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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惇。
他是这时新法集团仅存的宰执人员了，可以说是最后的一面旗帜，他不出面，兴盛了十多年的堂堂新党就会安乐死，而这是种难以想象的耻辱！
章惇在一次朝会上当堂和司马光辩论，两人你来我往吵了起来。其结果就是章惇捅了一个超大的马蜂窝。从开始章惇就很尴尬，一个年轻力壮的壮年人和一个随时都可能倒毙的糟老头儿叫唤，那样子简直逊毙了。同时还被不停地打扰，提醒他吵架时要注意风度，以免让垂帘背后的太皇太后不愉快。
这真是见鬼，居然成了这次国策大辩论的胜负标准。章惇竟然输在了态度上。当年的辩论实录是存在的，实在太长，没法搬上来，我们只看旧党的另一位领袖吕公著的原话，就会知道章惇受到了怎样的刁难。
——“惇所论固有可取，然专意求胜，不顾朝廷大礼。”
既然说得有道理，可见对国家有利。在这样的大原则面前，居然怪罪章惇有求胜的心理！
不管怎么说，这就是有罪名了，可以群起而攻之。由司马光推荐上来的各位言官老大纷纷跳了出来，又有用武之地了，打倒了蔡首相，再撂倒章枢密，想想都让人兴奋！
顺便说一句，宋朝在言官的管理制度上是非常健全的，比如言官是监管宰执人员的，那么言官与宰执恰好是亲戚的话，就必须得有一方辞职。
这时言官里的范纯仁、范祖禹都是司马光的亲戚，章惇之前也点出来了，可高太皇太后、司马光就是不理会。注意，不是拒绝，而是装糊涂。
如此这般，章惇也倒台，被赶出京城。做完了这些之后，旧党内部都松了口气，觉得大局已定，可以轻松些过日子了。他们错了，事实马上会让他们清醒，有圣人、清廉、公正、博学、博爱等正面美誉的司马光党魁的真面目有多么的狰狞。
别说是敌人，就算是党内朋友，都被他气得发昏、吓得发抖。
章惇被赶走之后，新法集团一败涂地，中高层的办事人员，如吕嘉问、邓绾、李定、蒲宗孟、范子渊等人一股脑儿地都被贬到外地。
旧党扬眉吐气，司马党魁威武！15年之后大振神威，把新党连根拔起，实在让人佩服。激动之余，他们不自觉地向司马光身边靠拢，认为在这样的大好局面下，实在应该献出自己的一份力来，让形势好上加好。
这些人的代表是苏轼、范纯仁、韩维。想表达的想法，集中在免役法废不废、怎样废、废完了用什么代替上。
先说范纯仁，他是范仲淹的二儿子，以当年的道德标准、文化标准来衡量，他是一个完人，他拥有一颗平衡之心。
这种罕见的心灵源自于宋朝300年间第一人范仲淹的家风。范仲淹一生从贫苦到大臣、从文臣到武将，走过了一个完整的人生，由此也带来了他包容大度、不偏不倚的心灵。拥有这种心灵的人，当官时怜悯百姓，做平民时保持自尊，平素里温文尔雅，有外敌时却冲在最前线。
传到第二代之后，范纯仁保持了父亲的一些特性，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的一些风格。如果说范仲淹的心灵是温文、恢弘的话，那么他就是温文、仁厚外加一点点的愚蠢。这点愚蠢是很可爱的，它甚至是范家的传家特质，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明明知道要得罪权贵也要忠于自己的心灵，甚至明知道自己无能为力，也要为国分忧。
所谓“在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
好了，说得有点多了，范纯仁的平衡心灵觉察出司马光的行为有问题，他跑去提了个醒。说废除免役法是件好事，但是要看怎样去做。太急了会让基层一团糟，老百姓无所适从。尤其是实施废除法令的人，要是选不好，会造成大面积的混乱。
平心而论，这是常识。当年王安石改革时，免役法是他和宋神宗反复研究了两年多才逐步实行的，先京郊再河北，然后才推广到全国。他司马光可好，五天之内全国都改！
这种急躁程度简直是疯子才能想出来的。
所以范纯仁要提这个醒，也觉得但凡有点理智的人都会答应。可是他错了，司马光这时的状态、心灵都绝不能以一个正常人的标准去衡量。
这个醒提得毫无作用，司马光理都没理，彻底无视。
苏轼第二个登场。说实话他上来时司马光没想到会听到不同意见，想当年小苏同志是坚定的旧党新锐，和王安石斗得火花四射，多少年后都是旧党人士心里永恒的闪电嘛。
可是十多年过去了，苏轼已经变成了苏东坡，人的经历决定心灵，苏轼从最初的一步登天的小地主，贬到外地成政治犯，回归土地沉淀灵魂，这一步步走来，他对事物的看法和从前截然不同了。
这也是他和司马光的最大区别，司马光从地主到贵族，哪怕是归隐洛阳，都处于人文之巅享，受世人的膜拜，从来就没有身份上的变化，他的心灵从始至终都是纯正的士大夫阶层。
可惜这一点我知道，读者知道，宋朝元祐元年时的苏轼却不知道。从他后来的表现来看，他把这时的司马光仍然当作一个纯正的学者、公正的长官来对待的。
苏轼摆事实讲道理，把他流放在全国各地的实地经验告诉司马光，说免役法也好，募役法也好，其实各有利弊，没有哪个是十全十美的。真正衡量起来，基本分不出好坏，差不多，只看着眼点在哪个受益阶层。
这时司马光沉默不语。
苏轼满腹经纶荡漾，大段语录涌了出来。忽然间从两个具体法令过渡到法令改变的根本上，他想在原始点上彻底阐释法令的由来和变化。为此，他从神话时期的夏、商、周三代说起，历经秦、汉、唐、五代，最后说到了宋朝，说得头头是道，最后合成一个核心——法令是可以改变的。
司马光继续沉默不语。
苏轼却暴跳了起来，他觉得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在堂堂当代文坛领袖苏东坡说事时，听众居然脸露愤色、表情不爽，这是对他学识风采的极大蔑视！
却不知在司马光的心里，他苏轼已经把当代最伟大的史学家侮辱得身无寸绦了。和《资治通鉴》的作者说法令的优劣，尤其是该法令还是他15年之间念念不忘刻骨铭心的免役、募役两法。
苏轼你当我是白痴啊。
更可气的是，我不理你，你居然从夏朝开始说事，一大堆的一直啰唆到了本朝。你不知道我15年间都干的什么吧，我用你来给我讲历史？
居然还要求我听的时候脸露微笑！
何况你口口声声说法令必须变，得与时俱进，我看你是忘本了。本党魁在15年前就公布了旧党的法令观念——法不可变！
最好是三代时的古法一直流传到今天，宋朝才会是最完美的社会。这样子与俺当面唱对台戏，你是个叛徒吧。
可惜的是，苏轼先生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一直讲了下去，这中间司马光的心理动态被他统统忽略。见到党魁大人脸色不悦，他反而怒了，觉得应该给对方上上官方礼仪课。
苏轼说，当年你和韩琦老相公争论陕西刺勇事件时态度很恶劣，说得很尖锐。韩琦很不高兴，而你坚持到底。现在你当了宰相，难道不容许下属说话了吗？
众目睽睽，司马光的老脸上艰难地挤出了一丝笑容，貌似认可了苏轼的指责，可心里的郁闷却呈几何数暴增。在当时只要稍微有心的人，都能察觉到司马光几十年间口不对心、言行不一的众多证据，可当面指出的，除了刚刚被赶走的章惇之外，就只剩下了苏东坡。
一时口快，把话明说，苏轼爽了一小会儿。至少司马光承认了自己气量不足，狭隘跋扈。可是一来给自己种下了祸根，二来根本于事无补。
司马光尴尬归尴尬，难堪归难堪，目标达到才是最重要的，就算承认了丢脸又如何，苏轼讲的话照样不批准。当天苏轼顶着一脑门子的乌云回到家，一边脱衣服，一边摇头叹气：“司马牛！司马牛！”
除此之外，他再想不出别的什么话了。
大文豪没话说了，基本上役法是不是要变的问题已经解决，剩下的是要怎么变、变成什么样。这时一个小人物有了个创新式的方案。
监察御史王岩叟，他主张实施“诸役相助法”。顾名思义，既然免役、募役都有缺陷，为何不把它们中和一下，取长补短呢？
司马光大发雷霆，言官管的是纪律，谁允许你乱议国策的？！闭嘴。王岩叟就闭嘴了。这记霹雳挨得一点不冤，他根本就不懂为什么司马光一定要用募役法来取代免役法。
这里面有个秘密，试问司马光推崇古法，三代以降中国历代的役法太多了，为什么他一定要选择这个争议巨大的募役法呢？答案在千里之外的江南。
在金陵，司马光当政的消息传遍天下，却被人刻意地屏蔽在一座小院落之外。这是王安石的家，他的家人不忍心让他知道当年呕心沥血创制的新法被人一一破坏。可是免役法之争太大了，还是传进了王安石的耳朵里。
王安石愕然。他说，连这个都要废除吗？免役法是我与先帝共同创立，反复思索两年多才颁布的，内容面面俱到、成熟完备，是不能这样轻易废除的。
从这时起，王安石衰老伤病的身体更差了，他几乎不思饮食，一天天沉默寡言。可是打击才刚刚开始，不久之后新皇登基的恩科考试开始了，又一个消息传到了金陵。
当年王安石修改课本，改革科考，为国家培养有用的人才。课本中有他亲自批注的《诗》、《书》、《周礼》，称之为新义。这是15年间宋朝全国举子们一直研究的学科，司马光临近考试突然宣布，废除王安石批注的所有新义，一切恢复熙宁以前。
不为王安石考虑，也要为天下无数考生着想吧，临近考期了突然来了这么一手，抛开朝廷重臣、知识前辈的身份，司马光仅仅以一位长者的年纪，都不应该这样刻薄。
他这样做了，目的也达到了。王安石整夜失眠，绕屋步行，清晨时家人看到屏风上写满了字，没有任何谩骂词语，只有数百个司马光的名字。
司马十二不曾想15年之后，你蜕变成了这样！但是，这还没有结束。又过了些日子，一个新的命令颁布了，严令官方人士、各地书馆翻看一本名叫《字说》的书。这本书，是王安石晚年的重要作品。
王安石是罪犯吗？为什么会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一方面废除新法，抹杀王安石在政界的印迹；一方面禁锢王安石的作品，抹杀他在人间的思想。这样的行为要怎样定位，我实在不愿让自己的文字骂人，大家自己去想吧。
综上所述，全盘思考，才能知道为什么天下有那么多的役法不用。司马光一定要用募役法来取代免役法，他就是让活着的王安石知道，你当初认为免役法先进，比募役法好，我偏偏改回来，让你眼睁睁地看着，一点办法都没有！
司马光的目的达到了，王安石的健康急速下降，真的死在了他前头。
王安石死在宋元祐元年四月六日，按以往的习惯，我应该为他的一生作一个我个人认为合适的总结。但反复思考，我放弃了。
不是怕争议，更不是怕难度，而是我前面说得实在太多了，这时有司马光的一举一动来反衬，更能看出王安石的本质。
还用得着多费笔墨吗？何况300年宋史里，我早就下了个决定，无论是哪位人物，我都会适时地给出自己的见解，唯独王安石，我空缺。公道自在人心，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