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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辉煌-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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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争取第九军的计划未能实现。蒋介石已经觉察。金汉鼎让起义部队由其驻地顺利通过,被蒋介石撤销了第九军番号,降任为第十二师师长。

后来朱德上了井冈山。降了职的金汉鼎则提出了那条围困朱、毛红军的建议。这是国民党后来用碉堡政策围困江西苏区的最先声。

当金汉鼎向鲁涤平提出这条建议之时,不知是否想到了云南陆军讲武堂丙班二队内,他的同班同队同学朱德?

金汉鼎的意见在会上引起很多人的重视。但出了会场,倡议者自己反而十分消极。身为三省“剿匪”副总指挥,只要与朱德指挥的红军对阵,金汉鼎定要避免主力决战,屡屡如此。蒋介石见他剿共不力,便降他为第三十五旅旅长;后来干脆解除其军中职务,让他去了全国禁烟委员会。

云南盛产烟草,这位滇军“金刚”最终被蒋介石弄成了禁烟将军。

鲁涤平在全省“清剿”会议结束后,便将金汉鼎的建议告诉了蒋介石。

这条建议没有引起蒋的重视。蒋认为朱、毛红军那点儿力量可以一扫而光,不需碉堡政策那样费时费力。

将这个建议立即付诸实践的,是张辉瓒手下的十八师五十二旅旅长戴岳。他也参加了鲁涤平的“清剿”会议。金汉鼎的建议一下子就打动了他。出了会场戴岳便在赣东实践开来。当时红军没有重武器,此法果然很有点儿效果。

敏感且大胆的戴岳却命运不佳,摊上了一个轻狂的上司张辉瓒,在第一次“围剿”中就把队伍装进红军的口袋里,令十八师全师覆灭。师长张辉瓒被割掉了脑袋,旅长戴岳也好不容易才仓皇逃回。部队没有了,他不甘心,用两天时间写了份《对于剿匪清乡的一点贡献》呈何应钦,内中特别强调了碉堡政策的重要。

戴岳建议:“凡重要的地点,不能不驻兵,而又无多兵可分派,就选择一个良好的地势,用石砌成碉堡,使少数兵守之;并督率附近各村组织联村自卫,使良民或反共的民众得到相当的保障,坚决地反共。”“使红军不能击破,并能以少数的部队击溃多数的红军,同时可以阻绝红军的交通和活动,逐渐把苏区缩小。”

何应钦正在筹划第二次“围剿”,看完后大加赏识,亲写序言,将戴岳的意见书印成小册子,大量发给“围剿”部队。何应钦在序言中说:“此书乃戴旅长岳本其平日剿匪清乡之经验汇集而成,知己知彼,洞中窍要,可作剿匪部队之参考。我党政军各界同志,允宜人手一册,细心研究,应时运用,于剿匪前途,当映有裨益。”

戴岳的意见书加上何应钦的批示,使金汉鼎的建议开始被广泛推广。

在对中央苏区久攻不下,国民党军队内不少人开始实行碉堡政策的基础上,1933年6月8日至12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召集“剿匪”会议,专门讨论第五次“围剿”的战略战术。柳维垣等人在会上提出普遍推行“堡垒政策”的建议,终于为蒋介石所采纳,并由会议“决定其原则”。会后南昌行营第一厅专设第六课,由柳维垣负责,专门担任碉堡设计指导事宜。

国民党蒋介石“围剿”苏区的碉堡政策演化到此,便基本成熟了。

由于当时红军没有采取正确的应对之策,这些乌龟壳的确变成了围困中央苏区的铜墙铁壁。

毛泽东是怎么知道对手的碉堡政策的?

在何应钦主持的第二次“围剿”中,戴岳的小册子落到了红军手里,共产党人开始知道国民党有了碉堡政策。红军长征后,被红军高级将领逐条批驳过的那本小册子又落到戴岳手里。批驳的文字是红色的,不知出于谁的手笔。滇军将领金汉鼎、赣军将领戴岳、中央军将领柳维垣组成的“碉堡三剑客”,无疑金汉鼎为首。

风风雨雨过去,提出碉堡政策22年后,金汉鼎与从碉堡中冲杀出来的朱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相会。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听到金汉鼎参加云南卢汉起义的消息后,朱德立即指派人滇部队第四兵团司令员陈赓、政委宋任穷前去看望。1951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周年之际,金汉鼎赴京参加观礼,与朱德相会于北京。

他们二人当年在上海、南昌两度分手,这回终于在北京紧紧握手。当年滇军的这两位“金刚”,一个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一个是起义将领。当两双大手握在一起的时候,不知是否还能唱出那段悠远的川滇民谣:“黄柜盖,叶毛瑟,朱金支队惹不得。”

不知是否还能记得赣粤闽湘那些漫山遍野的碉堡。

还有毛泽东那发问久远的问题: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

第五章 崛起

中国是一块肥肉。为了吞下这块肥肉,昭和军阀的皮靴连续踏过三位首相。田中义一参加甲午战争时,河本大作还在穿开裆裤。张作霖爱国家,但更爱张家。吞下万斛泪水的石原流出鳄鱼的眼泪。即使政府首相,也只是军队的司务长。

一、来自海军中尉的刺杀

1932年,日本在上海“一?二八”事变中再次获胜。5月5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上海至苏州、昆山地区中国无驻兵权,上海为非武装区,但日军可在上述地区驻‘若干’军队。”

日本政府签署的这些条件,根本不能满足军部正在崛起的一伙少壮军阀的胃口。

10天以后,5月15日下午5点30分,东京。海军中尉三上卓带领黑岩勇、山岸宏等海军青年军官,闯入内阁首相犬养毅官邸。来者共有9人,分成两批。一批走前门,一批走后门。警卫官邸的警察在枪口下很快被制伏。

在官邸餐厅内,三上卓见到了犬养首相。他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

枪没有响。枪机戏剧般地出现故障。

“如果听我说了,你们就会明白。”犬养首相被拉到满是军人的会客室时,力图镇静地解释道。他还想说服这些配带武器的不速之客。

“我们为什么来,你清楚!有什么话快说!”三上卓吼叫着。

“讲话没用!”“开枪!”

黑岩勇和三上卓一齐朝犬养的头部开了枪。犬养毅满身血污,倒在榻榻米上,当即毙命。

“把皮鞋脱掉吧!”是这位不赞同军部专制的首相说的最后一句话。

军官们是来刺杀他的。没有人按照习惯,进屋脱鞋。

随着犬养首相的葬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短暂的政党政治,在日本寿终正寝。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才有人出来说,犬养毅被谋杀使日本民主政治的发展受到致命打击。

日本历史学家猪木正道评论说,“五一五刺杀推翻了两次护宪运动中先辈们费尽心血才粗具规模的议会政治,倒退到在帝国议会中没有基础的超然内阁时期。”

军人飞扬跋扈的时期已经到来。

近代日本政界的每一起刺杀,几乎都与中国问题有关。中国是一块肥肉。为了吞下这块肥肉,日本几届首相纷纷跌落。

刺杀犬养首相,起因于“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华政策的分歧。

犬养毅是日本政界著名民主人士,与孙中山交情很深,一生致力于确立政党政治。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列出对中国革命提供有力帮助的22位日本友人,排第三位的便是犬养毅。

排第一位的日本革命者宫崎滔天曾经说过:“现今各国无一不垂涎于支那,即日本亦野心勃勃,日本政党中始终为支那者,唯犬养毅氏一人而已。余前往支那一切革命之事,皆犬养氏资助之。”

犬养毅为支持孙中山在日本开展革命活动发挥了很大作用。每当孙中山落难,他就为收容孙中山在日{文!}本奔走斡旋。辛亥革{人!}命爆发后,他很快{书!}到上海,卖力地声{屋1}援孙中山上台,激烈地反对与袁世凯妥协。

犬养毅的身材十分矮小。他是在既不能控制军部一手操纵的“九一八”事变,又不能制止国联派出调查团的若槻内阁倒台后出任首相的。与国民党领袖人物的关系是他独特的优势。甚至蒋介石落难日本时他对蒋也有过帮助。南京政府的很多要人都与他有私人联系。犬养毅认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方针应是:承认1922年华盛顿的《九国公约》。公约第一条就规定:“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行政权的完整。”日本也在公约上签了字。犬养毅坚持认为,若按照军部的意思,否认中国对满蒙的主权,即使一时能够使满洲从中国分离出来,两者最终仍会合为一体。这已为历史所证明。

“九一八”事变后,犬养毅决定走一条危险的钢丝:使日本的权益和中国的主权在满蒙都能顾及。

1931年12月20日左右,他秘密派遣萱野长知为特使前往南京。

萱野是退役军人,曾加入中国同盟会,追随孙中山达30年之久,与孙中山和国民党的关系比犬养毅更深。武昌起义前,孙中山曾对萱野以广东革命军顾问之重任相托。1925年孙中山临终时,他是唯一侍奉在侧的日本人。由他来调解日趋紧张的日中关系,再合适不过了。

萱野在南京活动期间,为了询问犬养首相的意向,拍发了一份很长的密码电报,却没有任何回音。于是连续拍发好几份电报,都杳无音信。

犬养毅的秘密活动就是通过这些电报暴露了。扣下电报的是内阁书记官长森恪。他与军部的少壮军人关系密切,森恪先把电报内容告诉了少壮派军官,再通过犬养毅的儿子警告犬养毅本人。

森恪是一个政治背景十分复杂的人物。辛亥革命后他代表三井物产,最先向孙中山提出提供财政援助;“九一八”事件后又投靠日本军部,最先出卖其好友和同党犬养毅。森恪一人就是一部日本现代政治百科全书。为了心目中的日本利益,他可以做任何事,也从不在乎出卖任何人。

而且还是几乎完全公开的出卖。

当时,日本陆海军和外务省正在与伪满洲国政府谈判,并且在“使中国本部政权对满蒙死心,使之面对既成事实只有加以承认”这一方针上取得一致意见,事实上决定了不与南京政府就所谓“满洲问题”谈判。忽闻犬养毅首相悄悄往南京派去了特使,咄咄逼人的少壮军人无不感到难以容忍、义愤填膺。

犬养毅之子犬养健担任其父的秘书官。二战结束后,他在远东军事法庭作证时说:“森恪曾数次警告我,说总理大臣采取与军部和满洲方面的武力政策相对抗的政策,对总理自身是非常危险的。在几次谈话中,森恪都说过,如果我父亲继续采取反对军部的政策,那么父亲的生命必有危险。”

在日本,军部泛指日军统帅部。包括参谋本部、军令部、教育总监部和陆军省、海军省。

开始被军人视为眼中钉的犬养毅,其实最初与军部的关系也不错。在整垮上届首相滨口雄幸时,还做过军部的好帮手。滨口内阁是在1929年的世界性经济大萧条、田中内阁又因皇姑屯事件倒台后上台的。上台半年便赶上要了他性命的伦敦海军会议。

说到1930年的伦敦海军会议,必须扯出华盛顿会议。1922年华盛顿会议曾规定:日本海军大型舰只能为英美两国的60%。日本军界长期对这一比率不满,于是伦敦会议前定出方针,要提高10个百分点,将比率调整到70%。潜艇则保持已有的78000吨水平。

1930年1月,海军裁军会议在伦敦举行。美国反对日本提出的修改,坚持华盛顿会议的60%比率,而且要废除所有潜艇。

会议陷入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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