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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安石的“拗相公”之名到底怎样形成的，是不是一个贬义词。我的答案是，不，这不是个贬义词。只要读史者有足够的独立精神，足够的逻辑辨析，就能够分析出这是一个独斗官场，坚持新法的改革者所必需的基础精神。
三，王安石是不是过分跋扈，连皇帝也得听他的话。弄得君臣名分不清，终于最终反目。答案也很清楚，自古改革变法，皇帝从来都只是个助手，一个配角。要想成功，主角必须得是改革者！在这个层面上来说话，王安石的所谓跋扈，是最基本的权力。
第十九章 人只为己，天诛地灭
弄清楚了这些问号，王安石的辞职原因，宋神宗为什么会答应，才有头绪。王安石是很伤心的，也是太累了。
仅仅5年时间，改革法令涉及帝国的财、政、军各方各面，每走一步都要与所有人为敌，甚至要和小皇帝也唇枪舌剑，这种累法不是每天跑一个马拉松那样简单的。尤其是心灵的压抑，王安石已不再是6年前那个“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的意气风发之人。
他一连上了四封辞职奏章。宋神宗挽留了很久，显得非常有诚意，可最后还是同意了。
为什么还是同意了呢，他不想再改革了吗？不是的，宋神宗一生对强国富民念念不忘，为之竭尽全力，为之英年早逝，在理想上一直未曾动摇。他之所以失败，不在于信念，而是见识、能力上的不足。
失败的种子，就埋在了这时同意王安石辞职时。
在他来想，让王安石暂时离开，有百利而无一害。第一，他顺从了奶奶和妈妈的要求。妈妈说得多么通情达理啊。
“王安石诚然有才，可树敌太多，让他暂时外放，你实在喜欢他，过段时间再调回京，不也一样吗？对王安石本身，也是一种爱护。”
宋神宗认同。现在局面太紧张了，缓和一下是有必要的。同时让王安石回南方调养一下，几个月之后再回来，精神焕然一新，正好投入工作。如果说首相任免，不能太频繁的话，根本不用在意。宋朝官场的特色之一，就是首相来回换。
第二，关于新法，一方面全国推行，一方面由王安石指定接班人接手。比如首相是韩绛，副相是吕惠卿。这两人是新法的核心人物，一个是“传法沙门”，一个是“护法善神”，暂时接替王安石的工作，不是很稳妥吗？
的确很稳妥，王安石也很放心。在他想来，改革已经走上了正常轨道，不管他本人是回来，还是不回来，新法都已经形成规模，只要宋神宗本人坚定，这个趋势必将越来越好，越来越大。
那么就走吧。
宋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四月底，王安石一家轻车简行，悄悄离开了京城开封，没有惊动一个官员和百姓。
飘然而去，不慕浮名，走得非常潇洒。只是他和宋神宗两人都不知道，宋朝就此失去了最后一次振作的机会。来日大难，不仅是宋人就此沉沦，就连华夏民族，也从此一蹶不振。
因为他们千算万算，还是算漏了一个弱点。
人性的弱点。从概率上讲，不管是王安石还是别的什么人，都没法真正洞察身边人的心灵。比如赫鲁晓夫与斯大林。
斯大林生前，赫鲁晓夫视其为父，当他死后，赫鲁晓夫立即变身。这样的例子太多了，苏联如此，宋朝也一样。
王安石走后，首相韩绛是一位非常沉稳，很有包容力的人。由他总揽大局，不是要他以出色的领导能力继续改革大业，而是要他来稳定改革派内部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在他之下，才是精明强干，能力超群的吕惠卿。
注意吕惠卿。王安石没走之前，反对派就把他定性为奸邪，甚至于他的位置凌驾在王安石之上，按宋史里的说法，是他蛊惑王安石，以超级巧妙的手段支配王安石，进行的熙宁变法。
也就是说，王安石只是个傀儡。
总而言之，他是这样的让人不放心。可是，第一个跳出来窝里斗的变法派人物却不是他，而是曾布。曾布，字子宣，南丰人。他大有来头，其职场寿命、官职都非同小可，甚至对北宋的灭亡都负有直接责任。就算在这时，也是变法派里的骨干力量。
这样的人物，我却一直没提。在最初时介绍熙宁年间与王安石有关的那几位大人物里，也没有他的份，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太让人讨厌了，他不配称为王安石的战友。这并不是说，作为王安石的战友有多荣耀，而是说，他的人品有问题，贯穿一生都有重大缺陷。他位列于宋史的奸臣传里，还真是不冤枉他。
好了，说下他的来历。曾布13岁时变成了孤儿，家里很穷，可是在读书受教育上，他有着得天独厚，和苏轼兄弟差不多的好运。他的哥哥就是唐宋八大家里的曾巩。
有这样的哥哥来当老师，曾布的学问不必怀疑。他进入新法集团后，脑筋超级清醒，第一时间提出了变法的核心问题所在。
他对神宗说，当此变法大计时，皇帝一定要让臣民知道“主不可抗、法不可侮。”要确立威信，不然大臣们不服命令，比如富弼在自己的辖区内不推行青苗法；小臣们随意议论，反正言者无罪。这样的氛围下，根本没法改革。
这样的意见让神宗很惊喜，王安石很喜欢。他平步青云，到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时，他是三司使。已经是国家第三把手，堂堂的计相了。这么高的位置，突然间变法领袖离职了，大家想想看，曾布的心情是怎样的？
他怕了。
之所以能爬到现在的位置，都是因为变法。现在王安石倒台了，权力层必将重组，那么他曾布要给王安石作陪葬品吗？不，这绝不行。曾布想了又想，决定重新站队，他要让皇帝知道，他和从前也不一样了。
开封城内这时的矛盾焦点就在“免行钱”和“市易法”上，这两条彻底断了皇族、贵臣财路的新法被疯狂围攻。在王安石离去，变法派空前弱势，最急需团结的时候，曾布选择了向内部开炮。
炮打司令部，攻击的就是掌管市易务的吕嘉问。
吕嘉问，字望之，寿州人。不管他以后怎样，在当时他是一个变法的坚定拥护者。说来这一次被曾布攻击，毛病也就出在了过分积极上。他火上浇油，本就闹得天翻地覆的免行钱，他违反规定，多收了。不过没贪污，而是全部上缴国库。
这么做，明显的是追求业绩，讨领导欢心。
曾布不管这些，只要你是违法就好了。他展开弹劾，直到这一刻，他的真面目才暴露了出来。因为他弹劾的不止是违规的吕嘉问，他的重点是王安石的新法。
——免行钱、市易法这两项法令，自从秦、汉两代以来，连最衰弱混乱的时代里，都没有出现过。他曾布在大街上随便叫住几个人，询问看法，行人居然是流着泪来控诉！
他这么说，惹火了两个人。第一个自然是宋神宗，不管他允许王安石辞职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他本人都是喜欢新法的。证据极端确凿，因为终他一生，都在坚持着新法。
还要别的证据吗？
所以呢，有人攻击吕嘉问没问题，攻击王安石也没问题，但别拿新法说事。尤其是改革集团内部的成员。神宗火了之后，命令由吕惠卿去调查此事。这一次，皇帝可真是找对了人，他怎么就不翻翻老黄历，找一下各位同志历年工作的恩怨关系呢？
吕惠卿早就看曾布不顺眼了，很早的时候，他就认定了曾布和他唱对台戏，一心颠覆他的地位。
那是在改革初期，最紧张的时刻吕惠卿家里出事了，他的妈妈病故，按历必须守孝。可新法的进程不能被耽搁，于是之前叫“置制三司条例司”，后来改成“司农寺”的新法核心部门就换了主管。由曾布暂时代替吕惠卿。
在吕惠卿来想，这只是代替。等他回来后，官职照旧，权力照旧，他还是改革集团里王安石以下第一人。可是在曾布的心里，这就是个机遇。
必须要把握住！
曾布积极参与工作，把吕惠卿做过的工作都升了级。比如吕惠卿殚精竭虑想出了“助役法”，嗯，这不够，他更进一步提出了“免役法”。不管免役法是不是比助役法更好，变得更彻底，在当时的工作范畴里，曾布就陡然间站到了吕惠卿的肩膀上。处处显得比原来的男二号，风光无限的吕惠卿高出一头。这样的事，别说是强悍精明，眼睛里不揉沙子的吕惠卿，换成随便哪个办公室里的小科长，都没法忍受。
当他守孝期满回到开封之后，敌视的目光就一直盯紧了曾布，只是因为有王安石存在，改革集团一直都笼罩在王安石对事不对人，公平无私的气氛里，才暂时相安无事。
王安石一走，就像仁宗皇帝死后一样，各色人等的本来面目都突然间显露。难得曾布自己找死，送上了门来。吕惠卿按皇帝的命令去调查，那还等什么，公报私仇是件很合法的事。
尤其是以处理变法集团内部叛徒的罪名去办。
吕惠卿出手，立即就让朝廷上下都冒冷汗。与其说王安石是拗相公，从来不听别人的话，是很可恶的。那么吕惠卿是更上一层楼了，他是根本不让别人说话。他比王安石有脾气多了，改革这么多年里，里里外外是凡与新法结仇的，与他本人结仇的，都别想好。
一朝权在手，快意雪恩仇！
先是对内部。曾布、吕嘉问被各打五十大板，一起贬官，到外地反省去。这让曾布和吕嘉问结成了终生的死仇，再也没法化解。期间曾布飞黄腾达时，吕嘉问一直被打压，等到晚年，曾布失势时，他在吕嘉问的手里抄家治罪。
同时曾布、吕嘉问两人也把吕惠卿恨到了骨头里，变得终身势不两立。这些吕惠卿毫不在意，管它以后怎样，至少在眼前，打压掉这两人，他真正确立了王安石走后的改革派大当家的地位。
对外，吕惠卿做事精明强干的一面全面展示，他先是要求神宗向全国颁布诏书，王安石的离职与新法无关，绝不会开倒车。接着他狠狠地打压了一个叫李师中的人。这人当时的官职是左司郎中、天章阁待制，一个馆阁人员，天天都能和皇帝见面。
于是天天和神宗唠叨，现在天旱啊，现在百姓苦啊，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马上招回司马光、文彦博、韩琦等老臣，让他们重新治国。最起码也要把苏轼、苏辙两兄弟叫回来，这个国家还是得由君子做事，才能有好日子过……
吕惠卿冷眼旁观，手心发痒。好日子，嘿嘿，你先操心自己的好日子吧。还以为是王安石时代，你们说什么都没事吗？李师中被贬出京城，到和州去当团练副使，令当地州府严加看管他。
这只是个开头，他在向四面八方示威，要天下人知道，首相韩绛是个废物，眼下的天子第一重臣是我，吕惠卿！
可是没人买账，那位特别喜欢画图，喜欢较劲，喜欢拿脑袋说事的郑侠又跳了出来。呵呵，就算是王安石俺都敢弹劾，你吕惠卿算什么？
郑侠现在今非昔比了，他不再只是个看城门的，而是一位抗暴的志士。一个忠于理想，体现仁义，坚贞不屈的硬汉子！
简单回顾下不久前发生的事，相信大家都会有个问号。就是如果那场暴雨是不存在的话，为什么郑侠还活着呢？他不是应该在10天之后就被砍头的吗？如果真的这么想的话，那么您可真是太傻太天真了。宋朝的祖宗家法是什么，“言者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