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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的竞选运动真是古怪又希奇啊，”一位老民主党人后来对埃米特·约翰·休斯说。“简直可说是别开生面，因为几乎谁也想不起你们有哪件事做错了的——同样，谁也想不起我们有哪些事做对了的。”最糟糕的是，早已退出政治舞台的杜鲁门忽然又露面了。他为了保纽约州州长阿夫里尔·哈里曼获得提名，竟迫使史蒂文森不得不为了自己的政治生命而投入一场抵消力量的党内斗争。当他发现他控制不了代表人会时，便进而横下了心，非让史蒂文森的希望彻底破灭不可。这位前总统一怒之下，竟为共和党人提供了他们意想不到的大好炮弹。杜鲁门把史蒂文森说成是“保守分子”，奉行一条“举棋不定的路线，”根本没有那种“我们非此不能取胜的战斗精神。”
史蒂文森另有一些不利之处。照说，他本来是应该跟艾森豪威尔，而不是跟杜鲁门，尼克松之辈迸行较量的。但艾森豪威尔总统却采取了一种超然于斗争之外的姿态。他同罗斯福总统一样，总不让对手和他短兵相接。他在应付国外日益严重的危机之余，只就心平气和地沿用“老大党”的那套温和的竞选口号“和平，进步，繁荣”来为自己竞选。与此同时，尼克松却发现了后来成为他一项最惯用的政治策略，这就是：当他面临抉择时，总是按照大家乐意的办法去办，同时反复强调他所选定的确实是更艰苦的一条路。他说，要让他象史蒂文森那样来支持停止氢弹试验，是再“容易”不过了。接着，这位副总统以其颤抖的声音说，但是他的良心迫使他不能不有违公共舆论而要求进行试验。其实，道路艰苦的恰恰是史蒂文森。那个年头要求制造更大更凶的核弹的人，能丢几张选票呢？这时的尼克松可谓左右逢源：既投合了大多数人的心意，又赢得了胆略出众的美誉。
史蒂文森派里党务老手提醒过史蒂文森说，核试验问题会使民主党里的许多大派别（特别是黑人和劳工）感到不满的。这一点他是知道的；他之终于决心不顾一切照样干下去，一口咬定他要说的都是该说，这恰恰才是真正好样的、有政治勇气的人呢。在这种节骨眼上，我们倒是领略到了这位1952年总统候选人的英姿犹在。当年他勇气十足，现在他也一样。他的短处在于欠圆通，不善谋——圆通、善谋也许算不上什么大德行，但对于政治领袖来说却是十分必要的啊。
艾森豪威尔关于核试验的论点——一是：必须制造威力更大的核弹才能使美国在“讨价还价”时处于“优势，而不是劣势”；二是：“打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唯一办法，是不让它打起来”——在外行人觉得是颇为动听的。尽管时间最终证明史蒂文森是正确的，但选举却不是靠这种道义上的胜利取得的。须知冷战在1956年时还是一种可怕的现实啊。史蒂文森低估了它的影响，也不仅在核试验问题上。一次他在发言中忽然提出，现在己经到了应该对美国国防采取一种“新的观点”、考虑“结束征兵制”的时候了。而等到抗议之声四起，他却又转而改取守势。这对于一个以挑战者自居的人来说，当然是万万不足取的。
临近11月，史蒂文森的竞选运动已经变得有气无力了。精神涣散、疲惫不堪的他，在选举前夕的电视讲话中却又说了一些不得体的话。他说，不管事情多么不中听，“我仍然要直言不讳地说，我们所有的科学证据，历史和经验的教训，无不表明，如果明天共和党人胜利了，那么，理查德·尼克松就非常可能在未来的四年中成为我们的总统。”这话果然不假。但在向全国广播时这样讲，可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这番话使史蒂文森手下的人很恼火，从此，这场以弱对强的奋战就这样不欢而散了。
艾森豪威尔在第二次竞选中所占的优势实在是惊人的。他在选举团投票中获得了四百五十八票，而史蒂文森只有一七十二票，也就是说，获得了超过对方一千万选票的多数。在整个四分之一世纪里，黑人破天荒投了共和党人的票。总统赢得了非工会会员劳工的三分之二的选票，工会会员百分之四于五的选票。他也囊括了各城市新郊区的选票。他的选票总数超过对方达百分之十六之多，只比1928年胡佛获选时的超额数字低百分之二。
这回艾森豪威尔是在华盛顿谢拉顿公园总统住所举行庆祝会的，晚9点，什么疑虑都打消了。谢尔曼·亚当斯席地而坐，无比兴奋地瞧着一架小电视机：里边，杰里·帕森斯操着亚拉巴马州的口音叫嚷：“大家听着，美国南部邦联的策源地——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刚才有史以来第一次地投了共和党人的票啦！”艾克带头欢呼，然后对埃米待·休斯说：“还得看看密执安州和明尼苏达州怎么样。你记得有关纳尔逊【英国海军上将（1758－1805），1895年10月英法在特拉法加的海战中，法军被纳尔逊率领的英国舰队所败。纳尔逊在海战中重伤致死。——译者】的一段故事吗——他马上要死了，还四面望望，问道，‘他们还有留下的吗？’我想我也是这样。我每参加一次战斗，总是非获全胜不可……有六七个州我们是没有办法的，但我不再想丢掉什么了。不能让他们还有一个‘留下’——跟纳尔逊一样。那就是我现在的想法。”
总的说来，这是一次乏味的选举。然而民主党大会上也还有过一段兴奋的时刻。史蒂文森拒绝提出自己的竞选伙伴，明确宣称要代表们来决定。于是，一场混战随之而起，袖手旁观的全国人民遂得以略窥未来的远景。
争夺是在埃斯蒂斯·凯弗维尔、艾伯特·戈尔、罗伯特·瓦格纳、约翰·肯尼迪和休伯特·汉弗莱——唯有他来芝加哥前已经决心参加竞选副总统——这五位之间进行的。凯弗维尔最后胜利了，但险些儿击败了他的肯尼迪，却在全国的电视观众中留下了深刻得多的印象。当参议员林登·约翰逊出面为肯尼迪欢呼，激动地叫喊“得克萨斯州要以自豪的心情投票选举这个身上挂过彩的英勇的水兵”的时候，提名肯尼迪似乎已经定局了，却不料原先支持戈尔的密苏里州这时忽然转而支持凯弗纽尔了。第二天《纽约先驱论坛报》关于大会的报道一开头使说，“人所共知的”肯尼迪好运气“今关宣告结束了”。事实上，肯尼迪这次竞选副总统的提名遭到失败，毋宁是他一生中最幸运的事。由于这次登台作了一次简单而又颇有风度的接受大会决定的发言，他那动人的丰采立时造就了一大批醉心于他的选民。现在全国人民都熟悉他了。正如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所说，“肯尼迪在临近胜利之际突然失败，以及他表现的那种青年人的干净利落劲——先是全力求胜，继则恰然服输——深深打动了全国家家户户人们的心。”
这还只是问题的一半。另一半是：既然他没有列入候选人名单，就不能把民主党最终失败诿过于他了，或者，更具体地说，诿过于他的天主教信仰。按信奉天主教这一条，自1928年胡佛彻底击败艾尔·史密斯以来，一直算是致命的政治问题。选举过后不久，有人对肯尼迪说：到1960年选举时，他一定能轻而易举取得副总统提名的。“我再也不竞选副总统了，”他毫不含糊地说，“我现在要竞选总统了。”
第二十三章 追求幸福
所谓“艾森豪威尔假寐期”是指从1953年朝鲜停战开始到1957年秋季为止的这段日子。原来美国人一向以为自己的技术优势是所向无敌的，这时得知苏联火箭专家已经悄悄抢先了一大步，不禁心慌起来，这以后，信心就大不如前了。于是为了重新恢复美国在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耗费了几千亿美元进行星际探索的疯狂争夺战，然而年复一年地球上种种令人沮丧的事，却使美国的自尊心受到新的侵蚀。令人眷恋的1953到1957年这段喘息时间，从此成了无邪的黄金时代，好比失去的童年那样令人惋惜；好比值得怀念的往日，显得份外清明可爱。
说实话，这段“假寐”时间固然不那么美，但也不象美国知识界描绘的那样空虚无物。在知识界看来，那几年枯燥无味，苟安自得，乃是无节制的纵情物质享受的时代，八五八书房整个社会是离心离德，随俗从流，个性泯灭，精神空虚；到处充满无聊的厌烦情绪和低趣味的粗鄙行为。那是一个浮游无根的时代，四万一千家汽车旅店替代了城镇旅馆。在搞得最出奇的宿处，旅客只要多花两角五分钱，就可以享用一张刺激性感的摇晃床。美国的宗教事业已经落到拨个电话听听祷词了事的地步；《现代电影》杂志；连载《电影明星怎样获得宗教信仰》之类的文章。还有现成出售的六十秒钟内解决一切心事的锦囊妙计；有些人看到达一切就深感幻灭。照这些人的看法，五十年代中期是一无可取的！这时个人地位的标志是高级职员专用厕所的钥匙；大丈夫气概的标志是参加“美身刮脸香水俱乐部”【美身为香水商标。这是意为依靠化装。——译者】谈民主，不外是投财神爷的票；比排场，无非是家里有没有好松木建造的娱乐室；而经济生活的标志则是能否照“阁下应即购车”【“阁下应即购车”（You Auto Buy Now）是一种汽车推销广告。其中Auto一词是汽车，但又是ought to（应当）的谐音双关语。——译者】这条办事。
当时也确有不少新发明的小玩意。技术上的变化从来未使美国人如此着迷过。人们惊异地谈论着晶体管，那种小得象鞋带头的锗片或硅片既可以用来开动众议员赫伯特的那种微型收音机，也可以供应小型助听器需要的动力（这种助听器小到可以装在眼镜架里），还能使战斗机的设备减轻一千五百磅。新发明的小玩意有什么不好呢？只有苦行主义的顽固怪人才会鄙视席梦思公司推广的特号大王型和女王型“佳寝”牌床垫。虽然在汽车旅店抽水马桶的座圈上覆盖着印有“为了保护您的健康，本座圈已经消毒”的纸条显得有点可笑，事实总归是，过分清洁还是比太不清洁为好。在洛斯阿拉莫斯等等从事研制核武器的活动之外，美国技术界正在使大家生活得更舒适一点，这还总是令人高兴的嘛。
新发明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但其数目之多有时令人眼花缭乱。突出的就有：中心吸尘器、乙烯基塑料地板、按钮电话、立体声调频收音机、烘干洗衣机、汽车自动变速装置、乘车入场商店、有空气调节的公共汽车、电热毛毯、电动地板打光器、电动转笔刀、电动罐头刀、电动地板打蜡机。这些发明一件件问世普及，随即成为中产美国人生活必备。这样，较实用的新产品逐渐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到五十年代中期那千百万醉心摇曳音乐的一代男女渐渐发觉，在数不清的琐细方面，生活已经变得更安逸，更好过，更方便，更有趣了——一句话，更有过头了。同时，他们对大萧条也还记得。他们以喜惧交集的心情认识到：“那种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那种日子确实已经过去了。日趋富裕的迹象，随处可见。造成这种繁荣的原因很多：自然资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全球性政治变化、人口情况、西欧经济的改观，以及美国人的勤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