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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敢恢蓖Ａ粼�110亿美元——几乎到了最低限度，因为美国法律要求每四个流通中的美元必须在诺克斯堡保存价值一美元的黄金，美国的企业则需要400亿美元的纸币和银元。此时，贸易差额越来越对美国不利。1960年，美国进口价值150亿美元的货物，出口达200亿美元，有50亿美元顺差。到1970年，这个差额下降到20亿美元；1971年5月，便完全消失。美国的贸易出现了赤字，由于五角大楼仍然在越南消耗大量财富，迅速扭转这种局面的希望是没有的。商务部长莫里斯·斯坦斯警告说，美国自1893年以来第一次出现贸易赤字。
1971年5月，经济学家们从德国收到令人担心的信号。经济奇迹已经把联邦共和国变成大量出口的国家。过去十年里，德国马克两次增值，改变了同美元的比价，使囤积马克的投机家发了财。现在要求再次增值的压力又在增加。波恩作为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建立起来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有义务维持美元和马克的关系，在马克增值时收买美元，出售马克。因为美国存在贸易逆差，投机者握有大量美元——即“欧洲美元”，这是一般对外国拥有的美元的称呼——可供投资。1971年头四个月，欧洲的欧洲美元储存额惊人地跃升，从50亿上升到五六百亿，德国中央银行出现了美元泛滥。
德国中央银行不停地收购，收购，直到波恩看出了通货膨胀的初期迹象，于是在5月9日通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管有无布雷顿森林会议的规定，它不再继续收购美元了。作为代替办法，德国人提出，让他们的货币按照供求规律决定自己的价值。用经济学家的行话来说，他们要让马克“浮动”。马克从25美分“浮动”到27美分，就停在那儿不动，减轻了对德国中央银行的压力，附带改善了美国同联邦共和国的贸易平衡关系，因为这时在德国的美国货比较便宜了。然而喘息的时间是很短的。由于美联社记者拉里·斯顿茨听说的“欧洲美元的巨大水塘正在欧洲泛滥”——总数相当于美国流通的全部货币，投机者必然得转向别的地方。他们准备开始对法国法郎加热，但是一直注视着德国的苦恼的巴黎，迅速摆脱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限制了美元交易。投机者接着向瑞士法郎打主意。伯尔尼也效法巴黎。要想脱手美元越来越困难了，布雷顿森林会议正趋向于不起作用。《巴伦》周刊预测，秋季会出现世界范围的恐慌。8月初，又出现权威性预测说：美国第二季度的贸易逆差会超过70亿美元。紧接着国会两院联合经济委员会发表报告说，美元比价过高，其他货币应当增值，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美国应当停止购买黄金。于是股票行情猛跌，道·琼斯工业指数从4月份的高峰下降了100点。这时欧洲美元几乎已没有市场。美国在欧洲旅游的人发现，一度坚挺的美元，成了没有人肯接受的货币。世界贸易停顿下来；商人们再也不知道他们手中的货币在下星期，甚至在明天能够买到些什么了。
美国人也不断得到国内经济方面的坏消息。尼克松断言，1971年是个好年头，1972年是个坏年头，他的预算是以预计国民生产总值为10650亿元作为基础的。国民生产总值结果达到10500亿元，而其增长的半数来自通货膨胀。生产下降，失业率达6％，接近衰退时期的水平。6月底，财政年度结束时，政府的赤字惊人，达到232亿元，比约翰逊政府1968年创纪录的亏空仅少20亿元，收入竟比尼克松的预计令人难以相信地少了245亿元。总统在讲话中使用了“充分就业平衡”一词，使得他的保守的支持者大为吃惊。这是凯恩斯的一种概念，主张只要支出总额不超过在人人都有工作的条件下的税收总额，预算就是“平衡”的。但是，即使用这个尺度衡量，政府也还有80亿元的赤字。前景也是阴暗的。新的劳工合同保证铁路工人42个月里增加工资42％，钢铁工人三年内增加工资30％。这必然会引起相应的通货膨胀。
国会曾经批准1970年的经济稳定法案，授权总统“发布他认为有利于稳定物价、租金、工资和薪金的命令”。尼克松过去反对过这个法案，但是现在不得不签署了，因为这法案不把国防所需要的资源包括在内，但他发誓决不使用这个法案。他的计划是排除任何控制。他甚至不相信自觉遵守的指导方针或说服办法，即利用总统威信说服劳资双方放弃提高工资或物价的要求。
尼克松和他的经济顾问在戴维营度了一个短暂的周末后，一切都改变了。经济顾问们接到必须于24小时内到达的通知，共同起草了一份经济咨文，使用了尼克松曾拒绝使用的权力。8月15日，星期天，尼克松便带上它在电视中出现。他把咨文中的方案叫做他的新经济政策。在他提出或者请求国会采取的措施中，有一项是关闭“黄金窗口”——美国不再让用美元兑换黄金。大多数进口货物必须付10％的附加税，目的在于使美国货在国内市场上比外国货有更大的竞争能力；而且在某些情况下，美国人如果购买美国货，还可以受到减税待遇。工业的新投资可以得到纳税贷款。汽车的7％出厂税也将废除，这样每辆汽车平均可节省200美元。除极少数例外，美国的物价、工资、租金、红利，都要在当前的水平上冻结90天。以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为首的生活费用委员会，将主管冻结工作。
尼克松已使美元浮动，其效果和贬值一样。开头两周，在货币市场上，美元贬值2％。外国银行家是同情的，他们表明，如果美国取消附加税，他们准备重新让他们的货币调价。同时，外国也没有采取报复性措施。丹麦人的确规定了自己的附加税，法国人也嘟囔着要征收，但是，并没有出现多少要抵制突然变得便宜的美国货的关税壁垒威胁。康纳利在外交界威望有限，他坚持美国在国际收支中迅速增收130亿元的提法，引起一片抗议，说这样迅速的逆转会毁灭共同市场。但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9月份会议上，最富的“十国集团”的财界人士，仍对美国立场表示同情。康纳利也暗示，美国有可能重开“黄金窗口”，提高黄金价格，即直接贬值。随后在罗马会议上达成了由华盛顿史密森学会公布的协议，美国取消附加税，其他货币增值，黄金价格暂时上涨到每盎司38元。
在尼克松宣布实行冻结——或者如人们所说的“第一阶段”——的第二天，华尔街的道·琼斯工业指数在其历史上最繁忙的一天中，从32。93跃升到888。95；共有3172万股股票成交。9月，第一阶段的第一个整月，美国生活费用的上涨保持为2。4％，批发价格指数记录了五年来最大幅度的下跌。在工资和物价的最高限额方面，也出现了一些例外，在某些工业部门不可避免地出现大量的混乱现象，但就绝大部分情况来说，那办法是有效的。遗憾的是，按照定义，这只是第一步，到11月13日就将满期。在此之前，政府必须在纠正陷于冻结中的一些不公正现象的同时，找出有希望保持相对稳定的指导方针。
10月8日，尼克松再次向全国发表讲话，这次是建立起第二阶段的机构。这次，反对的意见较为强烈。新阶段的主要设计人经济学家赫伯特·斯坦，在尼克松发表第一次讲话时已料到将遇到的困难。他说：“我当时就想到，问题不在于冻结，而在于取消冻结，或解冻。”第二个计划的目标，是把通货膨胀控制在每年2％～3％之内。控制工作由7人组成的物价委员会和15人组成的工资委员会来掌握。总统说，对利润没有限制，计划的成败取决于“美国人民的自愿合作”。
由于担心劳资双方都可能从监督机构撤出代表，使得把通货膨胀保持在3％以下的希望成了泡影。米尼在迈阿密海滩告诉劳联－产联大会的代表们说：“如果总统不愿按照我们的条件让我们参加工资委员会，那他知道他该怎么做。”尼克松大胆地飞到代表大会的会议大厅，回答说：“我确实知道我该怎么做，而且马上就准备要做。”尽管如此，工资委员会在第一阶段的最后一周，还是接受了米尼的条件，宣布完全承认延期未加的工资增长，确定每年增加工资的标准为5。5％。即使这条界线也没有维持住，工资委员会在第二阶段的第一个决定中，便同意煤矿工人增加工资15％。物价委员会也同样不起作用。一开始它就批准两家钢铁公司生产的白铁皮提价7％。不到三星期，全国1500家最大的公司中有1/3申请批准提价，他们的要求被批准和被否决的比例竟达20：1。
12月，股票市场再次猛跌。工资委员会对劳工继续采取和解姿态，但是三个月后，米尼和其他两名工会最高领导人仍然退出，指责多数委员都怀有偏见。第二天，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的罗纳德·伍德科克也退出了。这样工资委员会里只剩下一名劳工委员，运输工会主席弗兰克·费兹蒙斯。自从尼克松在圣诞周赦免吉米·霍法以来，运输工会一直听从尼克松摆布。那一宽大措施普遍认为出于政治考虑，但是很少有人责备尼克松。尽管夏季他在民意测验中的低落地位已经有所改善，一般人都相信，他要想重新当选，非设法得到他所能够得到的一切帮助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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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物画像：拉尔夫·纳德」
拉尔夫·纳德的父亲是黎巴嫩移民，住在康涅狄格州的制造业中心文斯特德，是人们所熟悉的美国式的地方平民主义者。纳德拉·纳德的高原甜食店是一家饭馆兼面包点心店，顾客们抱怨说，店老板从来不让他们安静地吃饭。纳德经常给他们演讲现制度的弊端及其不平等和不公正的情况。和许多移民一样，他比土生的美国人更是个热诚的民主党人。他没完没了地责骂财团的罪行，老是威胁着要控告他们。到最后，他差不多和谁也谈不到一块，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他的幼子拉尔夫。
1938年，拉尔夫·纳德年仅四岁，当律师们在地方法院向着陪审团发表长篇辩词时，他就是个小小的听众。14岁时，他就天天阅读《国会记录》。他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的奖学金，在该大学，他拒绝和其他学生一样穿麂皮马裤或其他相应的服装象征；校园的树木喷射滴滴涕，他也提出抗议。学校图书馆闭馆后，他经常被锁在馆里，结果管理人给了他一把钥匙；而他的反应倒符合他的性格，反而指责学校当局不应对其他学生的合法权利漠不关心。1955年，他被选为大学优秀生联谊会会员，毕业时成绩优异，进入哈佛法学院学习，而他却把这个学院称为培育权势仆役的“高价的工具工厂”。
他的清教徒名声传播开来。他发誓不看小说，认为那是浪费时间。看电影也是一样，他限制自己一年只看两部。他藐视戏剧、烟、酒、女人、晚会等等。在哈佛大学，他也不开汽车了，但在这个问题上他却另有动机。他开始研究汽车事故。他到附近的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研究了一阵汽车技术之后，给《哈佛法学记录》写了一篇文章，题为《美国汽车：为死亡而设计》。
这个问题一直使他烦恼。他的整个生涯都是同人身保护工作相联系的——从不安全的天然煤气管道、食品的附加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