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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没求饶都不清楚,记述的重点是那位打人的老兄,该侍卫官打着打着突然间转移目标,大叫了一声:“相公马有何不可!”
举骨朵把王安石的马也打伤了。
张茂则非常欣赏这个举动,他及时地发表了打人打马的合理性解释:“相公怎么了,他不是臣子吗?这样蔑视皇帝,是不是想当王莽?!”
堂堂首相被一群侍卫和一个太监突然横加侮辱,并且是暴力式的侮辱,是可忍孰不可忍?可事发现场时,王安石忍了。他选择见了皇帝再说。
见到神宗,王安石说了经过,陈述张茂则等人打伤了他的坐骑和从人。宋神宗的回答让每一个精研宋史的人都愕然。当然最愕然的还是王安石本人,宋神宗居然说:“哦,打伤了?真的打伤了?好,派人去验伤……”
王安石立即如坠冰窖,这是比宣德门打马事件更大的侮辱,以首相之位,位极人臣了,受到这样的欺侮,皇帝居然还不相信!此朝廷再没有立足之处。
王安石立即提出辞职。
第三个版本到此结束。虽然没有给出答案,但答案举世皆知,因为王安石的确辞职了;另一方面,张茂则是否受到处罚,就没有半点明文史料可查。在他的宦官列传里,没有这件事的记载,自然也就没有处罚记载。只有纵其想象,才能稍微联系到一些。
在第一个版本里,除了宣德门打马的侍卫们被仗责外,还有一个不知姓名的御药院太监也被处罚,只是没有记录下他的姓名。那么,这个太监会不会就是张茂则呢?
而张茂则一直是仁宗的曹皇后,这时的太皇太后的亲信,联想到太皇太后和神宗的谈话,会不会有很多的疑团升起?
——免行钱毁了京城里皇亲国戚的财路,曹氏也无法幸免,在她出头之前,由她的亲信太监先出马羞辱王安石。能赶走再好不过,赶不走再出曹氏出面。
这个计划的步骤怎样?
这样详细地介绍宣德门事件,不是为了替王安石叫屈,为改革派出气,而是在说王安石的失败原因。3个版本无论哪个是真的,都传达出一个信息。
即王安石失败的必然性。
他实在是太大意了,强敌环绕身侧,与所有旧势力为敌,有了宣德门外赤裸裸的攻击行为,居然还没有先发制人,半年之后,还让敌人捣了鬼,新法废除了整整两天之后,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他不失败,谁失败?
回到郑侠上《流民图》时,这人说了皇帝罢除新法,10天不下雨,可以把他砍头。之后的事让千百年来拥护新法,站在王安石一边的人极度郁闷,因为仅仅3天之后,一连憋了10个多月的雨,竟然真的瓢泼而下了!这还有什么好说的,人家郑侠就是对的,新法就是错的,老天爷给出了最大的真理!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我对此抱以问号。第一,看大雨之后的结果。像宋神宗这样谨小慎微、敬天畏命的人,如果真的面对上天如此真切的灵迹,他会怎样做事?毫无疑问,他会把新法罢免到底,从此只讨老天爷的欢心嘛。
但真实的历史人人知道,宋神宗在两三天之后,也就是大雨刚下,或者刚刚下完时,就180度大转弯,宣布除了“方田均税法”之外,新法全部恢复。为什么会这样呢,史书里给出的答案是改革派的无耻。
两个大奸邪吕惠卿、邓绾跑到神宗面前痛哭流渧,说皇帝您这些年废寝忘食,日夜努力,好容易达到了现在的局面,怎么能因为一个狂夫的乱语,就罢免新法呢?于是神宗回心转意,出尔反尔,全面恢复新法。
只要有点起码理智的脑子都会看出这假到了西伯利亚去。用最起码的逻辑就能推算出史书里这段记载的真伪。试想面对最神圣的苍天意志,连王安石制定下的新法都被废除,那么皇帝怎么会给王安石两个手下这么大的面子,来扭转乾坤,翻转局面?
怎么可能?!
所以这场大雨根本就没有,是不存在的。支持这个论点的证据有三个。第一,大雨之后旱情并没有缓解,当时宋朝北方的干旱继续,辽国燕云地区的干旱继续,没有半点好转的迹象。第二,数字太微妙了,让人浮想联翩。
3天,3这个数字很好玩,为了强调某个意义,它是重复肯定加重意义时用得最普遍最直接的数字。比如随处可见的现代歌词:“……加,加,加,加德满都。”这是近代欧洲发现了尼泊尔的雪山探险活动后,流行的一首曲子。
中国本土在古代时用得更多,不列举了,大家自己回想。
第三,宋史的特色之一就是天气的灵异。我们知道,狄青之死有很大程度上是一次重大水灾闹出来的。开封城被水淹了,欧阳修等人说这是“武将阴气太重”的结果。其实这并不是只针对狄青一个人。从前领袖朝廷达数十年之久的吕夷简也在这上面栽过跟头。
当年与西夏开战,范仲淹等人顶到前线,吕夷简坐镇中央,为了政令的统一,有一阵子他身兼首相与枢密使,成为宋朝东西两府的唯一大首领。
这实在是犯戒了,帝国权柄集于一身,以他当时权倾朝野的实力,正邪兼顾的手段,也出现了反对声音。在《续资治通鉴长编》里就记录了当时开封城里的异常天气变化——“天地昏冥,大风扬尘,对面不见人,风里异声不断,使人股栗……”就跟现代电影里妖精出场时一样。
结果是吕夷简被罢免枢密使。如果这全是真的,史书上怎么写我们就怎么信,是不是这场大风和狄青死时的水灾,也都是真的有上天的指示呢?
21世纪的今天,不会再这么迷信了吧!
答案非常遗憾,现实世界告诉我们,不管是21世纪还是31世纪,情况都是一样的。该迷的永远都迷,区别只是迷的东西不一样。
好像人类的基因里有些漏洞,导致自身永远都不自信,必须得迷点什么才能活得踏实。好了,言归正传,如果这一场雨,这场在宋朝之后,每一代史学家都公认的百分之百曾经下过的暴雨,竟然是个谎言,根本没下的话,那么宋神宗下一步要做什么了呢?
前面说过,他迅速地180度转身,把新法又都全面恢复了。看上去很美,大家按部就班,该干什么还去干什么,把改革大业进行到底嘛!
对不起,主导人世间的事情的,永远都是思想、思路、心情、品德这些看似虚无缥缈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会瞬间改变的,而且一旦改变,就再也没法恢复到当初。
前后只是相差两三天,当事人的心情完全改变。焦点就在两个人的身上,一,王安石;二,宋神宗。王安石又一次提出辞职,宋神宗像往常一样积极挽留。这个过程又是一个感人肺腑的场景。身为皇帝,宋神宗可以说出下面这些话。
——爱卿,你每次辞职,都让我寝食不安,我想了很久,一定是有什么地方对你不够好(待卿不至之处)。你是不是因为宣德门打马那件事受了委屈?不要委屈,我查得很细,这事背后没人指使。
王安石表示感谢,但辞职态度坚决。
宋神宗继续说。
——不是宣德门的事……爱卿,那一定是你看出来我不是个成功的君主(必定是见朕终不能有所成功),所以才抛弃我。
王安石摇头。不,不是的,你很聪明,很求上进,一定会成功的。而在我之后,也一定会有新的才俊来铺佐你。
宋神宗更难过了,追问到底是什么原因。这时王安石强调,他身体有病,实在支撑不住了。神宗立即紧张,换了个追问焦点。
——爱卿得了什么病?京城里什么药都有,我派太医每天去给你治疗,这是在南方所没有的条件,你还是留在京城吧。何况天下的事刚有头绪,你一走,怎么了得?你一定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尽管对我说(但为朕尽言)。
王安石这次话都不说了,保持沉默。
宋神宗还不罢休,他进而动之以情。
——我知道你之所以进京为官,并不是为了功名利禄,而是身有才能,要济世求民,不想白白埋没。这一点,我们是共同的(皆非为功名也)。我们不是一般的君臣关系!
好了,还有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是宋神宗激动复激动,温馨再温馨,可王安石始终铁石一样,不为所动。
看到这些,大家什么感觉?是不是觉得王安石真是太傲了,皇帝把话说到这份儿上了,还不借坡下驴,真的把皇帝当成了妈,受多大的宠都理所当然了?
嗯,这样想也没错,当年我也一样。只是再往深里想一层,与历史其他的改革事件对比一下,才会知道谁对谁错。
我个人认为,宋神宗完全错了。他是个有为的君主不假,可也仅仅是想有为而已。在做的过程中,做得非常的糟糕。就以上面这些挽留王安石、理解王安石的话来说,他就错了冥王星上去了。
改革是个什么东西?它是一场战争。改革者是元帅,是唯一的指挥者。例子比如秦孝公与商鞅,商鞅为了法令的通行,把秦孝公的亲哥哥的鼻子都割了,秦孝公也没有二话。试问宋神宗做到这一点了吗?翻开宋史,关于某某人的提升,某某人的贬职,哪怕只是个太监,王安石每次都要大费唇舌,和皇帝辩论,还不一定成功,总被驳回。
这算哪门子的支持?
王安石的政敌,一个个都安然无恙,拿着高薪在洛阳盖别墅,天天小集团开会,向四面八方传递反对信息,这算什么政治环境?
上面那些温情感人的话,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正是证明了他多次拆王安石的台,让王安石不爽,让改革进度迟缓的罪证。
与其事后感人,何如当时认真。
好玩的是,他们君臣之间的这些谈话,都成就了王安石的绰号——“拗相公”。成天和皇帝吵,无论什么事,皇帝都得听他的。
参照上面的论点,可以知道,宋朝要改革,就必须得听他的。不听,你找王安石干嘛?宋神宗你自己会吗?不会还不听话,你想干什么!
罪证之二,王安石和所有大臣吵,一点批评教育都不接受。按照人世间最正确也最操蛋的一个逻辑——每个人都有弱点,都有错误,都需要指教,来对照。王安石的“拗”感实在是十恶不赦!
这条指责让人抓狂。
世人都不完善,那是相对尽善尽美的神来说话。针对具体情况,如王安石和司马光等人相比,王安石就是完善的,何况两派间水火不容,一定要让王安石从善如流,什么意见都接受,还改什么革?最凶残的是,王安石还不许回嘴,只要敢反驳,立即就是死无葬身之地的罪名。
这实在是个强盗逻辑,吵过架的人都知道,你有来言我才有去语,才能形成争吵。何以两派一起在吵,只有王安石有了“拗相公”的名声,另一边就毫无责任?
一直是王安石在独自骂街?在这里,熟读宋史的各位达人少安毋躁,查年限可以知道,在王安石得到“拗相公”封号时,司马光的“司马牛”绰号还没到手,苏轼还没有机会亲身体验士大夫最高领袖的执政风采,没脱口而出骂了这句三字经。
好了,我想说到这里,大家应该清楚了历史上的几大问号。即一,王安石与宋神宗的关系怎样。答案是比一般好,但绝没到言听计从的程度;
二,王安石的“拗相公”之名到底怎样形成的,是不是一个贬义词。我的答案是,不,这不是个贬义词。只要读史者有足够的独立精神,足够的逻辑辨析,就能够分析出这是一个独斗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