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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衙役久在公门,自然知道此中利害。知县老爷懂断案的不多,一般都是刑名师爷代劳。这师爷和下面的龌龊事,那就不可胜数了。但看这位新任知县的架势,钱粮、刑名师爷,一概不用,审案全是亲力亲为,想通融也通融不了。
这些衙役虽然没少和案子打交道,但多是文盲,真正的律法条文,他们怎么也抠不过读书人啊。意欲撒泼耍赖死不认账,那些民团的泥腿子们却在一旁怒目而视,看样子只要知县一声令下,就得把他们打个半死。没奈何,只得招认。
这就如同一座并不坚固的堤坝,只要有一个招的,就像堤坝出了一个小小的溃口,很快就会全线崩溃。这些衙役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责而互相攀咬,最后全县衙六十多个衙役,竟然没有一人不受走私船主贿赂。而这些船主的后台,毫无疑问就是郑芝龙。
熊汝霖当然知道这一切都和郑芝龙有关,但假作不知,只把矛头指向那些走私船的船主。那些衙役招供以后,熊汝霖把他们全关在县衙大牢之中,对外封锁消息,只提出几个熟知走私船出没规律的,让他们引着民团在海滩上埋伏。
结果这个伏击战打得异常漂亮,到了半夜,来了八艘二百料的武装商船,船上的几十名水手虽然都有鸟铳等武器,但谁也没想到在郑芝龙的老家,这个走私了多少年的地方还会出问题,因此都毫无警惕地下船交易。
与他们交易的则是南安县的走私商人,他们同样对熊汝霖抓捕衙役的事一无所知,赶着满载货物和银两的马车前来接头。结果五百团勇鼓噪而出,水手和商人们猝不及防,全被当场擒住。所有货物和银两均被视为赃银而扣押,但最大的收获,还是那八艘武装商船,和几十条鸟铳。因为朱由检在密诏中早有安排,知道熊汝霖根本没有家底,便许南安县凡是查获走私船只和武器,可先自行使用。
这样一来,熊汝霖的民团初战告捷之后,便有了战船和武器,已经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了!
至于那些走私商人,到现在还没搞清楚状况。因为郑芝龙在名义上还是福建水师总兵,他们便赶紧把郑芝龙抬了出来,希望用郑芝龙的名头把熊汝霖吓唬住,然后大事化小,出点银子也就完了。
不想熊汝霖冷笑一声道:“尔等刁民,十分大胆!朝廷已开海禁,不是不让尔等出海,因何不在官府登记?不就是为了逃避税银么?单是走私也就罢了,还敢诬陷郑总兵大人!来呀,每人重责二十,看他们还敢不敢胡言乱语!”
第1519章 南安市舶所()
走私船主和商人受刑不过,只好承认是自己走私,与郑芝龙无关。熊汝霖要的就是他们这一句话,立刻把这些人全部收监。
当然,原来的那帮衙役也早关起来了,再从民团团勇中选拔正义感强、服从指挥、身体强健的,成为全新的一批衙役,共一百人。反正衙役并非官吏,明面上也是服徭役的,薪水还得知县老爷个人掏腰包。就算知县把他们全换掉,改用自己的人,也完全说得过去。
熊汝霖还故意派南安县丞、主簿二人,去泉州府汇报案情。其实从衙役的供词中,熊汝霖早就知道这二人也是走私的参与者,不过这两人既是朝廷命官,又与郑氏的联系比较密切。熊汝霖故意不抓他们,一方面是麻痹郑芝龙,另一方面也是欲擒故纵,让更多参与走私的势力暴露出来。
这两个家伙离开南安县以后,果然心急火燎地跑去给郑氏在福建的代理人、也就是福建都司副指挥使郑芝虎送信。那时郑芝虎还没有逃跑,但郑氏已在密谋接应叛军,郑芝虎的心思全在那上面了。
听完二人报信以后,郑芝虎也没当回事,还以为是二人办事不力,没笼络好这个新来的知县,把二人臭骂了一顿。俗话说“是官就有私,是私就有弊”,又有道是“当官不打送礼的”,官场风气皆是如此,这个姓熊的难道就能例外?无非是胃口比别人大了些而已。只要多送银两,再天天请他去花天酒地,找几个美貌女子相陪,不怕他不放人放船。
二人得了郑芝虎的指示返回南安,不过从南安到福州走旱路得四百余里,又多是山路,崎岖难行。这一来一回,已经用去了十天的时间。等回来一看,两人不禁彻底傻眼!
原来熊汝霖借着这十天的时间,已经做成了好几件大事。
第一,罚没了走私船主、走私商人的全部家产,将所有人犯全部配到贵州去了。其实按照大明律,对走私的刑罚是非常重的,这样大数额的走私,完全可以论死。不过由于官府实际上并无能力有效阻止走私,所以基本上是一纸空文。尤其是福建这一带,过去官府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熊汝霖的这个判罚,相对于过去来说当然是非常重的。但大明律规定走私论死,熊汝霖没杀他们,还算是从轻处罚了,谁从明面上也挑不出毛病来。
第二,充分利用罚没物资,迅扩大民团规模。本来民团只有五百人,抽出一百人做衙役之后,还剩四百人。但熊汝霖有朱由检的密诏撑腰,可以从罚没物资中提取十分之一,做为“办案经费”,船只和武器则全部拨给他使用。
这下熊汝霖一口吃了个胖子,要知道仅仅这一次走私,双方的货物和银两总值就将近十万两。熊汝霖从中拿出八千两,继续招募团勇,这次就不是白干了,而是每名团勇可得月薪二两。二两银子,已经足够普通人家全家老小一个月的开销,更何况还免除该户徭役,团勇每天只需出勤四个时辰,家里的活也不耽误。
这下百姓应征做团勇的积极性更高了,很快民团的规模就扩大到一千五百人。应征上的固然欢天喜地,没应征上的,除了羡慕之外,抱有“出洋挣钱”想法的人,这种念头也淡了不少。毕竟谁都知道大海茫茫,极凶极险,船毁人亡这种事实在是太多了。若守家在地便能丰衣足食,谁愿意冒这风险!
第三,开展海上巡逻。熊汝霖不是罚没了八艘走私商船么?他可没让这些船闲着,从第二天起,就组织团勇上船训练。训练了三天,便把这八艘船分为四组,每组两艘,沿着南安县的海岸线进行例行巡逻,四个时辰一轮换。
过去南安县根本就没有海防,如今就算是有了。虽然只有两艘船、二十条鸟铳,但已经震慑了本县的那些走私商人。前面那帮人刚刚被抄了家,人也被配了出去,一时间还真是没人敢顶风作案。
第四,设立南安市舶所。市舶司是朝廷设立、负责海上对外贸易的专门机构,相当于现代的海关。但由于前朝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海禁状态,即使隆庆年间解除海禁,限制仍很严格。到了天启年间,整个大明只有浙江、福建、广东三个市舶司,海上贸易量虽然很大,但经过市舶司正规渠道,定额包税的贸易还是很少,大部分都是走私。
走私当然就不用缴纳任何税款了,只要用少量银子贿赂当地官府,别让官府抓了现形即可或者干脆就不理官府,明目张胆地走私。如此一来,大明的对外贸易实际上处于失控状态,税银大量流失,走私商人却因此暴富。
就拿福建市舶司来说,整个福建地区,每年进行海外贸易的商船艘次数量难以准确估算,但至少在一千艘次以上,贸易额何止千万两。但福建市舶司收取的税银,连三万两都不到,少到了可笑的地步。
其实朱由检早就想推动大明的对外贸易改革了,这改革的第一步,自然是开放更多的口岸。但仅设浙江、福建、广东三司,这又是一条祖制,可不是轻易就能改的。即使大明与葡萄牙的官方贸易已经开始,朱由检也暂时没碰这条祖制,并未新增市舶司。好在官方贸易并不涉及税收问题,葡萄牙人的商船也来得很少,算是把这个问题绕过去了。
但改革总要试水,总要有第一步。朱由检把这个试点选在了南安,其实这也是熊汝霖在密奏中提议的。
要说起这个时代的人的智慧,朱由检也不得不佩服。熊汝霖在密奏中说,不是祖制规定只设三司,不得新增么?南安县属于福建省,福建市舶司设在省府福州。而福州在福建北部,南安在福建南部,两地相距四百余里,南安的商船到福州去办理手续很不方便。以此为理由,可在南安设立市舶所,名义上隶属于福建市舶司,算是福建市舶司的一个派出机构。实际上,该怎么干就怎么干。这不就不违反祖制了么?
第1520章 注册()
设立市舶所,是朱由检和熊汝霖早就规划好的一步棋。当熊汝霖以飞鸽传书急奏京师后,因为不涉及祖制等麻烦问题,朱由检又向温体仁等人暗示过,“温党”阁臣加上中间派阁臣,以及黄宗羲等中书舍人均对熊汝霖的想法表示支持。
而东林党人这时候仍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督师不力”的周延儒身上,对东南沿海一个偏远小县的事情,并无多大兴趣。所以很快内阁便出了票拟,同意在南安县设立市舶所。朱由检立即批红生效,心中自是大喜:这可是个重要的“判例”,以后也可以成为“旧制”了。
得到朝廷的批准以后,南安市舶所立即开始运作了。办公地点很简陋,就是在南安最大的河流晋江入海口处搭了个简易棚子,因为很多商船都是从晋江中启航。
不过,别看办公地点简陋,市舶所的权力却不小。此前虽有三大市舶司,但朝廷对每个市舶司的运作并未做统一规定,各市舶司都是各行其是。这就给了南安市舶所足够的空间,朱由检把这里做为试点,推出了与其他市舶司并不相同的政策。
市舶所的基本规则很简单:凡是南安县境内百姓,欲出海打渔或是贸易者,必须以船只为单位,在市舶所注册登记。只有注册过、有市舶所颁牌照的船只,才允许出海,否则一律不准出海,抓到了就以走私论处,船即没收,人即收监定罪。至于南安县境外的船只,也可以在市舶所注册登记,只要来了南安县,与南安本县的船只待遇相同。
依规注册的船只,则分为渔船和商船两种,颁不同的牌照。渔船禁止从事贸易,但相应地,收取的税银也很少,每月仅象征性地收取一两银子。只要渔民够勤快,天天出海打渔,这个生意是稳赚不赔的。
至于商船,则根据船只的载货量分为两档。二百料以上的船只,每船收取税银一百五十两,或所载货物三十取一,从其较少者为征。二百料以下船只,每船收取税银一百两,或所载货物四十取一,从其较少者为征。不论出口进口,税率标准统一。
这个税率标准,是朱由检和熊汝霖经过反复探讨后暂定的。在朱由检看来,这个税率实在不高。不但比三大市舶司的税率低很多,即使是和现代社会比,各国关税的平均水平也大大高于这一标准。而且不论何种货物,一律按一个税率计征,也过于简陋了点。
但熊汝霖认为,民间走私成风,根本没有交税的习惯。如果税率上来就定得很高,则不利于促使百姓依规通过市舶所进行贸易。如果把税率先定低点,给贸易者增加的成本小一点,市舶所就容易被接受。待大部分对外贸易都纳入市舶所管理以后,再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税率,事情就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