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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一挥手：“谁叫你捆来的？小事情，快放回去！”
吓得发抖的战士眼含热泪给军团长深深施一礼，转身去追赶部队。
事情发生的时间，有人回忆是第三次反“围剿”的高兴圩战斗后，三军团尾追蒋鼎文、韩德勤部时；有人回忆是第二次反“围剿”中，中村战斗的前一天。
不外就这两次战斗中的一次。
高兴圩战斗后，红军在方石岭激战中全歼韩德勤师。
中村战斗中，红军歼敌一个旅。
有没有那名战士的战功？抑或他已经在战斗中洒血疆场？
因为没有人知道那个战士的姓名。
林彪1929年骂过政工人员是“政治小鬼”。
金沙江骂李聚奎是第二次。
第三次是在东北骂李作鹏。1946年四平大撤退时，指挥部撤到舒兰后电台未能首先架设起来，身材瘦弱的林彪竟一把掀翻了参谋处长李作鹏的酒饭桌。
骂爹骂娘，掀翻酒桌，都是大动作。但隔了11年。
说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出一个天才，他自己则是十几年动一次不再控制的肝火。
强渡金沙江与四平大撤退，都是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平日深藏不露的林彪，对其深藏不露的感情也失去了控制。
一军团龙街渡受阻的时候，三军团于洪门渡渡过彭雪枫团后，浮桥被激流冲垮，也无法再渡。
中央红军主力一、三军团全部受阻于金沙江畔。
全军的眼光都转到中央纵队的皎平渡。
刘伯承立了大功。他带领干部团三营化装成国民党军，在守敌毫无防备中占领渡口，控制了两只船。首批部队过江后，又找到四只船。刘伯承喜出望外，一面在江边设置渡河司令部，制定《渡河守则》，一面向朱总司令发电：
皎平渡有船6只，每日夜能渡一万人。军委纵队5日可渡完。
中国工农红军的战史中，作战电文浩如烟海。但有几封关键性电报，战史专家们会逐字逐句地背诵下来。例如彭德怀、杨尚昆4月13日建议入滇作战的电报；例如林彪、聂荣臻4月25日建议北渡金沙江进入川与四方面军会合的电报。刘伯承这封看似平无波澜的电报，也是其中之一。
“每日夜能渡一万人。”对追兵逼近、主力于龙街渡洪门渡连续受挫的红军部队来说，是天大的喜讯和天大的生路！
朱德立即下令全军都从皎平渡过江。三军团“必须6号拂晓前赶到河边开始渡河，限6号夜渡完”；“7、8两日为第一、第五军团赶来渡河时间”。
刘伯承没有想到全军都要从他这里过江。唯恐渡口有失，他立即命令宋任穷率干部团三营翻山20公里抢占通安镇，以保渡口安全。
三营连夜出发，在通安北面与增援之敌遭遇。
来敌是刘文辉的胞侄、川康边防第一旅旅长刘元瑭。闻江防有失，亲率两个营赶来增援。
干部团是红军精锐，第三营又是政治营，军、政皆强。宋任穷命令吹冲锋号，三营以锐不可当之势，一气将敌人冲垮。
几步之差。
如果敌人先一步占领通安，居高临下压下来，红军将不知要多付出多少代价。
胜败往往一瞬之间，兵机从来稍纵即逝。刘伯承连续抓住了兵机。
5月5日，朱德电令林、聂：
军委纵队在末日已渡江完毕，三军团7号上午可渡毕，五军团在皎西以南任掩护，定于8号下午渡江，敌人8号晚有到皎西的可能。我一军团务必不顾疲劳，于7号兼程赶到皎平渡，8号黄昏前渡江完毕，否则有被隔断的危险。
敌人已经围追上来。动作稍慢会被隔断。一军团立即放弃龙街渡，向皎平渡方向挺进。5日黄昏至6日清晨，一夜之间翻山越岭，48次越过急流，急行军120公里，终于赶到皎平渡。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一直站在江北一个崖洞里，等待着有被隔断危险的一军团。
5月4日至5月9日，除三军团彭雪枫团从洪门渡、一军团一个野战医院从鲁车渡过江外，全军靠刘伯承掌握的那6只小船，皆从皎平渡渡过了金沙江。
李德也跟在这支惊险迭出的队伍里。
从突破乌江以来，刘伯承一系列令人惊叹的作战表演，使从来目中无人的李德也不得不表示佩服。他后来写的那本多处攻击中共领导人的回忆录《中国纪事》，说到这一段历史时也对刘伯承赞不绝口：
“刘伯承是四川人，辛亥革命后在四川服役多年，因此对当地的情况十分了解”；
“刘伯承让先遣营的红军战士戴上清楚明显的蓝白两色国民党帽徽，他自己穿着一套国民党高级军官的军服”；“刘乘船渡江，与敌军指挥官交涉，使敌人又派了几条船过来。这样骗过了对岸敌军，我军几乎一枪未放就解决战斗”；
“我们采取了巧妙的军事策略，终于成功地渡过了构成滇川省界的金沙江”；
“刘成功地从国民党的监狱中释放了几个彝族首领，在他们的帮助下双方签订了一项红军和平通过和购买粮食的协定”；“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使得红军有可能把全部注意力放到四川驻军上”。
一口一个刘伯承或“刘”。
李德一遍又一遍夸赞刘伯承时，忘记了第五次反“围剿”时，他在红军总参谋部训斥刘伯承：“你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参谋，白在苏联学习了几年！”忘记了一次去红军总参谋部，几个机要员在路边做饭挡住了他的路，他飞起一脚把饭锅踢翻。刘伯承与他大吵，说他是帝国主义行为，因此刘伯承被撤销了总参谋长的职务。
指挥红军作战时情况不明就下决心的李德，现在走过刘伯承开辟的通路，感叹是由衷的。
刘文辉刚刚接到蒋介石要其派重兵扼守金沙江各渡口、阻截红军的急电，其侄刘元瑭就丢失了渡口。
溃兵满山遍野。刘元瑭急得放声大哭。
中国台湾“国防部”编纂的战史这样写道：
共军人枪虽少，但行动极为灵活，一路向西窜进，国军既拦截不到，亦尾追不及，迄5月9日，于武定以北地区渡过金沙江，其先头部队已到达西康之会理，追剿军正分途向金沙江南岸推进。黔滇地区之追剿作战，于焉结束。
薛岳的追剿大军于5月16日才赶到金沙江边，“于焉结束”，望江兴叹。
红军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赢得了战略转移中的主动权。
哀叹的更应该是蒋介石，工农红军为何每每绝处逢生。
二、会理裂痕：无法回避
过了金沙江的红军，进至一个好走之处，却来到一个难写之处。
因为那个会理会议。
写红军长征，人人多写遵义会议，人人少写会理会议。
前者是一泓宽阔的江面，可任笔端纵横驰骋，怎么升华也不会过分；后者却是一段急流险滩，一词一句皆须反复斟酌，稍不留神便会立即翻船。
于是就倾向于采取一种最统一最俭省的解释：会理会议起因于林彪的一封信。这封信纯属林彪的个人情绪和个人行为。
如果凡遇棘手之处，就让个人去背负历史，前人给我们留下的东西还能够连续吗？
红军渡过金沙江，进至会理城附近后，为了保证主力短期休整，中革军委决定，由彭德怀、杨尚昆指挥红三军团和干部团围攻会理城。
会理扼金沙江北岸，为滇、川交通要邑，有重要战略地位。该地守敌，就是失守皎平渡的刘元瑭。
会理城墙坚固。抹干了眼泪的刘元瑭率其一个旅，守志坚强。为不让红军接近城垣，不惜烧光东、西城关的房屋。蒋介石又派飞机到会理上空巡视，投下手令晋升刘元瑭为陆军中将，犒赏钞票一万元，把他的气打得足足的。
9日，红三军团和干部团强攻不克；
10日晚强攻，仍然不克；
12日坑道爆破，未成功；
14日晚，红三军团发起总攻，城西北角炸开一个缺口，刘元瑭组织人拼命堵击，红军未能突入，遂在城东北角的爆破，又被觉察，刘元瑭命人事前在墙上灌了不少水，使爆破未能成功。
就在刘元瑭与红三军团打得最激烈之时，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县城附近的铁厂举行扩大会议，史称会理会议。
一直到今天，这个会议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反复斟酌，需要转圜回避，需要挖空心思找出对大家都合适都恰当的词句。
遵义会议孕育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会理会议孕育的，却不能说都是胜利。
会议是毛泽东提议的，为统一从遵义会议以来实行新的战略方针的认识和研究下一步军事行动。
之所以要统一认识，是因为出现了分歧。
直接起因是林彪。
焦点集中在对四渡赤水作战的理解。
毛泽东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
得意之笔也是后来得意。《长征组歌》唱“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都是革命大功告成、毛泽东的威望如日中天之后的事。
当时却差一点儿因四渡赤水丧失了领导权。而且发难者竟是毛泽东最为信任的林彪。
四渡赤水在后人看是伟大的，但伟大从来以苦难为代价。中央红军几个月时东、时西，忽南、忽北，大踏步进退，无定向转移；从建立黔北根据地开始，到川西北根据地、川滇黔边区根据地，几次预言的根据地都未建成。赤化四川、赤化贵州也未实现。每日不是渡河，就是爬山，走新路，也走老路、冤枉路、回头路；长时间行军，一路上不得休整，均感到极度疲劳。
李德对那一段行军也留下深刻印象。他回忆说：“如果我们白天在一个村子或场院里睡觉，附近落下炸弹，我也根本不会醒来，即使炮弹在旁边爆炸，我也只是翻身再睡。有一天夜里，当我们穿过一片平原时，我走着走着真的睡着了，路已经转弯，我却一直走到旁边的小溪里去了，当冰冷的水拍打着我，我才醒了过来。”
保持特殊待遇的李德尚且如此，一般红军干部战士的疲劳程度便可想而知了。
蒋介石形容红军行动“飘忽不定”，却不知道红军为此付出了多大代价。
极度疲劳带来大量减员。病号和累垮的人数远远多于战斗中的死伤者。
湘江之战使红军由江西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人锐减为四万余人，损伤过半。
四渡赤水期间虽然在扎西地区和遵义地区招募到几千新兵，但到过金沙江时，红军总人数已减到两万余人，又减了一半。
中央的战略意图又不甚明确，长期以来不能找到战略立足点，部队中普遍出现牢骚和埋怨情绪，相当一部分人感到照这样下去，部队没有被打垮也要被拖垮。
部队的情绪在影响指挥员的情绪，指挥员的情绪在影响决策圈的情绪。
从林、聂4月25日发给军委的电报中一句话三个“应”：“应立即变更原定战略”、“应迅速脱离此不利形势”、“应经东川渡过金沙江入川”；到彭、杨4月26日电报“因我军行动错失争取平彝、盘县的良机，使战略已陷于不利地区”、要求“解决一切刻不容缓的事件”，前线指挥员的焦急情绪已明显可见。
林彪过金沙江前已经牢骚满腹。他说红军净走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否则部队要被拖垮。过金沙后进至会理地区，一到宿营地他就给彭德怀打电话。
聂荣臻回忆，林彪在电话里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
彭德怀回忆林彪在电话里说：“蒋介石和龙云的追兵虽然暂时摆脱了，但他们的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