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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认定“这里不存在成功地建立共产主义或苏菲（维）埃制度的条件”的孙中山如果知道，最终是由他的后进——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建成了“强盛独立之中国”，难道不会同样感到欣慰吗？
二、钢铁斯大林
俄国革命中有个大名鼎鼎的人物普列汉诺夫。他是俄国资格最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880年他第二次流亡国外、在日内瓦创立并领导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时，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才刚刚10岁。
年长的普列汉诺夫无疑对年轻的列宁产生了很大影响。列宁后来说，不研究普列汉诺夫的全部哲学著作，便不能成为一个自觉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革命的发展，在大多数情况下要反过来淘汰革命者自身。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起初在很多方面赞同列宁，但后来又很快转向了孟什维克。
转向了孟什维克的革命导师普列汉诺夫，反过来讥讽不放弃自己立场和观点的布尔什维克为“坚硬的石头”。
列宁把这个称呼当做一种称赞接受下来。当时，一个叫做罗森费尔德的年轻布尔什维克立即选用“加米涅夫”——俄语“石头一般的”作为自己的化名；不久，另一个叫做朱加施维里的年轻布尔什维克选用了一个更加坚硬的名字：“斯大林”——俄语的意思是“钢”。
布尔什维克党人用一切方法去回答挑战。
当然，名称并不能说明实质。例如那个加米涅夫，后来在革命中的表现并不像石头那样坚硬和顽强；倒是斯大林本人，以自己钢铁般的手腕和钢铁般的意志，给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政治烙下了一个永久的印痕。从近年来俄罗斯陆续公布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档案资料来看，1923年至1927年期间，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联共中央政治局共召开了122次会议，作出了738个决定，事无巨细地指导中国大革命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
钢铁巨人斯大林深深关注着中国革命。他有一段铿锵有力的著名论断，被中国共产党人反复引用：
“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
遗憾的是，斯大林讲这番话的时间是1926年底。“武装的革命”之所指并非当时还未诞生的中国工农红军，而是正在摧枯拉朽的蒋总司令麾下的北伐大军。
斯大林这番话还是受国民党人的启发。
1926年11月30日，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共产国际的同情党——中国国民党代表邵力子在大会上发言。当时北伐革命在国内进展迅速，莫斯科的报纸上，已经把攻克汉阳的“广东军”的辉煌胜利与1911年武昌起义的伟大历史意义相提并论。
邵力子非常激动，对着麦克风高声宣称国民党“在共产国际领导下，一定会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接着他说出了一句重要的话：“我们坚决相信，没有武装便没有革命的胜利，中国的形势特别证明了这条经验。”
邵力子发言不长，但这句话留给斯大林的印象非常深刻。
当天，斯大林出席国际执委会中国委员会会议，发表名为《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演说。第二个问题“关于革命武装和革命军队问题”中，他把邵力子的话扩展为：
“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就在于此。中国革命军队的特殊意义也正在于此。”
一个著名论断由此产生。
共产国际是语言大师，斯大林也是语言大师。指出阶级斗争的实质是“剥夺剥夺者”，描述革命形势是“两个高潮中间的低潮”，皆是以极其精练和巧妙的词汇搭配，完成了今天动辄需要数千字才能完成的概念。而“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与邵力子“没有武装便没有革命的胜利”相较，基本意思相同，但以概念的清晰程度、明确程度、有力程度而论，斯大林的语言不知强大了多少倍。
邵力子是说者无意。之所以这样讲，依据的是国民党30年搞军事斗争和武装暴动的经验。斯大林则听者有心。孙中山去世后的国民党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通过北伐，正在进入最辉煌的历史时期。斯大林用这句话来高度评价北伐革命军本身。
斯大林和邵力子两人都没有想到，这条论断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发动一次又一次武装起义、用枪杆子推翻国民党政权的基本依据。
如同孙中山直到临终也未料到红色政权会在中国产生，斯大林也未料到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夺取政权。
他一直把中国革命成功的希望放在国民党和蒋介石身上。
斯大林之所以看好蒋介石，因为他认定蒋是中国革命的雅各宾党人。在这位中国的罗伯斯庇尔的领导下，未来政权有可能过渡到社会主义。
对国民党和蒋介石怀抱如此希望的斯大林，又是怎样看待中国共产党人的呢？
在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斯大林发表的那篇《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演说中除了那段著名的“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外，还有这样一段话：
“有人说，中国共产党人应当退出国民党。同志们，这是不对的。中国共产党人现在退出国民党将是极大的错误。中国革命的全部进程、它的性质、它的前途都毫无疑问地说明中国共产党应当留在国民党内，并且在那里加强自己的工作。”
孙中山认为“共产主义秩序，乃至苏菲（维）埃制度不能实际上引进中国，因为在这里不存在成功地建立共产主义或苏菲（维）埃制度的条件”；斯大林也不相信，离开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能够独立存在；不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够独立完成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任务。
后来把王明推上台的米夫当时认为，应该提出在中国农村成立苏维埃的口号，为此受到斯大林的严肃批评。他说米夫在两个方面犯了错误：
第一，不能撇开中国的工业中心而在农村建立苏维埃。
第二，在中国工业中心组织苏维埃现在还不是迫切的任务。
斯大林不相信农村能够成为中国革命的基地。更不用说什么“农村包围城市”。
斯大林所谓“有人说，中国共产党人应当退出国民党”的这个“有人”，是指托洛茨基。
这是一个在俄国革命中具有相当分量的人。
1924年1月21日，列宁去世。悲痛的日子到来之时，斯大林首先办的事是口授一封电报：“转告托洛茨基同志。1月21日6时50分，列宁同志猝然逝世。死亡系由呼吸中枢麻痹所引起。斯大林。”
一些苏联领导人后来被冠以“十月革命的领导人之一”；“重要参加者之一”；托洛茨基从来不需要用“之一”来肯定其历史地位。1917年9月，在决定性的日子来临之时，他是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十月革命期间，更担任着关键的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即使在电影《列宁在十月》中，人们也能看到，当“面包会有的”瓦西里掩护列宁四处化装躲藏之时，斯莫尔尼宫的起义组织领导没有停顿。若要还原历史真实，电影中在斯莫尔尼宫具体指挥武装起义的人应该由斯大林换成托洛茨基。
某些时刻，事物需要从反面获得论证。西方唯心主义历史学家德？阿宁在评价十月革命时认为，“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完成，首先有赖于列宁的百折不挠的狂热和托洛茨基的恶意煽动。”
联共（布）党史的一个悲剧在于，从敌方那里，才能重获从己方失去的公正。
所以，十月革命后，斯大林仅出任民族人民委员。而担任陆海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被人们称作“红军之父”的，是托洛茨基。其肖像与列宁并排悬挂。列宁在1922年12月23日至25日口授《给代表大会的信》中，称托洛茨基是“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
这是那种极其难以被抹杀的历史地位。
托洛茨基又是那种时时刻刻都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地位的人，而且语言又极其尖刻。
1927年4月6日，斯大林在莫斯科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说：“蒋介石也许并不同情革命，但是他在领导着军队，他除了反帝以外，不可能有其他作为”；“因此，要充分利用他们，就像挤柠檬汁那样，挤干以后再扔掉”。
6天之后，蒋介石便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托洛茨基嘲笑说，斯大林讲人们应利用中国资产阶级，然后像对待一个挤干的柠檬把它扔掉，几天以后这个被挤干的柠檬却夺取了政权和军队。
对蒋介石的背叛，斯大林极其愤怒。1927年5月在代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起草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斯大林斩钉截铁地说：“现在是开始行动的时候了。必须惩办那些坏蛋。如果国民党人不学会做革命的雅各宾党人，那么他们是会被人民和革命所抛弃的。”
当时的情况的确尴尬。莫斯科正在筹备五一节游行，刚刚制成一个蒋介石的大型模拟像；斯大林也刚把一张亲笔签名的相片寄给蒋介石。
他方才明白，那些“坏蛋”实际并非想象的“革命的雅各宾党人”。
托洛茨基对这一叛变却异常冷静。他只说了一句：“他们叛变的不是自己的阶级，而是我们的幻想。”
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在苏联引起了激烈争论。
曾任共产国际远东情报部主任的斯列帕克在国共合作初期，就深刻地指出先认为吴佩孚是个非常好的人，后认为蒋介石是革命的雅各宾党人的危险，“不要使党陷入一会儿向这位将军点头、一会儿向另一位将军点头的变化不定的窘境”，“即使国民党目前确实是所有党派中最优秀的，更接近于国民革命运动，但也决不意味着我们应当做它的尾巴”。
但斯大林是不承认指导中国革命的方针有误的。
1927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第八次全会上，斯大林还说中共中央正确执行了国际的路线，大革命失败后，他又立即指责中共中央违背国际指示，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1927年7月9日，在给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信中，他以最严厉的口吻指责说：“我们在中国没有真正的共产党，或者可以说，没有实实在在的共产党”，“整整一年，中共中央靠国民党养活，享受着工作的自由和组织的自由，但它没有做任何工作”，这就是“共产国际的指示未能被执行的原因所在”。
斯大林忘记了，1927年5月13日他还公开说：“在目前用新的军队，用红军来代替现在的军队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暂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它。”5月30日，又对中共中央发出“紧急指示”（即著名的“五月指示”），“立即开始建立由共产党员和工农组成的、有绝对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八个师或十个师”，“组织（目前还不迟）一支可靠的军队”，来代替正在叛变的“现在的军队”，以惩办蒋介石。但当时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