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疴蒙二回答似乎不很干脆，可大刘再打电话，蒙二已经关机了。
二
大刘料不到蒙二就因在图书馆查到数据后，便有了使用这些数据的思路。他于是到老先生的老家作调查，在获得了第一手资料后，改变了自己的角色定位。因为蒙二认为卢霞叫老先生不要再管那间房的事。蒙二却觉得老先生是被人坑了，作为朋友应该拔刀相助。可蒙二早已感觉到大刘是不会在卢霞是不会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的。他手上的数据资料要交给大刘，不如自己用。当然他不是简单地取而代之，所以在大刘来电话询问那些数据时，有意作了回避。他觉得等有机会时，他是有办法说服大刘的。总之，他觉得由他来操持，要比大刘要绕过卢霞更加便捷又能保持大刘夫妇一团和气。
从老先生给老贤秘书长的第二封信就可得知，卢霞除了要老先生不再管那间房以外，当然也会叫大刘躲在一边。从蒙二看来，这无论如何也是一件大不义的事。虽然大刘对此也有同感，觉得事情是应拔刀相助的，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躲在一边，若躲在一边他也是个大不义的人。为此，无论如何也要拿出一个解决的方案来。因此大刘在看哥、嫂信时有些三心两意。
哥、嫂：
您俩返乡所遇之事（家里已来电说了）。 有的事通电话不如写信方便，
就写了此信。很对不起，我父亲卖屋的事，从来没跟您俩说，包括我举债
葬父也从来没说。父亲去世时，有人说我已成年 （我一直搞不清我的实
际年龄），那时我刚好上了高中，那是全校唯一的一个尖子班，都是些有
学科特长的未足年龄的初中毕业生，有一些人还戴着红领巾呢。
那时家里已家徒四壁，已跟乞丐无异。我说举债葬父，谁也知道我没
有偿还能力（后来证实我一直有没有偿还能力）。最后，是村支书和大队
长在信用社按了手指模作担保才借到了钱。最后我真的很长时间没能力还
债（我所以没告诉您俩，是觉得当兵没什么钱）。后来，直至我的一位同
学到国外接遗产成了“阔佬”，想到中国还有一个穷光蛋便寄钱替我还了债。此信还是着重说我父亲卖屋的事。老家的下厅房于1961年，父亲以
100元卖给了苏二怀。当时父亲已病入膏肓，次年就去世了。后来“四清”
期间，苏二怀当村里红砖厂厂长，因贪污退赔，他以家养的肉猪退赔不够，
才将房一起折价退赔。最后“四清”工作队和村领导看到我无依无靠便将房分在我名下。江村闲在庄（大亨屋）共有五个房头，上屋四个房头，下屋一房头。在上屋的正座是上、下厅共四间厅房，那间房是上屋四房头的正房，除此兄弟俩虽还有两间横屋，作为柴房和厨房，应该说正房才是安身立命之所。岂料父亲如此糊涂？卖掉安身立命的房，叫我如何活下去？
当“四清”工作队将下厅房的钥匙交给我时，我向“四清”工作队要字据。答复是，苏二怀说字据已找不到。他们说“四清”工作队和大队有会议记录作证。尽管如此，我仍是觉得苏二怀说字据已找不到是假的，事情还存有很大的隐患。不过；自“四清” 将下厅房分在我名下；我拥有该房产权已将近50年（处置时是1963年前后，准确说离50年还差几月）。但我结婚生子，一直住这间房。后来调自治区一直到退休约30年。这下厅房虽闲置，但一直在我手上是千真万确的。这50年中，我企盼的日子就是苏二怀或他的后人将谎称找不到的字据拿出来。这样才有机会摆平了结此事。因为，自“四清”工作队离村，总传闻对方在活动要将这房夺回去，可能正因为有政策，且处理这事的人还健在。同时我作为权属人，一直在发展成长。六十年代，虽未有大成就，但我为村宣传队编节目获奖；七十年代，我的剧本已有刷团演出并在电台广播；七十年代后期，我第二次走进军营，在玉市武装部编写组（我之前曾通过空军空勤人员的体检住进军分区，后来因要调整空勤人员下地勤，我选择了回校读书）。殊不知，成了孤儿是如此之艰难。但如若我没有选择了回学校，那次空勤人员的调整，最后一个空勤也没下地勤，说明自己确实应该有这么一段困苦岁月。不久，我完成了武装部的编写任务又进学校干了几年。后调到行署教育局任学会秘书兼教研员。我因教学研究成果和教案优秀，调到了自治区。在八十年代后期，玉市有不少律师和法庭人员为参加自学考试找文凭与我认识。我跟他们说了那张谎称找不到的字据的事，我希望有官司。恰巧苏二怀后人拿出字据向律师咨询。但该律师跟来人谈“四清” 政策，讲“四清”定了案，那张字据实已作废。这律师我认识，至今我还记得他的姓名。因他是事后才告诉我。但我的实际意思是，要是来人拿出字据就在法律上做个了断。可惜错过了好机会。这次拆迁在拆迁人员丈量上屋时，那字据又当众拿出来了。苏葵来电话叫我回去。可我真是在关键时刻掉链子。这一时刻按我当前的身体状况确实不能回去。老伴也不能回去。实际自那次一同扫墓，我从未回去过。八月份曾有过丈量，老伴买了火车票（因晕车就在当天犯高血压症），只好退了票住院。为此，家里人才给您俩挂电话，通知您和大嫂一起回去。听说您俩看到那张“卖契”流了泪，并说字据有问题。我猜，所以说字据问题。可能觉得我父亲的书法好，签字不像他本人所写（但父亲当时已病入膏肓）。我没见过此字据。据见过的人说有大队公章（这说明不了什么。当时苏二怀是当权者，盖公章有何难）。有人说证人苏雁宾未签字盖章，这倒是问题。据九嫂说，在去找苏问问的路上您和大嫂已有交流，说我小时候参加玉市幼儿健康比赛本已获第一，但有个国民党师长不服，要求次日在国际戏院由两个小孩爬舞台决高下。但为防假冒和替换，两个孩子都记下了指纹。对这次比赛的细节我感兴趣，但以我的指纹判定卖契觉得没必要，这跟事情扯不上关系。因为我当时对家里的事尚未有主决权。尽管父亲已病危，但在我面前仍很强势。况且，我认为“四清”已定案的事，就算那字据是真的已是废纸一张。您俩不用再管，这件事就由我一个人来解决吧。另外，您和大嫂已是耄耋之年，不必再回村里再寻刺激了。
不过，后来才知道，哥、嫂去找苏二怀的儿子苏问问（小名吠吠，后
来才知道这不是小名，是村里成衣作坊见他赊账不还起的外号）的整个过
程。我不知这叫苏吠吠的人，现是什么样子，反正原来是蝎腰虾肚，不知
长大是什么样子，听说不知何因他为赌钱，欠债躲了好几年（也为卖成衣
欠债与六伯公的孙子打起来了）。我猜，哥、嫂找他是绝无结果的。对于“四清”，那些70后甚至80后的人都不大了解，90后就更不了解了。这事要寻求解决，得先找社区调解。若社区解决不了得找法院。若再不解决，只能是开庭。我已通过电话向原城区法庭庭长作咨询，除了在“四清”已定案，可由社区调解和通过诉讼解决外，可作为民事纠纷交玉州民庭审处，并且我们兄弟俩未分家。父亲卖屋时，你参军不在家，当时是现役军人，我父亲是不能私卖房屋的，只要找到法院便可立案审决。但不管找村公所调解或寻求其他途径解决，均可请社区支书苏大江和我儿时的玩伴宝麟，这两位叔父来帮忙。那位称宝麟叔的，他是刚刚退休的纪检干部可供咨询的。在此，我还要说那句话，您和大嫂已是耄耋之年，不必寻刺激了。这
事由我解决吧。当然，我的身体状况也不太好。我拟通过组织做做拆迁办
的工作。本来，苏二怀在我家道破落时，不但不帮忙拉一把却以100元买
我们的屋，如此不仁不义。他贪污退赔后还藏匿字据欲再次侵害人。目前，
我主要是走不动，要有一天能走动，这官司一定赢。我估计您和大嫂也不
会因此罢休。我理解您俩找苏吠吠（即苏问问），只是摸一摸底，或说是
虚晃一枪。现已见出您俩不能容忍是当然的。这都是人之常情！
我觉得社区领导，难道也能容忍拿一张 “四清” 已定案作废的字据来翻案吗？只要身体容许，我当然一定要争这口气。请您和大嫂相信我吧。听说村里新建的苏氏宗祠已落成。您和大嫂进去没有？九嫂说我是工薪阶层捐款最多的，我也为伯公伯母捐了牌位。听说捐款的名单除了刻石碑，捐款多的还将名单写在宗祠墙上，我未回去故未亲见。
听说宗祠环境很好，可以一游。我的孙子八月份在京出生，我和老伴
均未进京，两位亲家倒来南宁探望我俩。现也是两亲家照顾产妇和孙子。
我和老伴不知何时能进京看望孙子。问两位侄儿和侄孙们好！
签名 ××× 2011年11月25日11月25日
大刘觉得老先生的哥、嫂信，不知要比那封万言书的写作要痛苦多少倍。因为这其间有许许多多不好面对的事，同时又十分冤枉十分之委屈。
因此他一面看信一面通知蒙二，说有要事与之面谈，并叫蒙二不要闪闪缩缩，说那些数据暂时查不到就算了。因他被那封哥、嫂信所感染，觉得趁自己尚在玉市，若能帮老先生做一点什么就尽量放手干。要是回去与妻子谈老先生那间房，必得拐着弯去谈，要大刀阔斧放手干已不可能。
可蒙二很高兴大刘有这种态度。他于是像揭秘老先生为何身陷重围，腹背受敌，要撼动一个错误国土局登记的丈量人员也找不到同盟军……
大刘没有听完就对蒙二说，不会吧！难道老先生已是众叛亲离？
至此，蒙二是憋不住了，反问道，大刘，我也不相信。你说说，老先生真的就没有一个知己好友？他的学生、同事躲到哪里了？我说实在的在玉市不管找谁，只要提到老先生，都是摆摆手什么也不说就转脸走开！
首先，大刘觉得要先排除老先生与玉市教育界没有问题，因为玉市教育界是老先生的老窝，老先生是从玉市教育界调到自治区去的。这也是老先生的基础人脉所在地，也是老先生的后援。本来老先生有了玉市教育这块地盘，若得到教育界的教师和领导的支持，不仅堪称“进可攻，退可守”，也给他的家人和朋友以大刀阔斧放手干的先决条件。可是蒙二很固执地说，大文人，为此我真的做到了想办法，深入到教育界实地了解了解。
由此，大刘与蒙二就通过电话，你一句，我一句交流起来。
三
尽管教育界是老先生的老窝，老先生就是从玉市教育界调到自治区去的。可大刘觉得蒙二未得到老先生的委托，闯进老先生的老窝去摸情况是不妥的，并且按蒙二通常的做法颇是鲁莽。虽说了解老先生调离之后，与玉市教育界是否还保持密切的往来。大刘觉得在教育界又没有朋友，如果他来做，就要把卢霞的姥姥和太姥姥都要搬出来。尽管姥姥和太姥姥已故去多年，但两位老人在玉市还是有些小影响。因为两位老人都曾住在地区行署，姥姥和太姥姥还是教师。大刘早也想到要调动姥姥和太姥姥的影响，特别太姥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