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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色的星期日”这一天，金博士正在亚特兰大布道。他放下手头的一切事务飞赴塞尔马，宣布他要在星期二领导第二次进军，并号召黑人和白人的教士都来参加。三百多白人神甫、牧师和犹太教教士都同意参加。在北部各大城市都举行了同情示威游行。黑人运动活动家在司法部和白宫举行了静坐抗议，约翰逊总统发表一项声明谴责亚拉巴马的官员“对待一些黑人公民的粗暴行径”。他派遣约翰·多尔和佛罗里达前州长勒鲁瓦·柯林斯去塞尔马，他们成功地安排了一次象征性的进军，在那桥上走一个来回。克拉克警长和金博士虽然极不乐意，都勉强同意了。从金这方面来说，他不乐意是有道理的。“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好斗的黑人青年，指责他是“汤姆大叔”主义者。在离开那座桥时，他们唱着民权运动的歌曲嘲弄他：“我们不能随便让人使我们回头。”
在同一天晚上，塞尔马危机中发生的三起谋杀事件中的第一起，便使金不得不暂时回头了，这三起谋杀案的受害者都是同情民权运动的白人。波士顿惟一神教派牧师詹姆斯·里布，在他离开一家黑人饭馆时，遭到一群农村恶棍的猛烈攻击而被打死。“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詹姆斯·福尔曼和他的500名追随者威吓说，如果金博士不采取更大胆的方针，他们就要造反。1；500名愤怒的黑人在蒙哥马利市以色列浸礼会教堂举行群众大会。金有令人鼓舞的消息要向他们报告。蒙哥马利市联邦法官小弗兰克·约翰逊同意允许举行从塞尔马到蒙哥马利市的游行，虽然这样的游行“已达到了为宪法所允许的极限”，但是他裁决说，对待示威者的做法显然也已超越了“宪法所允许的极限”。
华莱士州长在由电视转播的亚拉巴马州两院联席会议上，谴责即将举行的进军，可比之为共产党的“街头战”，就是这种战争“把古巴毁掉，把越南的吴庭艳断送，把中国强占——它把这个世界的文明和既有的制度撕成了血淋淋的碎片”。他说该州当局不能向所有这些外来的煽动者提供保护，他打电报给白宫，要联邦政府派人来执行联邦法官的决定。而这正中林登·约翰逊的下怀。总统现在有了华莱士提出的保护示威者的正式请求，他于是派遣了1；863名拨归联邦统辖的国民警卫队，250名联邦法院法警和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两营正规陆军军事警察，一些爆破专家，检查游行队伍前方的道路和桥梁，直升机在头顶上空盘旋巡视。此外，还为游行队伍提供过夜休憩用的巨大帐篷、一辆600加仑的饮水车、一些厕所车、救护车、垃圾车和事先安排宿营地用的先行车。约翰逊其实也做得太过一点了。
进军本身是一次胜利。民权运动的老手已能很巧妙地为电视摄影记者提供丰富多彩的镜头。走在进军队伍前列的是金博士、拉尔夫·本奇、一个漂亮的女大学生、一个穿工装裤的佃农、一个犹太教教士、一个基督教牧师、一个修女和一个架着拐杖的一条腿的人（沿路站着的亚拉巴马白人，他们完全不知道为自己留点脸面，竟冲着修女做出淫猥的动作；在进军者唱歌时，哄笑着给一条腿的那个人叫拍子，“左，左，左”）。尽管亚拉巴马州的立法当局义愤填膺地——而且一致地——谴责“有证据在进军者宿营地发生大量私通行为”，但是大家一路上态度和平，秩序良好，考虑到参加的人是如此之多，应该说这是一次了不起的成就。3月21日从塞尔马整队出发时是3；200人，四天后到达蒙哥马利市时已增加到2。5万人。金博士在州首府广场上向群众发表演说，一百年以前，这个地方是南北战争时“南部同盟”的首都所在。他在演说结束时连呼四次“光荣归于上帝！”队伍解散后，大批汽车在80号公路上把他们拉回塞尔马。一伙满脸不高兴的三K党徒盯着他们离去。汽车的洪流稀薄下来，这伙三K党徒要动手进行第二件谋杀了。
受害者是一位红头发的底特律人，一个有五个孩子的家庭妇女维奥拉·格雷格·柳佐。她的丈夫是卡车司机工会的代表，柳佐太太曾对他说：“我一定得参加这一次的活动。”在州议会大楼外面草地上举行的集会胜利结束后，她自愿运送亚拉巴马的进军者回家。最后一趟，她的乘客只有一个19岁的黑人理发师，他们俩正一起唱着“我们将一定胜利”时，在公路的一段寂静的地段，一辆满载三K党徒的汽车逼近并行。这群白人暴徒中的一个汽车机工，用三八口径手枪对准她的头部开了一枪。她立时歪倒，鲜血从太阳穴喷涌而出，汽车也栽进道旁沟中。吓坏了的青年理发师搭乘便车到塞尔马报警。
第三件凶杀案是一个从新罕布什尔来的主教派教会神学院学生，在一间杂货店中被枪杀。凶手是一个兼职的副警长，他申辩开枪是为了自卫，可是在这个神学院学生身上并未发现武器，证人们也说他没有任何武器，尽管如此，由12名亚拉巴马州白人组成的陪审团还是宣判凶手无罪。在里布牧师被殴致死后几个小时，有三人被控。他们也被宣判无罪，陪审团对他们的审议只用了95分钟。对谋杀柳佐太太的凶手们的审判，是三个案件中最有意思的。在行凶的汽车上的三K党徒中，有一人实际上是联邦调查局的密探，他指认了他的每一个同伙，他们用的武器，以及他们说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在第一审中，由一个祖传三代的三K党徒小马特·墨菲替他们辩护。墨菲在法庭上的总结发言是地地道道种族主义的：“白人一经同黑人搞在一起，他们也就变成了白色的黑杂种……上帝是不想要我们同黑种人混在一起的，我不管林登·贝恩斯·约翰逊怎么说。”墨菲说那个联邦调查局人员，违背了他加入三K党的誓词，“像一条响尾蛇一样奸诈……他真是枉称自己是个白人，而实际上比一个白色的黑杂种还坏。”陪审团还未能做出判决（以10票对2票认为被告犯有误杀罪），而墨菲却离开了舞台：在第二审前死于车祸。主持审判的是一个偏心的法官，以宣判无罪了结，但是这时联邦政府插手进来，以侵犯柳佐太太的民权的罪名审判那些三K党徒。这条奇特的法律曾经使密西西比州三K党杀人者在“自由之夏”活动中落入法网，也使在佐治亚杀害一名黑人陆军军官的杀人犯受到制裁，这次也居然再度发挥作用，在另一个由12个南部人组成的陪审团的陪审下，法官判处被告以十年最高刑期。
塞尔马事件激励了选举权法的制定——约翰逊在3月15日向国会要求通过此法时就这么说——全国都把这件事归功于金博士。事实证明这是他的盛誉的顶峰。前几年在密西西比州发生的事件，开始引起了对非暴力行动的严重怀疑，亚拉巴马的杀人犯使新一代黑人积极分子的疑虑得到了证实。这些持怀疑论者离开塞尔马时，确信从金那里已经得不到什么教益了。广大黑人群众却并不这样看。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随后举行的一次不记名民意测验表明，只有4％的人表示他们愿意积极支持斯托克利·卡迈克尔，2％支持更好斗的拉普·布朗，支持三人中最为好斗的罗恩·卡伦加的则只有1％，而40％的人却支持金博士的观点。尽管如此，那些积极活动分子却也正确地看出了那种情绪的变化。大多数人渴望和平——大多数人总是要和平的，但是整个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其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对暴力的向往。现在回想起来，肯尼迪总统之死和暗杀他的凶手的被谋杀，看来就是前兆。在宇宙的某个地方又另换了一次排挡。1965年同期在越南出现的追而歼之的方针，是新露头的那一情绪的一个表现，塞尔马的谋杀事件等是另一个表现。在今后的岁月里，由于黑人被压抑了一百年的愤怒和失望现在已迸发出来，类似的表现必将接踵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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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8月11日（星期三），那种新的城市情绪在洛杉矶的一个破破烂烂的黑人区冒出头来了，这个黑人区地处洛杉矶国际机场进口处的南面，房屋矮小，灰泥剥落，使人联想起波多黎各的一些贫民窟。垃圾似乎从来无人管，到处是一堆堆破烂东西——碎玻璃、锈罐头盒、腐烂的鸡骨头、空酒瓶等等，而由于这里还有许多在当地被叫做“那家伙”的具有代表性的白人警察，他们随便可以拉住一个黑人公民，对他说：“我要检查你的身份证，”而使得那里的生活更加令人难以忍受。
8月的那天傍晚，加利福尼亚公路巡逻队的一名警官李·米尼库斯，要检查一个名叫马克特·弗赖伊的年轻黑人的身份证，他打算以酒醉开车的嫌疑拘留他。一群人围住他们，向米尼库斯和他的嫌疑犯起哄。这看来似乎关系不大，无关紧要，却不料在表面的平静下面酝酿着紧张情绪。洛杉矶正连续第四天处于酷暑热浪中。人们都在户外乘凉，很容易聚集起来看热闹。弗赖伊被抓起来的地方在阿瓦隆大道和特级公路的拐角处，此处是洛杉矶的一个繁忙的交通要道，白人司机驾驶的豪华的小汽车如流水般不断通过这里。最不祥的是这一带居民的情况。98％是黑人，人口密度每英亩达27。3人（整个洛杉矶县则是7。4人）。从40年代初开始，黑人移民大批来到此地，那时每月平均有2；000人投入战争工业中工作。现在这个城市的273。1万居民中，黑人有42万。可是这个黑人居住区的205名警察中，却只有5名黑人。1965年每月仍有1；000名黑人涌进这个密集拥挤的地区寻求已不再有的工作。毒品和酒精的诱惑在等待着他们的孩子，只要他们的孩子偶一失足，“那家伙”就会来把他们抓走。在这个本地人叫做瓦兹的地区，真正的罪犯不是这里的居民，而是这些引人跌入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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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星期三的下午7点45分，加利福尼亚公路警官米尼库斯把弗赖伊这个小伙子抓了起来。他几乎马上就遭到了麻烦。他的警车上的一闪一闪的红灯招来了很多人，其中就有被捕者的母亲。开头她训斥她的儿子，接着她指责那位警官。由于她的情绪变得很激动，旁观的人叽叽喳喳，也表示出不满，米尼库斯一时神经紧张，通过无线电要求增援。接着他又犯了两个错误。他企图强使弗赖伊进到他的警车中去，并且转过脸去不理睬弗赖伊的母亲。她于是朝他背上扑过去。另外一些警官赶到，才把她拉开，而这时人群越发表现出愤愤不平，这些警官靠手枪使他们不敢动手。米尼库斯同他抓起来的人终于走了，但是这代价实在太高了。由于使用武力，大家在叙述事情经过时就不免歪曲，添枝加叶的结果，就越来越走样。有两个说法传播很广。一说是一个警察用警棍猛击一个孕妇的肚子。另一说是，一个警察把一个妇女朝着巡逻车猛推，而且想掐死她。这一来，群情激愤，于是拿石块和玻璃瓶向警察砸去。到晚上10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