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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坦然，他们用自己的劳动开始了脱胎换骨的改造。
她陪他整整走了一年，永远忘不掉的一年。
第二个妻子徐力里是怎么走进自己生活里来的？当时他没有认真想，现在不愿想。他只知道，他与她谁也没有进入过对方的心里。
他被落实了政策，不单是他的身份和职称———工程师，而且还有他的家和资产———那幢小楼。
“文革”之前，他一个人住在那幢小楼顶的阁楼里，一间过去用人住的房子。但进入小院时，他仍常常感到不安，这条街的主人大都是为推翻剥削阶级而流过血的革命者。只有他家与对面两家属于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后代。“文革”中，他和他的母亲、弟弟、妹妹被赶到院子右边的两间平房，原先司机住的房子。不幸之中，他却感到庆幸，他心态平衡了。然而现在，他又被通知，按照政策继承了已故“二姨太”的这幢房子。他心有余悸，不想要，要捐给国家。但组织上一再说明他要继承下来。———他的二伯要回来了。二伯还活着，他老了，对故土的眷恋，使他的爱国之心浓缩在一个聚集点上，他要投资，支援祖国的四化建设。陪同回来的是他的儿子，哈佛大学的教授，一个比柳若晨小五岁，功业却大五倍的著名人物。父亲为国投资，儿子为国增光，父子俩的回国成了一件带有很强的政策性的政治大事。柳若晨必须立即回到厦门路小楼，这也是一件政策性很强的政治大事。有生以来，柳若晨第一次沾了政治的光。
紧接着，光环一圈圈地笼罩在柳若晨的头上。先是他被调到研究所当工程师，然后又上调到一个大企业当总工程师。不久，市委副书记亲自找到他，把市委书记的女儿徐力里介绍给他。他又一次如堕入迷雾之中。梦里都没想到会发生的事情，在生活中接二连三地出现了。然后，他入了党。在他想“红”想得发疯时，他一点红色都沾不上。而当他自以为不再可能有作为时，却突然红得发紫了。这次，他没有出现神话般的幻影，他已经不是做梦的年龄，他只是觉得这一切来得太快，太突然，有些不可理解，其实还有几分怅惘。
“一个预备党员，还封建？死去的人已经死了，活着的人应该有革命精神，革命朝气，向前看嘛！”为他说媒的袁副书记以四十年党龄的资格，要求他这个新党员肃清封建残余，忘掉死人，与活人成亲。
他无言以对。
忘掉她，这不可能。“没有朝气”这倒是他的实际。自从她离开后，他就像一只孤雁，做任何事情都打不起精神，他无论如何忘不了她。她倘若不是猝死，临终前会对他说些什么？劝他再娶，还是期待他说出一句永不变心的誓言？不，她什么也不会说。她肯定知道他，一个有了她才有了生命力的丈夫，永远也不会忘了她。
“你难道还相信人死去会有灵魂？”厂党委书记奉命说服他。
他当然不信。人死就像一张燃尽的纸，连灰烬早晚也要消失得无影无踪。
“那你为什么？”
不为什么，他一个人习惯了。一个人生活平静。不怕外界的风和雨，不用让另一个人为他的不幸而撕心裂肺，不用让另一个人为他负重而使之心如刀割。自己的存在只会给别人带来痛苦，他不愿意再有一个人和他“共苦”。当然，这是在逆境中的想法，那么现在，是该“同甘”了吗？死去的她没能与他“同甘”，为什么要另找一个女人，为什么一定要找这个徐力里？与他“同甘”的人应该与他共过“苦”。
“徐力里同志是个很好的人，‘文革’中受了很多的苦，经历了很多不幸，你们会相互理解的，尤其又都是搞技术工作的。”
拖了一百天，最终是这句话让他点了头。
受过苦的人，至少跟他会有共同语言，可是产生感情，那是不可能的，况且他不愿意让关心他的领导为他的事一次次地找他，过去，连见都见不到的人物，现在不厌其烦地找他，固执会让人感到他太不通情理，会让人误解落实政策翘尾巴，会让人误认为他对党有成见。他是通情达理的人，心肠也软。他热爱党，在一些青年人已经不屑入党的时候，他在入党宣誓时仍激动得热泪盈眶。他尊敬市委书记徐克同志，由衷地敬爱。六五年他亲耳听徐克同志在人民礼堂做过一次报告。徐克同志讲：“对知识分子，一定要注意团结，特别是我们党培养的知识分子，更应该相信他们，依靠他们，发挥他们的作用。对其中一些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不能歧视，要重在表现……”这些话温暖了他的心。他感动极了，如同遇到再生父母。虽然那次讲话没使他再生，可他感激徐克同志这段话。就为了这段话让他走进徐克同志的家门他也是情愿的。毫无办法的是他对照片上那个冷若冰霜的徐克同志的女儿没有一点好感。
但他仍然点了头。对他来说，那女人是什么样的人完全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同意结婚了。
对方又等了一百天才点头，这是后来才知道的，否则，即使他点了头也可以再摇头的。
世界上竟有一个女人跟他一样对此事要想一百天，却并不要求见对方一面。
新婚那天，他们两人从徐克同志家回到他那幢小楼，原来相距不过几百米。
走进他草草收拾过的新房，他有些惶惑。
第一次结婚的第一个晚上，当他和她单独在一间属于他和她的房间里时，他立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一种不可遏制的冲动，一种男人的本能支配了他，使他无法镇静在如火如荼的燃烧中，如醉如痴的欲海中，他得到了一种近乎疯狂的满足。当他慢慢平静下来，恢复了理智的时候，他感到羞愧。他悄悄地望望她。她却闭着眼睛，双颊绯红，一种幸福和陶醉使她分外美丽、动人。“就这样，永远永远结为一体，不分离。”她说。
可这一次入新房，他没有一点点兴奋，没有一点点异样的情绪。有的只是疲倦和厌烦。整整一天，他应付了多少礼貌的恭贺之词，说了多少言不由衷的话，表示答谢，表示喜悦，表示满足和幸福，这些让他的大脑疲惫不堪，口干舌燥。难道只是因为累了，或是没有感情？为什么自己的那部分丝毫感觉也没有？人的身体器官不像房间里的家具，不用了闲置起来，什么时候用都可以。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可能生理上有了毛病，他望着陌生的新娘，心里产生了一种歉疚感，仿佛自己是个等待审判的人。
徐力里坐在沙发上，打量着房间，仿佛这屋里并没有他这个人。
“这幢楼，全是你的吗？”她问，并不看他。
“对，还有我弟弟和妹妹。”
“那我的房间呢？”
“就是这间，噢，这是比较大的一间，而且向阳。”
“那好吧，我们谈完问题，你就回你的房间里去吧。”
柳若晨这才听清楚，原来在徐力里的概念里，他与她应该是各有一个房间的。可他原来根本没想到，除了这间新房外，他还要准备另一间，尽管这完全办得到，而且很多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有权者都有这种生活习惯，但他还是感到意外，起码在新婚第一夜是意外的。
“谈问……题？”他有点迟疑地问。
“我是个搞技术的。”她说。
“我知道，我也是。”
“我的意思是说我对家庭担负不起什么责任，我不会做家务，也不想学。没有兴趣，也没有时间。我惟一的嗜好是看书……可以这样说，我对家庭生活缺乏准备而且非常不习惯。”
“我们在这一点上有点相似。”
“我们最好各自都是自由的，我不愿意成为家庭的奴隶。”
“这，您尽管放心，我这个人的性格，恐怕在社会和家庭里都当不了奴隶主。”
她露出一丝不易被察觉的微笑，这笑显得有那么点冷酷，像她那张照片。他觉得她在嘲弄他。
“我的意思，”这是她第二次用这话开头，仿佛她老在岔开他的话，“我们各自吃各自的饭。其他花销，比如衣服、书籍也是各买各的。”
“这个……”他虽然不了解徐力里，却没有想到她如此之“独”，结了婚还分灶、分账，这是他又一个没想到，第二次结婚与第一次果然处处不同。
“好吧，这对我也挺习惯。”他说，觉得很扫兴，尽管他本来就没有什么兴。
“我的意思是，”徐力里第三次说这个开头，“我不想做母亲，有人结婚就是为了做母亲，可我绝不做。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晚上住在一起，你结过婚，自然明白我说的意思。”
这一次，他对她的“意思”全都明白了，她不想尽妻子的责任，也不要他尽丈夫的义务。两人毫不相干。这叫夫妻吗？放到别人身上，这是绝不可以容忍的事。而柳若晨却突然产生了一种解脱感。这样好，最好。刚才那个毫无反应的部分给他造成的紧张，一下子放松了。
“问题”很快谈妥了，他回到另一个房间，那是他的书房，里面放着三天前刚刚从那大屋里搬出的单人床。他感到好笑，这次婚姻就是换了一间房子，把原先当做卧室的房间让给了她，自己睡到了书房里。他用一间向阳的冬暖夏凉的大房间为自己换得了一个名分上的妻子，和一份不再被人叨扰的安静。
对这种生活方式，他们俩遵守着一个默契，谁也不曾吐露一点。连住在楼下的弟弟柳若明和妹妹柳若菲都没有发现。
不久，柳若明兴冲冲地跑上楼同哥哥商量。市开发公司要买他们这幢楼，出价六十万，另外再给他们三套单元房。柳若晨拿不定主意，他对这幢楼总有一种畏惧，一种厌恶，这是他父亲用剥削的钱买来的，他们兄妹三人本不应在这里住，只是政策落实到他们头上，才搬了回来。住可以，卖行吗？柳若明看不上哥哥这种优柔寡断的样子。“算了吧，收起您那套左派论调吧，什么不合适。买主是国家，卖就是于国于己有利，不卖就是给市政府出难题。”妹妹柳若菲闹得更凶，她当了二十几年狗崽子，不能白当，精神摧残得要物质补偿，她离开了丈夫那个小窝，可住在自己漂亮的小楼里却没有钱买双漂亮鞋，二伯父回来答应带她去美国，虽说伯父有钱，但总不如自己有花得痛快，后半生她要过得舒服点，没钱一切是个零。
柳若晨为难了，一个刚刚转正的党员，可以这样做吗？他想到了妻子，只有跟她商量商量了。
“这是你们家的事，我不管。”徐力里一把尺在图纸上量来量去，头也没抬。仿佛这事与她毫无关系。
“你去问问你父亲。”他说，“我们不能犯错误。”
徐力里没有说话。晚上，她推开他的房门，对他说：“父亲说，政策允许，完全可以。”这是徐力里参与柳家惟一的一件事，也是柳家几十年来最大的一件事。他多少觉得她还算个柳家的人。
房卖了，兄妹三人各分了二十万元。弟弟高高兴兴拿着钱搬走了，妹妹拿着钱申请去美国找二伯。柳若晨把钱全部交了党费。组织动员他留下，他执意要交，这一举震动了全局，他被评为年度优秀党员。
他和徐力里搬进了普店街对面那幢二十二层的黄山大楼。三室一厅的单元房，仍是各住各的房间。没有了楼下弟弟妹妹的喧嚣，他觉得有些孤寂，这个小单元门一关，把他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