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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国家层面的交往，有关两国的商业贸易记载多见于唐朝。根据日本寺庙里的书籍记载，延喜年间日本的王公大臣经常私下和唐朝商人交易，先用高价把好货物都买走，等日本政府来收购的时候货物十不存三。
于是日本政府颁布了一条法律叫做“类聚三代格”，禁止任何人未经官方定价就与唐朝海商交易，有点物价局制定指导价的意思，民间称为延喜禁令。
这份禁令在中日商业交往活动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它标志着日本对外政策从此走向了闭关锁国时期。
公元911年日本政府又颁布了渡海制和年纪制，限制宋朝海商到日本的次数间隔最少两年，还禁止日本商人、僧人、官员随便出国。
按照这些律法的规定，宋朝海商的船只抵达日本港口之后必须要提交包括申文、货物目录和市舶司颁发的商人容貌、衣裳束装绘图等材料。然后入住有资格接待外宾的旅店或者鸿胪馆，并由大宰府派人接待。
这一点日本政府采用了拿来主义，全完学习了宋朝的禁榷、合买、抽解制度，用来控制不同种类货物的售价和输入量。但也有不同，日本没有市舶司，而是由一个叫大宰府的机构全权负责海关出入检查登记。
当外国商船抵达之后，要接受大宰府官员的“存问”，类似后世的海关检查，船只什么时候抵达、船上有多少人、叫什么名字、带了什么货物都要明确记录。
存问之后，如果货物比较多，大宰府就得把这件事儿上报给京都的日本朝廷进行“阵定”。大概意思就是相关的几位大臣一起合议，把结果批复给大宰府，最终决定让这些外国商船在日本港口停留多少时间。
那要是外国商船对阵定结果不满意或者有意见咋办呢？还可以上诉，在日本称作“廻却”。
接到廻却请求之后，大宰府要立刻上报太政官，由朝廷有关部门进行审核，再把审核结果发还大宰府。
当然了，也不是谁有意见都可以提出廻却请求的，必须是大事儿。多大才算大呢，王雄在信里说明了一下，就是会影响两国关系的大事儿。用后世的话讲，应该叫做容易引起外交纷争的事情。
如果一切手续合法，经过大宰府的存问、阵定之后，就相当于货物通关，下一步才能进入日本国内市场按照大宰府规定的指导价进行贩卖，叫做和市。
不过日本政府又禁止私人和外国商人随便接触，那该怎么卖货呢？如果大家见过改革开放前的友谊商店和外交人员服务中心，就很容易明白当时的日本政府是如何处理这件事儿的了。
大宰府会把外国商人统一安置在指定的舘驿内，就好像改革开放前国内为数不多有接待外宾资格的宾馆一样。
外国商人的贸易活动只能在这些宾馆里展开，所携带的货物先要由日本政府统一采购，他们挑剩下的再由一些得到政府允许的日本商人来采购。
按照大宰府的规定，外国商人必须在阵定给予的停留时间之前把货物卖光，然后在最近的季风来临时上船回国，平时不能随便离开舘驿到处乱逛。
除了交易规则之外，王雄还把两国之间的主要贸易路线和港口也打听清楚了，结果同样出乎洪涛意料。不是太多了，而是有点少的可怜。
按照日本政府规定，博多、肥前这两座港口是接待大宋海商的主要官方场所，而西海则是日本人偷渡来大宋和宋人海商走私货物去日本的主要港口。
洪涛对照着自己的海图看了看，博多好像是后世的福冈、肥前应该是长崎。至于说西海，它不是个港口名，而是长崎县和佐贺县这一大片地区。
想想也对，海上走私嘛，哪能找个固定港口等着官府来查抄，沿海地区什么地方方便上岸、什么地方有人接应，什么地方就是交易地点。
但不管是日本官方指定的外贸港还是走私犯喜欢停靠的小渔港，都有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它们全在九州岛的北面和西面，距离大宋路程最近。
四国、本州的港口不能说没人去，但在宋朝和日本的官方记录里基本找不到记载，北海道就更别提了，这时候那边还是虾夷人的地盘。
这说明什么？说明福建和两浙路的海商走私团伙根本就没有太强的航海能力，充其量只能在九州岛西侧转悠转悠，再远的地方他们不能去也不敢去。
再想远一点，北宋官方加上私人对日贸易根本就没完全开展起来，四分之三以上的日本地区都没去过。
按说中日贸易从隋朝就开始了，历经几百年怎么会只有这么点港口和航线呢？难道说商人到了日本真就老老实实的待着，卖完货直接就回国吗？
肯定不是的，假如给商人们一艘现代海船，再配上gps设备，他们早就把日本列岛上的港口全转遍了，就连最小的渔村都不会放过。
宋代的海船已经有万料之巨，换算下来差不多六七百吨排水量，底如刀，多达五桅，绝对是海船，还不是近海海船，完全有能力横渡东海安全抵达日本
所以说不是船的问题，差就差在gps导航设备上了。也就是说这个时代的导航术不足矣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只能听从天命。天命是谁？不是老天爷，而是风，季风。
。
713 不一样的日本2（）
去明州、温州、福州、泉州、广州这些宋朝大港口随便找个去过日本高丽的纲首问问，他们的回答必须都是一致的。
想去日本只能每年二月初、八月初从明州出航，掌握好航行方向，一旬之内季风就会把船只吹到九州岛去。
不见得特别准确是博多和肥前港，但不离十，剩下的工作由有经验的纲首导航，顺着九州岛近海看着岸上的标志物慢慢摸到博多港去。
回来的时候也是一样，趁着三月中旬和九月中旬刮起的季风从博多港出发，一路顺风又被吹回东南沿海一带了。到底是哪儿没谱儿，也无所谓，多几天少几天回家的区别。
错过季风季节千万别乱跑，指不定会跑到哪儿去呢，搞不好连日本列岛都也不到，想当流民都不给机会，直接进入北太平洋，有多少条命也回不来。
王浩和蒋二郎的船队没去博多和肥前港凑热闹，既然是开辟新航线就得从头到尾都是新的，怎么能吃人嚼过的馍呢。
其实理由没这么好听，博多和肥前是大宋海商云集的港口，王浩根本就没有大宋市舶司的官凭，去了立马就会被当做走私犯抓起来，最少也得没收货物。
就算日本政府官员特别不开眼，接受贿赂之后网开一面不没收货物，还让你合法售卖，然后呢？毕竟还得回来，一旦让同行告到市舶司去，依旧是吃不了兜着走。
该去哪儿停靠呢？洪涛也不清楚，所以才有开创新航线和新商业据点之说，也才需要蒋二郎带着两船新军护卫。
不过他在海图上大致标记了和南宋有贸易关系的日本港口，第一个就是大轮田泊，也就是后世的神户。南宋的海商除了继续去博多之外，很大一部分是去大轮田泊的。
第二个叫越前港，具体位置在后世日本的啥地方洪涛也不清楚，大概就是京都北面面临日本海的大海湾。这里只是备用港口，大轮田泊不成再去，日本海的风浪可比濑户内海大多了。
结果王雄小哥三还真听话，引导着船队一猛子就扎进了濑户内海，沿途还抓了人家两艘小渔船上的七八个人严刑拷打，让随船的通译好一顿审，得知前方确实没啥大危险后才继续向着大轮田泊前进。
那几个渔民眼下就在凉王府的码头上站着呢，合算他们在濑户内海里走了一路抓了一路，全关在船舱里养着，愣是养了半年之久。再加上在大轮田泊抓的、招募的、忽悠的日本各阶层人士一起用海船给送了回来。
用王雄的话讲，如果不送回来，这些人里多一半全得成了蒋二郎的刀下鬼。所以王浩觉得与其让他们白白送命不如废物利用，驸马不是喜欢抓奴隶嘛，干脆送回来当奴隶算了。
既然能在大轮田泊买人、招募人、忽悠人，那王浩他们肯定就是到了，还混的不错。可是按照前面说的规则，日本政府能允许这近千人的庞大队伍带着兵甲武器上岸吗？
按照规定肯定是不让的，此时的大轮田泊只是个小港口，根本不是外贸港，也没指望有大海船从此靠岸贸易，全完没准备。
整个港口全部士兵和青壮加起来也没三百人，哪儿拦得住蒋二郎的新军和下海就是海盗、上岸就是盗匪的王家水手。
也没人上来拦，看到这么多大海船靠上来时已经跑了一半人，等全副武装的新军穿着甲、端着弩、排着队、吹着铜哨登陆，剩下一半也跑了。
这个年代的日本人哪儿见过全身甲啊，以为是天神发怒派天兵天将下凡来惩罚他们了呢。
但也有没跑的，据说是几个正要坐船出海的日本和尚。王雄没在信里说他们为啥没跑，洪涛估计不是不想跑，而是腿软跑不动，反倒成了大英雄。
日本和尚和中国和尚不太一样，中国和尚都是在俗世混得不如意才出家，日本和尚基本都是有文化、有地位、有钱的三有社会精英。
在这个年代敢说有文化的日本精英，必须具备一个基本技能，会写汉字，要是能说几句，再做点诗词歌赋，就是大文化人了。
幸亏是王浩在，要是让蒋二郎自己去，这几位日本和尚估计连展现文化技能机会都没有就得去见他们的神。
此时商人的作用就体现了出来，王浩和几个和尚直接用汉语在纸上沟通的挺顺畅。当搞清楚对方的身份之后，蒋二郎也聪明了一次，把他带的私货从船舱里搬了出来，打算问问和尚买不买。
几十箱经书，全是宝绘堂出品的精装本，油墨里加过香料的。日本和尚当时就晕了，抱着箱子哇哇哭啊。
几百年来无数代日本高僧坐着小破船九死一生的往大隋、大唐、大宋划，不就是想多带点书籍回来发展自己的文化嘛。可惜很少能得到正版，好不容易带回来一些，还被当做宝贝藏了起来，身份不够的只能看手抄本。
现在可好，这一大堆全是印刷精美的正版，看起来比寺庙里珍藏的还正。哪个寺庙要是能把这些经书全买去，立马就得是全日本首屈一指的宗教领袖。哪怕连庙宇都没有，找个山洞也是第一，没商量。
王浩到底怎么与日本和尚谈的王雄也没累述，反正当天就从附近的寺庙里赶来了五十多个和尚，直接在码头上做法事。不管这些经书买得起买不起，先凑近点沾沾光再说。
转天又来了几十位，据说来自一个叫做奈良的地方，那边才是真正的大寺院，这里不过是小寺庙。没有奈良高僧发话，这些和尚谁也做不了主。
这时王雄在心里狠狠的把养父夸了一顿，说洪涛太博学、太英明了，简直就是活神仙。当初从济州岛出发时洪涛交代王浩尽量交好日本和尚，大家谁也没太往心里去。
可是在大轮田泊码头上发生的一切证明洪涛说的太对了，有这些和尚在，随后赶来的日本官员、兵将全得靠边站，多一句废话都不敢说。不光不能上来存问，还得帮着维持秩序，且不许靠近，端茶倒水的工作都轮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