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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复杂一些。米切尔曾说过：“如果一个人当不起参议员，他就不应谋求那个职位。”那是一句愚蠢的话。如果那句话有什么意思的话，那就是只有富人才应该到华盛顿去。林肯不是说过上帝爱普通人，因为他创造了这么多的普通人吗？【事实上林肯说的是“相貌普通的人”。】尼克松对前来机场迎接的人群——为数甚少使人失望——表示了感谢之后，就在大使旅馆内打电话给保罗·史密斯，他在惠蒂尔学院时的历史学老教授，要求他核对林肯的引语。
竞选运动出现了怪现象。运动停顿了下来。群众把总统候选人都忘记了。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的身上。为了报道说他患了精神崩溃，电视节目也临时打断，后来又为了报道说他的健康情况良好而又打断；关于他打算说些什么话，越来越众说纷纭。甚至连艾森豪威尔也好奇起来。在他的指示下，亚当斯打电话给乔蒂纳，问他到底要说些什么。乔蒂纳说他一点儿也不知道。
亚当斯说：“哦，得啦，你一定知道的，他不是有稿子吗？”乔蒂纳说他没有。于是亚当斯问：“对报界怎么办呢？”
“我们在旅馆为他们装置了一些电视机”，乔蒂纳回答说，“我们也有一些速记记者把讲话一页一页地记录下来。”
“我说”，亚当斯说，“我们要知道他打算说些什么。”
“谢尔曼”，乔蒂纳说，“如果你想知道他要说些什么，那就跟我一样做。坐在电视机前面，等着收看。”
事实确是如此。尼克松讲话的大意已准备好，但没有底稿，而且他还没有决定怎样结束那篇讲话。杜威曾向他建议，要求选民写信给共和党全国委员会。那似乎是很好的主意，但他们应该写些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只知道压力与时俱增，而报刊的评论仍对他怀着敌意。洛杉矶《每日新闻》报道：“只要得不到群众的热烈拥护……将会被认为是赞同艾森豪威尔和他的亲信所做出的决定——那就是，只要他们的候选人中有一个受到怀疑，哪怕是一点点的怀疑，贪污问题就不能继续成为竞选运动的争论点。这样，尼克松很可能被要求退出竞选。”艾森豪威尔和他的亲信并没有做出那样的决定，尽管将军确实关心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看来是极其重要的。“有一件事情我是相信的，”将军对亚当斯说，“如果尼克松必须退出，我们就不能获胜。”那天傍晚，惟一吸引艾克的兴趣就是在电视机前面占个坐位。他那天晚上要在克利夫兰大会堂讲话，在讲话前大会堂的经理把他带上三层楼到电视机前面的一个坐位坐下。玛咪和反尼克松经费的《先驱论坛报》发行人威廉·鲁滨逊，和他坐在一起，萨默菲尔德和吉姆·哈格蒂则靠在墙边站着。
当时，尼克松正准备离开大使旅馆前往全国广播公司设在好莱坞的卡皮顿剧院演播室。那些摄影师、电机师和控制室的工作人员都已在那里整天演习；每一个人都已作好准备，只有主角一人除外，因为他还没有决定怎样结束他那篇讲话。他正在与乔蒂纳和罗杰斯谈话，讨论着用什么最好的办法使他的听众可以发表对他的意见——写信给他呢，还是写给艾森豪威尔，还是写给全国委员会——这时电话铃响了起来。接线员说是长途电话，是一位查普曼先生打来的。“查普曼先生”是杜威的暗号。尼克松叫乔蒂纳对电话说，无法找到参议员来听电话，但那州长仍坚决要求要和他谈。尼克松只好勉强地把话筒拿起来。
杜威对他说：“艾森豪威尔的高级顾问刚才开了一个会议，他们叫我告诉你，他们的意见是要你在广播的演说结束时向艾森豪威尔提出辞呈。你是知道的，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我的责任是把这个建议转告你。”
尼克松吃惊之下，说不出话来。杜威摇了摇听筒，他说：“喂，喂，你听到我的话吗？”
尼克松问道：“艾森豪威尔要我怎么办？”杜威也不知道，他没有直接和那位将军谈过话。尼克松说：“他们到现在才把这样的建议转告给我，真有点儿晚了。”
杜威坚持问道：“要我怎样告诉他们你怎么办呢？”
尼克松气得爆发出来，“就这样告诉他们吧，我一点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如果他们要知道的话，那就最好去听广播！并且告诉他们，我也懂得一点儿政治的！”
洛杉矶下午6时，在东部是下午9时——距离广播的时间还有半小时。修脸、淋浴和穿衣以后，尼克松发现杜威的电话使他激动得连发言提纲也记不住，他得拿着提纲讲话。在剧场里，安排节目的负责人把他和帕特带到里面去，问他将要做些什么动作。尼克松说：“我一点也不知道，就把电视摄影机对准我吧。”还有三分钟就要上电视镜头的时候，他一度想不讲话了。他对帕特说：“我简直不能相信我能够过这一关。”她说他当然能够，这时要另想办法已为时太晚；那时他的名片已经出现在电视上，摄影机转过来对准他。他说：“我的美国同胞们，今天晚上，我作为副总统的候选人，也作为一个本人的诚实和正直受到怀疑的人来到你们的面前”。
他叙述了那笔经费的目的和使用情况。他说，那笔钱单纯用于竞选的开支。既然他连那笔钱也从未见过，因此，按照联邦法律，没有一点是应该纳税的，或者要申报的。他继续说：“有人会说：‘好吧，参议员，也许你可以捏造这种事实。怎样能使我们相信你所说的话——到底有没有可能你拿了一些现金呢？有没有可能你假公济私呢？’因此，现在我要做的——附带说一下，这在美国政治史上是空前未有的——我就要在此时给这次电视和电台的听众讲我的全部财务历史，我所挣的，我所用的，我所拥有的一点一滴。”
他从青年时期开始，说到现在，他说现在他拥有：
『一辆1950年产的奥斯摩比耳牌汽车；
他父母所住的他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房子的3000元产权；
他在华盛顿住房的2万元产权；
人寿保险额4000元，加上一张当兵保险单；
没有股票，没有公债，其他一切都没有。』
他所欠的：
『加利福尼亚州住房的1万元债务；
华盛顿住房的2万元债务；
华盛顿里格斯国家银行4500元欠款；
欠我父母3500元；
人寿保险欠款500元。』
“好啦，差不多就是这么多了。”他说，“这是我们所有的一切，也是我们所欠的一切。这不算太多。但帕特和我很满意，因为我们所挣得来的每一角钱，都是我们自己正当挣来的”。
到那时，他无疑地已把听众争取过来了。在连续五次的总统竞选中同罗斯福所说的被遗忘的人对垒后，共和党终于提名了一个千千万万人能够把他看成自己人的人。尼克松谨慎地以一个普通人姿态出现。尽管在战争年代他曾到过“炸弹飞落”的地方，并且很可能有资格领到一两个星形勋章，可他并没有自称有什么英勇行为。然而，他演说的关键是详细谈了自己的经济收入情况。那毕竟是一次关于金钱的讲话，而把他所有的，曾经有过的每一分钱逐一公开出来，就像他正在讲给听众一件他们所熟悉的事的一样——用了两年的汽车、住房的抵押、为数不多的人寿保险。这里这个人显然知道他要操些什么心来矫正小孩的牙齿，改装锅炉，或者要支付电视机下期的款。他巧妙地说，一个像史蒂文森州长那样“继承了他的父亲一笔财产”的人能够参加总统竞选固然是好，但“一个收入不多的人”能够参加竞选也同样是好的，因为他们都会全部记得林肯所说过的关于普通人的话……
民主党人诽谤他固然操之过急，共和党人说要抛弃他也不免过于惊慌，现在，他却洗清了自己。但尼克松是个劲头很大的人，他不愿意到此地步就停止下来。这是他给全国留下一个不能磨灭的印象的机会——要像布赖恩【布赖恩（1860～1925年），美国政界领袖，主张铸制银币自由，曾作著名“金十字架”演说，有助于1896年民主党总统竞选。——译者】所作的金十字架演说和柯立芝对付波士顿警察罢工那样去做——他打算用尽一切办法来利用这个机会。
他对听众说：“我还应该说一说——就是帕特没有貂皮大衣。但她却有一件体面的共和党人的料子大衣，而我常常对她说，她无论穿上什么，都是好看的。
“还有一件事情，或者也应该告诉你们，因为如果我不说出来，他们也要说我一些闲话。在提名之后，我们确实拿到一件礼物。得克萨斯州有一个人在无线电中听到帕特提到我们两个孩子很喜欢要一只小狗，不管你们信不信，就在我们这次出发作竞选旅行的前一天，从巴尔的摩市的联邦车站送来一个通知说，他们那儿有一件包裹给我们。我们就前去领取。你们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
“这是一只西班牙长耳小狗，用柳条篓装着，是他们从得克萨斯州一直运来的——带有黑、白两色斑点。我们六岁的小女儿特丽西娅给它起名叫‘切克尔斯’。你们知道，这些小孩，像所有的小孩一样，喜爱那只小狗。现在我只要说这一点，不管他们说些什么，我们就是要把它留下来。”
他说，在全国的联播电视中出现，“赤裸裸地公布你的生活，像我所做的那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这么做是因为他的国家正处在危急中，而惟一的能够拯救他的国家的人就是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你会说，为什么我认为国家正处在危急中？我说，看看记录吧。杜鲁门－艾奇逊执政七年，发生了什么事？6亿人民丢给了共产党。”）他正在接近高峰。时钟告诉他，他在时间上落后了。
“我了解，你们极想知道我究竟是不是还参加共和党竞选，或者退出。让我这样说：我不相信我应该退出，因为我不是一个临阵逃脱的人。顺便说一句，帕特也不是一个临阵逃脱的人。到底她的名叫做帕特里夏·瑞安，她是圣帕特里克节那天出生的——你们知道爱尔兰人从来不是临阵逃脱的人。”【事实上她于1912年3月16日出生，圣帕特里克节的前一天，洗礼时命名为西尔玛·凯瑟琳·瑞安。帕特是她父亲给她的爱称。她的母亲是德国人。】
他继续说，但是决定不是由他来做的。他已决定——就在他讲话的那一时刻——“通过这次电视广播”把整个问题提给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去考虑。他要请他的听众协助委员会做出决定：“写信、打电报给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告诉他们，你们认为我应该留下或者退出，不管他们怎样决定，我一定照办。”
一个负责安排节目的人悄悄地走入播音室，拼命做手势向他提示，给他的时间差不多到了，尼克松看来好像没有看见他。他的眼睛，继续向着电视摄影机讲下去：“……就让我说最后的一句话吧。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要继续这场战斗。我要走遍美国进行竞选，一直到把那些骗子和那些保护他们的人赶出华盛顿为止。诸位，请记着，艾森豪威尔是一个伟大的人。诸位，他是一个伟大的人，投艾森豪威尔一票，就是为美国的利益投一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