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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春生，你打算怎么组织我们的管理人员？”戴维用蹩脚的华语问春生，说出的每一个字，都像咬着一块石头。
“由我组阁。”春生的英语也挺差，舌头分外卖力气，但又不听使唤。
戴维似乎听明白了，先是拼命地把眼、鼻、嘴往一起凑，像是闻到一股无法容忍的气味，接着又把脸骤然拉长，张开嘴，疑惑地望着身边的翻译，费力地说：
“他当总统？什么意思？”
翻译笑了，嘀溜溜说了一大片，戴维笑了。
“好，就这样办。”
几天以后，饮食服务总公司经理对春生讲：“公司同意凤华饭店中方各级管理人员的组阁，全权给你，但最后一定要由公司审查一下，批准后才有效。”
妈的，外国人说话就是管用。春生原先当经理时，要了几次人权，公司就是不肯放，撤换一个部主任，提拔一个班长都得经过公司批准，层层关卡，研究来研究去，最后的结果准是卡住一个也动不了。可现在这个大脑袋戴维一句话，总公司居然痛痛快快地批准了。春生在感到满意之余又觉得愤怒。
春生组阁，关键得找个帮手。人家给他推荐了几个大学管理系的应届毕业生，他都没要，那些个小子毛太嫩，说起来一套套的，做起来，什么事都不行。他找到了杨建华。他找帮手的标准是心齐、脑灵、手快、认真，至于有没有酒店经验那不是主要的，他经营这一行也已五六年，有他就成了。
这样一件迫在眉睫又挤破门槛的差事，哪里还容得拖半年？春生的恼火是有道理的。
建华静下来想想春生的话，气先自消了一半。不然明天先和老队长疏通疏通试试。
“过来，妈也给你擦擦。”杨大娘心疼地替建华擦汗水，“还在这儿傻愣着干什么，快把宝柱叫来一块儿送过去。然后再去外边过过风。小蒙也该睡觉了，我去叫他。”
杨大娘走了。
建华还是没有动。后背痒痒的，挠挠，还痒。他回过头，原来是张义兰在他身后拿着个笤帚苗儿轻轻地划他。
“咯咯咯，”张义兰笑起来，“建华，把自己关在屋里念什么经呢？”
“呆着也是闲着，给宝柱妈做辆轮椅，让老太太也能出门凉快凉快。”
“哟———”张义兰拉个长声，“敢情你这队长真关心人呀！”
她说着，坐到床上，毫无顾忌地撩起裙子扇风，两条大腿袒露在建华面前。
建华皱皱眉，转过身子：“你扯到哪儿去了，这是居委会给的任务。”
“那我不管，我问你，你这个队长怎么不关心关心我，一个臭流氓你倒挺关心的。”
“你？”建华笑笑，“你有个手能摸得着天的哥哥，还用得到我这个小小的队长。”
“我哥怎么你啦？你总和他过不去，我看你嫉妒他。”
建华扯开话题，拍拍手：“算啦，来帮我给宝柱家搬去。”
“我不管。”
“那我去找宝柱。”
“我不让你去。”张义兰跳下地，横在门框中间。
他知道她又犯了小性。他是看着义兰长大的。他还记得那一天。他九岁，正读三年级，和义民一块放学回家，正看见义民爸瘸着条腿倚在院门口。
“爸，我妈生了吗？”张义民问。
“生了。”义民爸皱着眉，“一个丫头片子，顶不着多大用，就是添张嘴。”
这张嘴，就是张义兰。
义兰小时候胆小，建华老爱吓唬她，他一瞪眼一咳嗽，她就没命地撒丫子跑。义兰现在还说，她额角那块小小的月牙疤就是被吓得乱跑时，在墙角磕破的口，建华可一点不记得了。他下乡时，她才九岁，他对那个瘦瘦小小的闺女根本没印象。
如今张义兰成了名副其实的大姑娘，白长了一张俊脸蛋，二十八岁了还高不成低不就的找不到婆家。建华认为这是因为她“扯”，越扯越找不到婆家，越找不到婆家越扯，恶性循环，一晃成了老大难。当然，这是建华私下的看法，义兰并不知道，她走到街上，“回头率”挺高，所以她对自己挺有信心。她这会儿见建华不再撒丫子跑了，叉腿叉腰横在门口。
“别捣乱了，该回去睡觉了，明天早上还得上班。”建华对她气不得，恼不得，无可奈何。
“那你坐下，我告你个事。”她命令他。他坐下来，看看她。她浑身汗淋淋的，薄薄的连衣裙贴在身上，线条分明地向他发出诱惑，他垂下眼睛。
“说不定哪天，我就搬家了。”张义兰盯着他的脸。
“早听说了，要搬到对面大楼去住。”建华脸上淡淡地说。
“走了，就见不到你和小蒙蒙，还有杨大娘的面了。”
“不就隔条马路吗，有工夫到胡同里瞅瞅，谁还能吃了你？”建华还是不开窍。
“你吃我吗？”义兰希望能在墨盘里找出一条细微的裂缝。
“我没工夫吃你。”建华一脸子不耐烦。
得，一个严丝合缝的大闷罐，一点亮也没有。
“我真搬走了，你可带小蒙蒙到我那儿去串门啊。”
“还不定有空没空，到时再说吧。”
“你……”张义兰心里一委屈，眼就红了。
建华也觉得话说得太过头儿。他恨义民，可义兰没招他惹他的，拿她撒什么气？
“怎么啦？”他打岔道，“你搬出普店街就美得要掉眼泪？”
“少胡扯。”张义兰狠狠地说，霍地转过身，走到门口，又转过身，“告明白你，我恨你！活该你离婚，打一辈子光棍。”
她扭身走了。
建华松了口气。
第 三 章
星期天，对于千家万户都是一个小型的节日，合家欢聚一日，七天只有这么一次。采买、洗衣服，改善伙食……虽然劳累，甚至比上班还劳累，但这又算得了什么！况且这是为自己干，为自己的小家干，只有这一天是属于自己的。越是休息天越得拼命做家务活，中国人似乎不大懂休息。这里没有海滨，也就没有去洗海水浴的习惯，没有郊外树林，也就没有野游打猎的嗜好。只有一堆平日没有时间做的家务活儿。干完了活儿，腰疼腿疼，乐在其中。所以星期一成了工作效率最低的日子，人们要在这天把星期天的劳累慢慢消除。
星期天，柳若晨站在窗前远远望着街上穿梭般往来的人群，人们手提菜篮，购物袋，在为过一个星期天而忙碌。他忽然感到一阵孤寂。他没有这种忙碌，没有那种乐在其中的福分。
他这个家，三室一厅，两口人住得蛮宽裕，然而有家如同没有家。他和妻子分居两室，从结婚起至今他们没有同过床。
他今年四十八岁了，结过两次婚。第一个妻子是大学的同学，第二个就是现在户口本第二页标着的徐力里。
第一个妻子只跟他生活了一年。一次意外的车祸带走了她和她腹中四个月的胎儿。
他很爱她。读大学时，他学习上是班里拔尖的高材生，可政治上，他的家族是“黑”色的，父亲虽已去世，但他的大资本家成分给儿子带来了抹不去的颜色。母亲是父亲的二姨太，虽然是平民出身，但嫁给了资本家，也无力给他政治上染上一点红色。更不要说侨居美国经商的二伯和逃到台湾的大伯这些不光彩、甚至令人畏惧的社会关系给他罩上的阴影了。
他在大学没能得到他应该得到的东西。信任、荣誉、平等，这不是他努力争取就能得到的。
他曾努力争取过。入学的第一天早晨，他就候在系党总支办公室的门口，手里捧着他几乎熬了一夜写成的入党申请书，像捧着自己一颗赤诚的心。看见系总支书记远远地走来，他赶紧迎上去，把这颗“心”双手捧给了他。他没有勇气说一句话，说什么？上面写着自己的心愿，自己的灵魂和自己的信念。当系党总支书记惊愕地看看他，又微笑地瞧瞧手里的申请书时，柳若晨红着脸，逃走了。他跑出多远，心还怦怦地跳。后来，他后悔了，当时的样子实在太不严肃，怎么连一句铿锵的誓言都没有表示，做贼似的溜掉。申请书写得很好，但交得太不像样，他一直这样想。没有人找他就入党问题谈话，班上同学入党，没人通知他参加，都是那第一印象太糟了，他幼稚地一直这样想。直到后来，他才知道那跟第一印象毫无关系，倒是与他那些毫无联系的社会关系和九泉之下的父亲有直接关系。
他埋头于公式和书本里，悄无声息地拼命念书，班里仿佛没有他这样一个人存在。
但有人却时刻感到他的存在，那就是她。毕业前夕，她向他走来。“我喜欢你。”她说。他觉得自己像是在梦中，梦中也不曾希望梦见她这样一个纯洁、美丽而又根红苗正的姑娘。
他当然一点也没有想到，是二年级时的一场班级篮球赛成为他俩的月老的。那次比赛，班里少一名队员，大家想到了他这个一米八三的“大虾米”，作为团支部文体委员的她，代表组织交给了他这项光荣的任务———当一名班级篮球队队员，打一场球。他打得很卖力气，卖出了他吃“二姨太”奶的力气（他在每月必交的思想汇报中就这样称他的母亲），他的血沸腾了，上下所有能活动的关节都在剧烈地、亢奋地活动。他的眼镜被打掉了，膝盖蹭掉了一块皮，手腕搓伤了，他还是拼命地跑、跳、夺球，豁了命地蹿上篮板去争球，他忘了一切。他只有这一次才感到自己是一条生命，一条和别人具有同样价值的，活生生的，跳跃着的，和荣誉联系在一起的生命。四周观众觉他“滑稽”，把他看成一个笑料。只有她没有笑，却哭了。他对她说过：“只要是组织交给我的任务，上刀山下火海，我也要出色地完成。”组织上没有任务给他，因为不信任他，只有这一次给他任务。这个幼稚得傻气，而又真诚得可爱的大个子同学，从此进入了她的心扉。
他当然不知道她的心路历程，她想起了小时候看过的一个童话：一个美丽的公主向一个砍柴的樵夫求爱，樵夫答应了，从此他便有了一把金斧和举世无双的神力。
她没有给他金斧和神力，只不过和他一起扛起了原来压在他一个人身上的包袱。这包袱不轻，一个人背着沉重，两个人背着似乎更沉重。她也知道了这包袱的分量，和他一样，毕业后她没有分到科研部门，也没有分到大工厂而分到一个偏僻的小厂，专业完全不对口。她成了一个普通技术工人。一个包袱压碎了她成为科学家的梦。
她哭过，埋怨过，一肚子的闷气，但她没有后悔，心甘情愿为两个相依为命的生命，孕育着一个新的生命。
突然地，她消失了，毫无声息，毫无价值地消失了，连一个小型的追悼会也没有开。一个资本家的儿媳妇去为她的丈夫买一件衬衣而遭车祸，即便有人给开个追悼会，又能说些什么？她做了一年资本家老公公的儿媳妇，却不知资产阶级的生活是个什么样子。在那幢厦门路的漂亮小楼里，她和他的房间四壁空空。原先家里的物品他们一件也没有要，一张木板床，一只写字台，两只柳条包是他们的全部财产。她和他一起动员“二姨太”为河北水灾捐出了最后一笔存款。他们决计用自己的工资养活母亲和弟妹。他们的生活开始拮据了，可心里却非常坦然，他们用自己的劳动开始了脱胎换骨的改造。
她陪他整整走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