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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的时候杨妮想陪着他,但被他推走了,他觉得这多少总有点丢面子。结果,一个人在大街上走了一天,到头来却只收到行人的目光,除此之外别无所获。
第二天他决定到公园去,他先择了北海公园。那天,公园刚开门,他便背了画夹,靠着一棵大树站着,等待行人的青睐。才站一会儿,就看见了一件令他笑疼肚皮的相当有趣的事情。这就是:来了一个和他一样举着纸板,背着画夹的人,纸板上同样写着:画肖像!那个人三十出头的样子,养着一脸的络腮胡子,一望便知是个专业画画的。他看见他,就走过来说:
“这位老兄,这儿可是我的地盘呀,你怎么突然无端端地跑这儿来了,没喝醉吧?”
“这是你的地盘?”
“我在这儿,已经好几个月了,生意虽然糟糕透顶,但尚可勉强维持生计。现在你这么一来,我看两个人都没得酒喝了。喂,你以前是干什么的?”
“和你一样。”他看看他挂满油彩的黄色风衣。
“一杯酒只能一个人喝。你得另想办法。或者你到别处去。”
“我到别处去吧。”他无可奈何地开步要走,他却又拉住了他:
“这样真是委屈你了。其实看得出来,你和我一样,也混得不易,你是刚来北京?听口音你是南方人。”大胡子声音柔和了许多。
“我就是南方人。”他说。
“哦,你画什么?”
“油画,写实的。”
“现在搞写实的不吃香,除非搞商业画,可搞商业画有辱艺术家名声。作为艺术品,只有那些老教授喜欢,可老教授又不会买你的画。你得画一些让外国人喜欢的。”
“外国人喜欢的?”
“只有外国人喜欢你才能作为艺术家生存下去,外国人有钱,你要设法把画卖给他们。”
“外国人喜欢什么样的画?”
“这说起来复杂。其实在外国人眼中,我们搞平面画的,都不吃香了,他们对装置、行为艺术更感兴趣。”大胡子叹了口气。
“那你搞什么呢?”
“版画。你住哪里?”
“我就住在圆明园,听说那儿住有很多画家,我没见到一个,我刚来,还没进入那个圈子。”
“没有必要进入那个圈子。我也是住那儿的,已经住了两年了。画画要靠你自己。”大胡子说。
“可别人都说大伙住在一起有利于信息交流。”
“这个嘛,也有道理。”大胡子捋捋大胡子。
他很惊讶他们就这么一下说了那么多话。他想大概是两人都在异乡,太孤单了吧。他看得出他也并非本地人。
“这么着,”大胡子越来越显得热情,“我们先不画画了,先找个地方聊聊。最好是一起喝一杯,你请还是我请?”
“我请。”
“我看你穷光蛋一个,我请吧,走。”
“你叫……”
“我叫江蓬,人称姜大胡子,你呢?”
“我叫宋荣桓。可是你为什么叫姜大胡子而不叫江大胡子呢?”
“他们说我长得像生姜,我像吗哈哈。你酒量怎么样?”
“酒量?还行。”他不知道什么酒量算行,什么算不行11他和姜大胡子就这样认识了。杨妮听说他认识了住在这一带的一个画家,连呼“有进步有进步”,叫他多多同他交往。在杨妮的催促下,他常去找姜大胡子,也邀姜大胡子来他的住处。姜大胡子一来他的住处,杨妮必从隔壁过来,和他们一起聊,大侃艺术与人生,其学识之广博,谈吐之妙语连珠,连他都惊讶不已,更把姜大胡子侃得一愣一愣的。回头姜大 胡子便四处宣传,说这儿出了个如何了得的艺术女孩云云。不久,大伙儿都知道这儿有个很会聊的漂亮女孩,于是到他们这儿来的艺术家一时多起来。杨妮给他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杨妮对任何艺术都有一套她自己的见解,她常常毫不委婉地对他们的作品进行评论,把那些艺术家说得一愣一愣。
和姜大胡子认识的另一个结果是以后就每天一起出去画肖像,只是不在同一个公园。他依旧在北海,他则到北海公园附近的什刹海。虽说其实是入不敷出,但他自认为他的生计问题暂时得到了解决。
姜大胡子的住处就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从此他们常来常往。虽然杨妮和他分歧颇多,但他们三人还是常常在一起吃饭,谈天说地。姜大胡子是个很有意思的人物,只是似乎对世界与艺术的看法总是太激进,以至使人觉得有些偏,但他这样在他们眼中却显得更为可爱。
长须瘦削的装置艺术家张伟健也是在那个时候和他们交往起来的。当时,在对装置艺术还一无所知的他的眼中,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人物。张伟健开口闭口大谈艺术的国际化,说艺术是超民族、超国界的,我们从事的必须是世界性的艺术,必须使自己的行为和思维方式世界化。
“搞装置艺术最有意义,”他滔滔不绝地对着他们、特别是对着杨妮说,“因为装置艺术与三度空间以及大自然的关系是直接的,就像建筑一样。正因为如此,它对于人的作用也是直接的,是一门直接的艺术,其价值超过平面美术。”
他这么说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以后自己还有画油画到处挣钱的时候?
他的最得意的装置艺术作品是用木头雕刻出中国长城,而在长城的下面装上木头轮子,顶端又刻上眼睛,然后再在尾部装上电动装置,安上蓄电池,开关一开,长城便跑了起来。他把这作品定名为“规矩的反应”,说长城是中国人守规守矩的象征,它的飞奔表示了市场经济时代中国人的心态。
他向杨妮炫耀他的作品,却遭到杨妮的冷落,大有不甘,竟为此特地又搞了一个作品,题为《和平年代》,把杨妮拉去看,以期得到她的青睐。不想杨妮看了之后只说:
“你真是敢作敢为。”
语气里没有一丝赞颂的意味。这使张伟健的热血奔涌,开始崇拜起杨妮来。
这名为《和平年代》的装置作品,其实充满血腥、暴力和死亡的气息,使人看了毛骨耸然:他在一个装满福尔玛林溶液的巨大的玻璃缸中,浸了半个血淋淋的牛头和半边血淋淋的山羊尸体。
这件作品除了杨妮之外无不叫好,使张伟健名声大噪。可越这样,张伟健越看重杨妮,觉得杨妮与众大大不同,于是就三天两头借跑宋荣桓这儿为名来看杨妮,缠着要同杨妮探讨艺术。
“我的作品,你真的认为意义不大?”一开始他心有不甘。
“这种哗众取宠的东西除了能给作者带来一些利益之外,我看不出它还有什么价值。没有没有。”杨妮说完还摇摇头。
“你不认为它震颤了观众、打动了观众的心?”
“如果这就叫做打动了观众的心灵,那所有的暴力恐怖片也都是优秀的艺术作品了。”
“我的作品当然不同于那些通俗电影。”
“当然不同,因为还没有建立类似的模式,还不在模式之中。”
“可没有模式的独创本身就是艺术的标志。”
“极端的美和极度的丑都可以说是艺术的标志,但凡美的和丑的都是艺术吗?再说,就算真有所谓标志之说,符合一两个标志未必就是艺术了;具体地再说独创性问题,任何事情都有个开头,但凡开头都是艺术,那就是泛艺术,那每个人都是艺术家了。当然,你可以说每个人的确就是艺术家。可既然每个人都是艺术家,那你们这些人就实在没必要戴着艺术家的帽子混饭吃了。”杨妮说着说着轻轻笑起来,显出自鸣得意的样子。
“可它是有可以言说的意义的!”张伟健有些气急败坏了。
“你想说它的意义是虽在和平年代,但仍有暴力。就生命本身来说,不存在真正的和平是吗?”
“对啊。”张伟健面露佩服的神情。
“那这种作品就更没有存在的必要性了。”杨妮说完,回了自己的房间,再不出来答话,把张伟健搞得颠三倒四,魂飞魄动。
“好厉害的女孩儿!你小子真是福气。”他对宋荣桓说。
“我怎么福气了?她又不属于我。”宋荣桓没好气地回道。这个时候,他才发现杨妮身上还有这样的禀赋,那就是对艺术的鉴赏力与众不同,可以说是眼光独到,这使他对她也敬重起来,并同时有了隐隐约约的自卑。
过一些日子张伟健又来找杨妮,一定要她说清楚前几天她的最后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那这种作品就更没有存在的必要性了,这是什么意思?”
当时杨妮正在同一个叫陈大同的行为艺术家讨论行为艺术的问题,见他急不可耐,就转身对他说了这么一句:
“我其实一点也不懂。”
说罢哈哈地笑起来。
没想到这句话更叫这些艺术家着迷。当下张伟健就激动得在房间里乱蹦乱跳,久久难以平息被深深打动的心灵。自此,杨妮有了第一个死心塌地崇拜者,同时,附带听到了这句话的陈大同也对她着迷起来。
这陈大同的名声更为响亮。去年在中国美术馆的一次现代美术展上,他以一项惊世骇俗的行为艺术真正地惊了世骇了俗。那就是,在展览的最后一天,他竟在美术馆乱砸乱打,把一部分艺术作品砸得稀里哗啦,虽然他为此被拘留三天,但却没有因赔款而负债累累,因为那些被砸的艺术品是他事先争得同意,那些艺术家捐助给他的这项艺术行为的。而他,就因为这次行为和入狱的壮举而闻名京城。
他的这次行为艺术叫做:《世纪末──艺术的崩溃》
他是在姜大胡子那儿认识他的。他逢人便谈行为艺术的伟大,说它是平面绘画的超越,是美术的未来所在,也是艺术的未来所在。只有行为艺术才是真正的艺术。回头他跟杨妮说起这个人,杨妮说:
“他那样叫做艺术?他那样要叫做艺术,那我早是个伟大的行为艺术家了。”
当时姜大胡子也在,他赞同地点头不止:“说得好。你真是《皇帝的新衣》的那个小孩。可惜我们都是大人了。对了,回头一定要请你喝一杯。”
那天陈大同在姜大胡子那儿,姜大胡子就把他带到他们这儿,想让他尝尝杨妮这个“小孩”的厉害。
陈大同照例大谈行为艺术如何如何,杨妮“咚”地拨一下吉他说:
“我搞过一个行为艺术,可惜当时没有记者在场,被埋没了。可惜呀一个天才的艺术家,被埋灭在地底下,暗无天日呀。”
“你说说看。”
“你知道吗,我化了两年的时间,做了一件一般人要两年才能完成的事情。”
“是吗?那是什么?”
“读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专科。”
“这算什么艺术?”陈大同断然否定。
“这怎么不算艺术?”杨妮睁大眼睛,做出一副惊讶的样子。
“你读了两年大学,所有的专科大学生都读了两年大学。你和普通的大学生一模一样嘛,这算什么艺术?”
“别人读大学那是在读大学,我读大学却不是在读大学。”
“什么意思?”
“我是带着一种观念在读,一种艺术的观念。我读书时候的自己给自己确定的身份不是学生,而是艺术家,行为艺术家。我读书的过程不是吸取知识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