此事特意飞赴武汉，心中更是愧疚，当下率武汉洪门众兄弟亲赴机场迎接。
此时的杨庆山经“白极公”双龙头大爷任江峰首肯，已经成了“栖霞社”的龙头大爷，且经龙邵文推荐，加入了陈氏兄弟的cc派。一年前，鄂北绥靖公署主任、“湖北王”何成濬为反共需要，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增设“侦缉处”。他早知汉口洪帮龙头大爷杨庆山在长江中下游沿线势力极大。手中不但掌控着长江中下游码头的船员苦力以及各路水贼，且在武汉三镇的警备、侦防、卫戍机关，都有弟兄位居要职，就请杨庆山出任处长。杨庆山早有仕途发展之心，当下顺水推舟，出任鄂北绥靖公署侦缉处处长一职，后蒋介石为拉拢杨庆山，又送了他个少将的名头，至此，杨庆山这位少将处长铁心跟了蒋介石。并成了蒋介石在武汉三镇反共的中流砥柱。
杨庆山把龙邵文从机场风光地接到“德明饭店”，大排宴席接风洗尘的惯例常态之后，就请龙邵文休息。谁知龙邵文却不愿住在“德明饭店”，坚持要入住“太平洋饭店”。太平洋饭店一向最不太平，经常有帮会中人在那里聚众涉赌，打架滋事，不适合休息……杨庆山惊问其原因后，婉尔一笑。原来车经过“太平洋饭店”时，龙邵文被里面传出的打麻将、推牌九的吵杂声所吸引，因而才坚持要住进乱哄哄，且麻将、牌九声不断传出户外的太平洋。
第二天清晨，杨庆山早早就带了汉口洪帮的头面人物林之峒、蔡孟坚等人来到太平洋饭店，接了仍在打哈乞龙邵文。去江汉路冠生园吃早茶……
冠生园专为杨庆山在三楼一个僻静处开设了常年的包房一间，一般人不得擅入，只有杨庆山的心腹兄弟才可在上午他吃过早茶后前来拜见。自出任侦缉处处长一职后，他每天上午都要在这间房中听候手下兄弟的汇报，以便随时掌握共产党人活动的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