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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掺和了。
他临走时，神宗召见他，问你走后，谁来当首相？富弼答，文彦博。神宗默然，好久之后，又问，王安石如何？
富弼默然。
此后就离开了开封，从这时起，他再没有回到帝都，基本退出了纷繁杂乱，失去基本规范的官场。回顾他的一生，尤其是他的离去，能体验到一种真正的君子作风。什么是风度和涵养，看富弼，君子不出恶语，君子不强人所难，这样的修养就算放到现代，也是一位标准的绅士。
近千年来，每个历史学者都感叹北宋从熙宁变法开始直到亡国，政治家们都是些心灵变态扭曲的报复者、迫害者，连起码的平心静气讨论事情的素质都失去了。是的，真的失去了，富弼是最后一个濒临绝种的古老物种，他之后，再没有谁能做到“克己复礼”四字。
王安石却没兴趣感叹这些，不是他不认同这种美德，而是看到了这件事背后的危机。富弼的离开，在官场上代表着一个信息，一种立场。他当初上台，就是神宗为变法派竖起的一块挡箭牌，想用他的威望延缓削弱反对意见。
现在走了，是再明显没有的信号，不陪你们玩了，好自为之吧。
果然，反对派突然间群起而攻之，规模之大，是北宋100余年间前所未有的，之前的大事，比如庆历新政、濮议等等都相形见绌。现在我们看几个代表人物的言论。
范镇、刘攽、曾公亮、赵瞻。
范镇，大家没忘记他吧？仁宗朝英宗朝都大出风头。他翻了下历史书，从根本上否定青苗法。他说，常平仓法起源于西汉鼎盛时期，于农于商都有利；青苗法起源于唐朝的衰落时段，急征暴敛，制造不安，本身就是个邪法。
其他三人的意见大同小异，为了篇幅不一一赘述。在雪片般的弹劾反对奏章里，王安石保持了镇静，他冷眼旁观等待着最重要的那个人出现。那个人的才学和威望，才是他所深深忌惮的。
几乎处处与他相反，是生来的死对头。
司马光。
司马光这时处在暴跳如雷的边缘，不过谁也没法看得出来。他的修养已经到了入神坐照，不动声色的程度。这时他51岁，有件小事在官场里流传。
一天司马光在办公，出了件急事，一个小吏冲进来报告。却见司马大人正襟危坐不动如山，当时就吓了一跳，急忙收住脚。结果又犯了个错，收得太急把蜡烛晃倒了，差一点就烧到司马光的袍袖，小吏吓上加吓，脚都软了，可司马光从始至终纹丝没动。只是目光如炬，一直紧紧地盯着他。
每临大事有静气，这是一个政治家起码的素质。
可这时他真的忍不住了，危机来得太快，直接威胁到了他本人的地位。王安石把吕惠卿提升到了崇政殿说书，他本人一直在迩英阁给皇帝讲学！
好你个王安石，第一，威胁我的位置；第二，不自己出面，派一个手下和我打对台，当我是什么？这绝对不能容忍。
他也不写什么奏章，直接去找皇帝面谈。见了面直接切入主题：“吕惠卿逢迎谄媚，不是好人（非佳士），王安石现在在朝廷内外受到诽谤，都是因为他。”
神宗摇头，回答：“王安石不好官职，自奉节俭，可称为贤者。”话里意思很明白，你别拿吕惠卿说事，王安石站得正，没谁能影响。
司马光反对，“王安石确实是贤者，可他不懂事又太倔，他不知道吕惠卿是真正的奸邪，是他的谋主，在幕后巧妙的指使他做事，这就让他背上了恶名。现在吕惠卿突然间被提升，很多人都不心服。”
神宗想了想，说：“吕惠卿说事时思路很清晰，像是个人才。”
“的确是人才，”司马光不动声色，话题悄悄地进入了他的节奏里，“吕惠卿确实文学辨慧，但是心术不正，愿陛下慢慢寺考查。江充、李训（汉朝、唐朝两大权臣）如果没才能，怎么会感动人主？”
神宗默然。
这个默然一般来说是讲皇帝对他不感冒，在结束谈话。可仔细查一下司马光的学术体系，再加上他平时对神宗的讲学，就会明白此默然不同凡响，吕惠卿的麻烦大了。
司马光不同于欧阳修等前一代君子，不会看谁不顺眼，逮住件小事就把小人的大帽子甩过去，他纵览各代历史，把天下人归为四类。
圣人、愚人、君子、小人。
四种人，以才、德两方面来划分。才德俱全是圣人；无才无德是愚人；德胜于才是君子；才胜于德是小人。他着重解释了为什么这样区别君子和小人。
那就是一个人的才能不够，可品德够高，只会很有限的造福于人类，不会作恶（好心做错事的呢？）。可一个人满肚子坏心眼，才能又特别大的话，就会四处害人没事找事搅乱世界，尤其是对没什么能力，又特别忠厚老实的君子们，杀伤力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小人，有才能的小人才最危险，最要不得。
根据上面的理论，具体到吕惠卿的身上，是不是小人的头衔成了给吕惠卿量身定做的首饰呢？当天谈话的结果是神宗默然了，他在思考，这就达到了司马光的目的。
作为一个超级官场斗士，司马光非常清楚，只用这样的谈话是绝对没法让吕惠卿失宠倒台的，要的是在皇帝的心中埋下一粒种子，从这时起，一直隐隐约约地笼罩住吕惠卿，让他每做一件事每说一句话，都和“小人”这个终极罪名暗和。
历史证明，他得逞了。直到王安石第一次罢相之前，吕惠卿从来没有任何污点，可他的奸邪之名，却早早地就盖棺定论了。
几天之后，司马光对新政的攻击才真正展开。方式还是利用自己的特权，在迩英阁给皇帝讲经上课时就近说事。
那天，他讲的是西汉开国时的事，曹参代萧何为相。这件事流传很广，相信大家都知道那句成语“萧规曹随”。简单地说，就是西汉开国宰相萧何老了，退居二线，接任的是曹参。可是这人上任之后吃喝玩乐，任事不管，皇帝着急了，为了照顾他的面子，派他儿子去问，到底怎么回事。
曹参二话没说，操起鞭子，摁倒儿子，一顿狠抽。第二天上朝，给出了答案。
问皇帝，某与萧何比怎样？
皇帝答，你差点。
再问，您与开国之祖刘邦比怎样。
皇帝脸红，差远了。
答案出现，我比不上萧何，您比不了高祖，那还变什么法做什么事，一切照着老规矩来不就得了。
神宗立即就听出了话外之音，他问，汉朝一直守着萧何定下来的汉律不变，能行吗？
司马光的回答是北宋史上最雷人的一句话：“何止是汉朝，从夏、商、周三朝开始，它们的君主如果能恪守禹、汤、周文、武王的法度，那么直到现在，还仍然是夏、商、周，绝不会改朝换代！不信吗？以汉朝为例，汉武帝改变了汉高祖的政策，结果盗贼充斥天下。汉元帝改变了汉宣帝的法令，汉代就此衰落。所以说，祖宗的法制绝对不能改变！”
这是雷吗？这是九天神雷。对他的话我不加个人分析，相信只要是受过正规教育的现代人，对司马大师的这番话自有判断。
好玩的是，历代史书里，包括近现代的宋史作品中，关于司马光的这番话的理解，都像是坐进时光机器，返回到当时和司马光私下聊过一样，替他来了段注解。说什么司马光身为中国最为传统最为典型的知识分子，其人品、学问都足以为万世之楷模，尽管他说出“三代之法不可变”的猪一样蠢的话，可绝对不是猪。
他只是举个例子给年青毛躁的宋神宗听而已，要看他的本意，不要细嚼他的每个字嘛……对此我再次无话可说，人要为自己说出的每个字负责，为自己做的每件事负责，这是最起码的常识，居然到司马光的身上就不适用了。
奇哉怪也。
针对司马光的这番高论，变法派选择反击。由刚上任的崇政殿说书吕惠卿负责实施，他可以行使职权，也给皇帝上课。只是上课归上课，待遇不一样。司马光讲时可以不被打扰，吕惠卿上台时，台下面坐满了大臣，外加司马光本人。
这是讲课吗？这是公开辩论会，请看实况转播。
这一讲的内容基本规范在《周礼》，这好理解，什么都要返本溯源嘛，周朝有孔夫子都崇拜的圣人周公旦，看看人家当初是怎么规定“先王之法”的。
吕惠卿说，根据《周礼》，先王之法有一年一变的，是每年正月的布法象魏（在宫廷外的大门上公布法律）；有五年一变的，比如周王巡游天下，到处视察；有三十年一变的，是刑法的轻重缓急；还有百年不变的，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人伦秩序。
通过吕惠卿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他起码是在用人类的语言来交流，就算周礼这种传说中的礼法真的存在，也得有个不断完善、各有适用的过程。
可是司马光就能把这些都抹平，要说一个人的才学、名望真的是非常管用的，达到了一定程度，就成了真理的化身。请看司马光的答辩。
——布法象魏，那是公布旧法（都是？肯定？）；周王巡游天下，到处视察，为的正是检查诸侯们谁变更了礼乐，改动旧法的，发现了一律处死；刑法，新国用轻典，乱国用重典，这只是轻重不同，不是讲法律本身的变法。吕惠卿区解经义，实在可笑。
接着他开始发动群众。
——陛下，现在公卿、侍从都在这里，您可以问问他们，国家的秩序已经败坏到了什么程度。本朝规定三司省管理天下财赋，不称职可以罢免，但宰相不可以过问它的运作。现在设立的制置三司条例司是怎么回事，宰相要用道德来铺佐人主，怎么可以用“例”？如果用“例”，宰相岂不成了胥吏？听说最近又要成立设置看详中书条例司，这又是为了什么？
底下的众位大臣欢迎雷动，异口同声：顶司马光，顶司马光！
吕惠卿对此准备不足，百忙之中回了一句。“司马光讥笑朝廷，讥笑臣是条例司官员。”他说对了，司马光的讥笑全面展开。
——改革就像修房子，一定得有良工美材才能动工。可现在变法的这些人，两者都谈不到，臣担心朝廷会露雨（今二者皆无有，臣恐风雨之不庇也）。
截止到这里，抛开各自的道理到底是谁对，先看看交流的诚意。吕惠卿不管以后是什么名声，他开讲以来一直都在说道理。司马光呢？先是攻击国家职能部门的合法性，进而否定同僚们的工作能力。
请问一个政府职员，有什么权力说别的同志是废物？大家都是人，你凭什么高高在上，认定别人不是“良工美材”，注定了办不成事？这不是什么正义感超高，或者圣人指数过人，回到大家都是人类这个基本衡量点上，这是人身攻击！
说到人身攻击就有趣了，宋史里的记载是，下面轮到吕惠卿发言，未来的无耻奸邪变得恼羞成怒，他气急败坏用别的言语来诋毁司马光，其恶劣程度让皇帝都看不过去了，说“相互辩论是非而已，何必如此！”
想必吕惠卿真的说了特别不要脸的话了，但为什么史书里半点都没记录他到底说了什么呢？以后来的“君子”们对他打压鞭笞的程度，这都是最重要、最生动、最切实的证据啊！怎么能忽略呢？
唯一的解释，只有一个——吕惠卿根本就什么都没说，或者说出来的话是保守派、司马光们没法面对，无法解释的难题，他们“为尊者讳，为贤者隐”，都给隐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