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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朝的另类史-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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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孺忍泪不顾,最后被凌迟于聚宝门外,时年四十六。

方孝孺临刑前做绝命诗,曰:“天降乱离兮孰知其尤,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庶不我尤!”

时至今日,几个号称笃信基督的“智识分子”肆口狂骂方孝儒的选择是漠视他人生命,这种歪论,真是歪曲时代和生命的价值观念,唐突古代仁人烈士。

建文帝兵部尚书铁铉被逮至京。朱棣坐于御座,铁铉背立殿廷,至死不转身面对朱棣。

朱棣派人割掉铁铉耳鼻,在热锅中烧熟,然后硬塞入这位忠臣口中,问:“此肉甘甜否?”

铁铉厉声回答:“忠臣孝子之肉,有何不甘!”

于是朱棣下令寸磔铁铉,这位忠臣至死骂不绝口。

怨恨之下,朱棣又把铁铉八十多岁的老父老母投放海南做苦役,虐杀其十来岁的两个儿子,并硬逼铁铉妻子杨氏和两个女儿入教坊司充当妓女,任由兵士蹂躏。

对建文帝刑部尚书暴昭,由于陛见抗骂,朱棣先去其齿,次断手足,以刀慢割脖项而死。

对礼部尚书陈迪,由于责问不屈,朱棣命卫士绑送他及其六个儿子一起至刑场凌迟。朱棣先派人割下陈迪儿子陈凤山的鼻子和舌头,塞进这位忠臣嘴里逼他下咽。陈迪虽为文士,至死不屈,怒骂而死。

对建文帝右副御史练子宁,也因殿上怒骂,朱棣命人先割掉其舌,此后寸磔而死,其宗族被杀者一百五十一人。

对建文帝兵部尚书齐泰,也是因其不屈,送刑场凌迟。

对太常卿黄子澄,也诛其三族,凌迟处死。

对建文帝监察御史高翔,因其丧服入见,朱棣命卫士杀之于殿上,没产诛族,又掘发高氏宗族墓地,焚骨抛尸,交杂狗骨马骨四散丢弃。

对建文帝监察御史王度,宗人府经历宋征、监察御史丁志、监察御史巨敬,朱棣皆施以族诛之刑。

建文帝大理寺丞刘端弃官逃去,被抓入殿。朱棣问:“练子宁、方孝孺是什么样的人?”

刘端笑答:“忠臣也!”

朱棣问:“汝逃,忠乎?”

刘端回答:“存身以图报耳!”

朱棣狼性大发,命人用刀割去刘端耳鼻,狞笑着问满头血污的刘端:“作如此面目,还成人否?”

刘端骂道:“我犹有忠臣孝子面目,九泉之下也有面目去见皇祖!”

朱棣狂怒,亲手用棍棒把刘端捶击而死。

除了多位建文帝忠臣自己或全家自杀外,朱棣虐杀建文帝忠臣及其家属共一万多人。历朝历代异姓相伐相杀,从未有这样惨屠对方官吏臣下的举动。因此,清初史家谷应泰这样叹道:

“嗟乎!暴秦之法,罪止三族;强汉之律,不过五宗……世谓天道好还,而人命至重,遂可灭绝至此乎!”

话说回来,对建文忠臣杀则杀耳,杀之可成其千秋万世之名。王朝皇族更迭,诛杀前臣也不算太过分的罪行。“古者但有刑诛,从无玷染。”而朱棣秉承朱元璋老混蛋血脉中淫暴凶残的因子,把多位忠臣孝子的大好清白妻女送入教坊司(公家妓院)做性奴,每天受二十多精壮汉子轮奸,生下男丁当家奴,生下女孩长大后接着做妓女,死后便下旨“着抬出城门喂狗吃了”……“此忠臣义士尤所为直发冲冠,椎胸而雪涕者也!”(谷应泰语)

直到二十二年后,朱棣儿子明仁宗朱高炽继位,才下诏称:“建文诸臣家属在教坊司、锦衣卫、浣衣局及习匠、功臣家为奴者,悉宥为民。”

建文帝忠臣惟一善终者,只有魏国公徐辉祖一人。朱棣召见,徐辉祖不出一语。由于他是功臣徐达之子,家有免死的丹书铁券,其弟徐增寿又因想投降朱棣被建文帝杀掉,朱棣才免其一死,革其禄米,把他一直软禁在家。

残暴如此,坐稳龙椅后的朱棣很想又换张脸皮以“仁德”形象留诸后世。特别可笑的是,永乐二十二年的甲辰科举考试,本来第一名状元是孙日恭。考试官员最后把录取名单呈给朱棣过目,这位流氓皇帝一反常态,细细研读,竟咬文嚼字起来:“孙日恭第一名,不行!日恭两字合起来就是‘暴’。(古文是竖版,所以两个字看上去就是“暴”字)朕一向以仁心为本,平生最恶残暴苛刑,隐暴于名的人断断不能为我大明状元。”

老混蛋批来批去,从三甲之中点了一个名叫邢宽的人为状元。邢宽,乃“刑宽”的谐音,以此来显示永乐皇帝治下轻刑薄赋、仁德四海的“太平景象”。

这位动辄诛臣下“十族”、杀人过万眼都不眨、处心积虑把忠臣妻女送入窑子每日定量供人轮奸的凶戾变态之人,临老又忽然变得似乎连只蚂蚁都不愿踩死,连一“暴”字都堵心碍眼“仁德”之人,不得又让人佩服职业统治者的演戏才能,已臻乎炉火纯青之境。

盖棺论未定——明成祖朱棣一生功业得失

后世讲起朱棣,大多褒大于贬。对外方面,特别是他五征漠北,先后击败瓦剌和鞑靼诸部(元朝灭亡后分裂为鞑靼、瓦剌和兀良哈三部。兀良哈早已归顺明朝,大宁的朵颜三卫即是兀良哈部)。同时,他又在西北设“关西七卫”,增设贵州布政司,在安南设交趾布政司。对内方面,他发展经济,休养生息,使国家岁粮收入大幅增加;同时剥夺藩王实权,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文化方面,他授命臣下编纂《永乐大典》(当然主要目的是为了他自己歌功颂德和篡改史实),对文化典籍进行系统整理。因此,《明史》中对他赞扬有加。

然而,深入细致地研究明代历史,却可得出这样一个惊人结论——虽然明朝之亡追根溯源是亡之于万历,但一切深祸至忧其皆肇自这位“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的文皇朱棣。

对内,明朝正是从朱棣起开始大用宦官。因为正是建文帝的宦官向朱棣报告金陵空虚的实情,朱棣才一反一直在河北、山西诸地兜圈子的常态,直捣京师,得登帝位。

篡弑成功之后,朱棣大用太监,其间有郑和下西洋(这倒不是什么大坏事),李兴充当前往暹罗的国使,马靖镇甘肃,马骐镇交趾。特别是永乐十八年,明祖又开设专由太监负责的东厂(朱棣又恢复朱元璋本已废除的锦衣卫,厂卫之祸,流毒深远)——由此,宦官拥有了出使、专征、监军、坐镇、刺探等诸多大权。

明太祖本来有祖制:“内臣不许读书识字”。朱棣却一反其制,听凭太监们“学文化”,到了明宣宗更是在内廷设内书堂,派大学士教小内侍们书写。这些太监们时间充裕又无青春期烦扰,明古今、通文墨,如狗添翼,更能在关键时刻运用筹算智诈,欺君作奸。所以,明朝太监之祸日烈,如王振、刘瑾、魏忠贤等,积重难返,直至明亡。

对外,朱棣主要防备蒙古,尽坏朱元璋边疆政策的成制。本来谷王在宣府,宁王在大宁,韩王在开原,辽王在广宁,沈王在沈阳。朱棣自己篡位后,深恐兄弟蹈习自己前路,尽迁五王于内地,致使东北无边备强兵,边疆严重内缩,山西等地也逐渐失去屏依。

虽然朱棣在朱元璋所设辽东都司的基础上又设奴儿干都司,但却用女真族太监亦失哈掌管大权。太监贪财重货,每每骚扰女真各部,种下矛盾多多,激使女真各部相互联合重组。至明朝中后期,奴儿干都司仅是一空名机构,满洲日益强大,而建州附近又无重镇,致使连连败绩,直至于亡。明朝最终未败于蒙古,而亡于明初不知名的满洲,细究原由,正是基祸于这位明成祖朱棣。

当然,“涂金”工作一直有条不紊地进行。朱棣生前就一直很注意“宣传”工作。建文四年六月他攻入南京,同年十月他就下诏第二次重修《太祖实录》(建文帝修过一次)。他任命两个降臣李景隆和茹瑺为正、副监修官,以大才子解缙为总裁。同时,朱棣对修史官员奖罚分明。对听话有意袒护朱棣篡改史实的,如胡广、黄淮等人,升官;对直书无隐不避朱棣忌讳的,如叶惠仲,族诛。仅仅花了九个月时间,这些“深体朕意”的奴才们就献上了篡改完毕的《太祖实录》。

后来,解缙因储君事得罪了朱棣,心态多疑的朱棣又三修《太祖实录》,派心腹姚广孝主管监修事宜。此次修史更加“仔细”,费时五年,删除一切对自己不利的史料,增加不少朱棣自以为是的“史实”。永乐十六年,书成献上,朱棣“披阅良久,嘉奖再四”。并对跪伏于殿下的几个奴才文人高兴地说:

“庶几少副朕心。”

此次修史,主要是为朱棣篡位的合理性制造理论依据,不仅明白地写明朱棣是马皇后亲生子(其实他是硕妃所生),还编造了马皇后梦见朱棣解救自己的故事;此外,史臣们又编造了老皇帝朱元璋在临死前一直咽不下气,反复问“燕王来未?”——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一直相信父子家天下的朱元璋,如果临死前念叨燕王,肯定是告诫皇太孙和大臣们要提防这位四皇子,绝对不会在临崩前想把皇位传给他,更不会说什么“国有长君,吾欲立燕王”。况且,建文帝即位时已经成年,根本不是什么不懂事的娃娃“幼君”。

所以,文字这东西的力量绝不可小看,加诸史书上更是可以颠倒黑白,混淆视听。大家有时评价一个皇帝,都是往往听信史臣的史书,以为风骨文人们会直笔铺陈,所谓“国亡而史不亡”。

其实,真正的情况往往大相径庭。比如,明朝的正德皇帝,后人一讲起此人就觉得他荒淫昏庸、荒唐至极——究其原因,恰恰是因为他死后无子,皇位由他在湖北当藩王的堂弟朱厚熜继承。旁支入嗣的自卑和以及与臣下的“大礼议”之争(即大臣们坚持朱厚熜应该依礼以正德父亲明孝宗为皇父,而不能以其生父兴献王为皇父),使得这位世宗皇帝在修《武宗实录》时,心怀隐恨,大曝正德皇帝这位堂兄的短处,满书都是前任皇帝的丑行和淫暴,一点也没有“为尊者讳”的意思。使得明武宗这位并非特别坏的皇帝成为明朝“坏皇帝”的最高榜样。

由此,可知历史的涂脂抹粉和歌功颂德是多么的重要!

有样学样——朱棣死后的“高煦之叛”

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春天,鞑靼阿鲁台进犯大同、开平。朱棣于四月间举行盛大阅兵仪式,率众大将第五次亲征。同年八月,朱棣病死于榆木川,终年六十五岁。遗诏传位皇太子。

太子即位,即明仁宗。

明仁宗朱高炽自幼就以聪慧仁德著称。“靖难”起兵时,朱高炽常常居北平留守,并曾以一万之兵拒李景隆五十万明军于北平城外,保全了朱棣的大本营。

朱高炽两个弟弟也都不是吃干饭的,朱高煦以军功有宠于明成祖,朱高燧以慧黠见喜于明成祖。当初建文帝听方教孺之言,赐朱高炽秘诏,使“反间计”欲离间燕王父子,多亏朱高炽仁孝如一,忙派人把建文帝诏书和诏使一齐驰送朱棣,才免却父子相残的悲剧。

朱棣篡位后,朱高炽为皇太子,朱高煦、朱高燧日与其党伺隙谗构。永乐十六年,宦官黄俨诬称皇太子擅赦罪人,邀德名于天下,有不臣之心,东宫官员坐死者甚众。

朱棣命侍郎胡滢暗中察访实情。胡侍郎禀公密奏,陈列皇太子“诚敬孝谨七事”,才免却本性多疑的朱棣猜忌。后来,宦官黄俨等想弑朱棣谋立其三子朱高燧,事发伏诛,还是皇太子朱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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