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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同志，让公安人员执行任务吧。人不能大于法，我市长必须遵法、执法呀。”
陈宝柱知道没希望了。他扑通给杨建华和老队长跪下了：“建华，老队长。我给咱队丢人了。那是上次我打了老队长，停职时，手头没钱才去干的。我怕你们说我，一直瞒着。后来，凤凰桥一开工就给忘了。你们骂我打我吧，但别把我的突击队给拆了，我回来还得干。”
老队长把陈宝柱扶起来：“宝柱，起来。师傅明白你了，别看你又进了局子，但在师傅的眼里，你不是过去的宝柱啦，还是今天的宝柱。”
陈宝柱抹抹泪，又对建华说：“别忘了开证明取钱的事，大家不肯要这钱，那钱就留在队里，等光明桥建好了，让哥们儿拿着出去旅游，开开眼。”
建华替陈宝柱把棉工作服的领扣系好：“进去以后，好好交代，争取早点出来。大家等着你。”
吉普车开动了，陈宝柱突然推开车门，不顾刑警队员的扯拽，双手抱拳，大声喊着：
“哥们儿，我的活儿拜托哥儿几个了，等光明桥建好了，告我一声。”
吉普车急速驶出了工地，工地上一片肃寂。
这一天的夜格外冷，寒气逼人，滴水成冰，然而光明桥工地迎来的却是一个灯光通明不眠的夜。几乎所有的人都奋战在施工现场上。
第二十章
一
一张当日的报纸从手中滑落下来，高婕无力地闭上眼睛。报上有一条来自大西洋彼岸的消息，黄炯辉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独唱音乐会，一举成功。她的报复并没有损伤他，他到底还是去了美国，并且达到了他想达到的目的。而她呢……
她需要有人安慰她，可是没有人能安慰她。张义民不再成为安慰者的角色，相反她却成了张义民的俘虏。张义民现在每次来都被她的父母捧为上宾，那完全是为着她的缘故。他不再怕见到她，甚至连门也不敲，就闯进她的卧室。不再像以前那样规规矩矩，小心翼翼坐在椅子上，而是随随便便斜仰在沙发上，一双沾着积雪的皮靴，毫无顾忌地在刚刚换洗的沙发套上蹭来蹭去。他的眼睛里充满着自信，在这种自信里她却多少看到了几分对她的轻蔑。他的脸上洋溢着一种满足的喜色，那种能够随意驾驭和猎取他所畏惧、谄媚过的对象而自然表现出的洋洋自得。他说话的语气也变了，那些礼貌的，谦恭的，猜度逢迎着她心理的话被一些指令性的，主人般的语言所替代，就像是有意地让她知道他的厉害，并让她为当初她的傲慢而感到懊悔。他完全变了，就像已经成为了她的主人，拥有着把她拾起来或者扔掉的权利。
她厌恶他那副下贱的得意。痛恨他像一只癞皮狗那样，以撕咬一只失去抵抗、挣扎能力的弱鸡去显示威风，换得快乐。她希望自己像那些被侮辱、被遗弃、被失恋弄得心灰意冷的少女们一样，默默地忍受自己内心的痛苦，不需要爱，也不再去爱，无情无欲。但很快，她又对自己失去了信心，她不是那样的人。黄炯辉带给她的不仅是心灵上的痛苦，同时也带给她生理上的折磨。她忍受不住孤独，无法抗拒生理欲念对她发生的巨大诱惑。张义民对她的放肆在不知不觉中变得具有了魅力。她对他越来越产生出一种依赖，甚至依附的心理。她过去看不起他的家庭，现在细想想自己的父亲过去不也曾是个农民。张义民踌躇满志，巧于心计，谁能断言他的将来不是父亲一样的人物？她希望在他的身上发现更大的希望之光，只有这样，她才觉得心理能够获得平衡，才能报复黄炯辉对她的负情。只要张义民能够满足她心理和生理上的需要，他对她什么态度，她都可以不在乎。
她不再是过去那个高傲的公主。
一天晚上，这样的事终于发生了，她留下了他。
她和他躺在一起，发现张义民完全不像个初涉房事的男人。他几乎什么都懂，抚摸和触及的部位极为准确，动作也相当熟练，她不觉疑惑了，这些不是读书所能知道的，她第一次时，除了不可抑制的冲动，几乎对其他的具体步骤一无所知，完全被动，听任黄炯辉的摆布。而张义民的热情和冲动却缺少自发性有着一种规定性，就连发泄之后，那种为满足对方需要而做的短暂停留，都像是一个已经结过婚的人。她问他，张义民冷冷地反唇相讥：“你有资格问这个问题吗？”
高婕默然了。她没有资格，也没有勇气和兴趣再追问下去。也许两个具有相同过失的人在一起生活，反倒会相安无事。她一天天等待着，等待父母或者张义民向她提出婚事。结婚是她目前寻到精神解脱的惟一办法。但张义民却闭口不谈结婚的事，母亲也一反常态不再跟她唠叨。为了摆脱痛苦，她等待结婚，为了结婚，她又得痛苦地等待。
她等到了什么？是那个丝毫无损的家庭在美国欢聚，是那个女人对丈夫的宽容和对她的欺骗，是黄炯辉的成功得意。这使她刚刚麻木下来的心，又重新被刺激得发抖。
不知什么时候，高地悄悄走进妹妹的房间，轻轻坐在高婕对面的沙发上，像是想说些什么。
“小婕，我要走了。”半天，高地才说出这句话。
“去哪儿？”高婕似乎还没有从自己的情感天地里走出来。
“去美国。”
“美国，……干什么去？”高婕感到意外。
“自费留学。”
“……我怎么没听你说起过，自费？你在那儿无亲无故，哪来的钱？”
“蓓蒂帮我，以后自己去了再想办法。弄钱挣钱的办法总会有的。”
“蓓蒂？”
“我们学校的留学生，学汉语的，她很喜欢我。”
“你也爱……喜欢她？”
“我无所谓，我只想去留学。”
“这事什么时候开始的？”
“蓓蒂早就帮我联系好了，去她任教的加州大学，只是当时她在这儿的学习还没结业，另外我在等考‘托福’。现在全妥了，只差办手续了。”
“爸爸妈妈知道了吗？”
“我想走时再告诉他们……其实，我对他们并不重要，这个家里有我没我都一样。他们从不关心我，关心的只是你。”
“不。”高婕走到二哥面前，抓住他单薄的肩膀，“你不要走。我不让你走。你不是已经考上研究生了吗？在国内还不是一样拿学位，为什么非去美国？那儿是个竞争的社会，你又没有朋友，你这么老实的人，在国外要吃亏的，二哥，我不让你去……”。
高婕紧紧地抱住二哥，惟恐高地真的在她生活中消失了。不声不响，少言寡语的二哥刚才几句淡淡的心里话，刺得她心痛。是的，爸爸妈妈平日待他太冷漠了。父母早晚要离去。大哥已经不在人世，在今后的漫长人生旅途中，她需要二哥，二哥也需要她。
“小婕，你放心。”高地轻轻拿开妹妹的手，“我不想依靠任何人。过去靠自己，今后还靠自己。……在国内，我学不出来，指导教授给我们划了圈儿，课题研究只能在他的圈里转。即使我拿到了学位，也不过是我变成了指导教授传声筒的标志，不会有大出息，所以，我必须出去。世界大得很，我得学会创造。在专业上创造，在命运上创造。上次机会，让爸爸为了自己的虚荣给毁了。现在蓓蒂给了我这个机会，我绝不放弃，我一定要去。高地在社会上不能永远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
高婕惊异地看着二哥，和二哥一起长大，她竟没有发现，在懦弱老实的二哥身上会有如此执着的个性。
“你，打算出去几年？”
“说不定，先得拿到博士学位再说。”
“你这个指导教授限制你，你硕士毕业了可以另考别人的博士生，何必……”
“谁的都一样，风气如此，学术界一样狭隘。况且，国内博士生毕业了算什么？连个副教授都不给。可国外回来的硕士生，就三间一单元，副教授头衔送上门。我为什么放着近路不走，偏偏绕路读国内博士生，永远低人一等？何况，回来不回来，我还要看情况再说。”
“为什么？”高婕这一回是真正地吃惊了。她想不到二哥不想再回来。或许，这个家让二哥太心寒了，心寒到了不想再回来。
“二哥，蓓蒂这样的外国女人，可靠系数有多大？她们从来就一阵凉一阵热的。”高婕觉得自己的口吻有点老里老气，饱经沧桑，“而且，爸爸妈妈不能同意你。”
“所以，我不想告诉他们。我打算学你，留一封信，然后悄悄离开。只有你，小婕，你是家里惟一对我好的人，我不能不告诉你。”
“二哥！”高婕的眼泪夺眶而出。她再一次抱紧了二哥。
楼上的一幕，楼下的父亲全然不知。这些天，高伯年从机关回家就钻进自己的书房，满脑子都是他自己的事，根本没注意家里发生的事。高地从来很少在他面前露面；高婕让他伤心，难堪；沈萍的喋喋不休叫他神经受不了。他对这个家烦了。人老了，老了，特别容易怀旧，爱去想那些已经过去了的和早已不存在了的往事，这种心境的变化，常常让他想起高原，想起高原的母亲。
高原小时候，他常给儿子讲战争年代的故事。那些过去习以为常的战斗，和那些艰苦、危险而又极其普通的经历，在他的嘴里，变成一段段惊天动地，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在故事中，他是个英雄，那些牺牲了的和还活着的，已经成为将军的战友们，也都是英雄。高原是父亲最虔诚和最入迷的听众，使他有机会，有责任去回忆、升华、讲叙那段被人民所崇敬，被青年人所羡慕的，属于他、也属于所有为社会主义新中国打天下的革命者的光荣经历。那是中国几千年来，最伟大、最辉煌、最壮观、最为可歌可泣的革命史诗。六四年，他坐在人民大会堂观看大型歌舞《东方红》时，他曾由于自豪、骄傲而兴奋、激动，由于兴奋、激动而热泪盈眶，那歌舞为他展示过去战争年月他所经历过的一切。他的故事一定灌注到儿子的灵魂中去了。看着高原的眼睛，他看到了儿子的渴望，一种对忠勇的渴望和对壮烈的向往。……在他的子女中，惟独高原像他当年一样勇敢地投身到战争中，并且壮烈地倒在战场上。高原的身上流着父亲的血。高伯年一次次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高原的照片，是骄傲，是自慰，还是悲伤？他凝望着儿子刚刚提升为连长时寄来的照片。那时，高原刚刚做了丈夫，而现在，他牺牲时已经成为父亲。高伯年给大儿媳宋丹写了信，不止写了一封，让她带着孙女住到他这儿来，他已经给她们腾出了房子。宋丹没见过他这个公公，犹豫了很久，才来信说下个月来。高伯年觉着，自己对儿子只尽了一半父亲的责任，那一半，他要加倍补偿在儿媳妇和孙女身上。一个失去了丈夫的女人和一个失去了父亲的孩子，要比失去了儿子的父亲更痛苦，因为她们年轻，孤独的时间要更长。
这种对儿媳遭遇不幸的怜惜，使他又一次联想起另一个女人和孩子———杨元珍和那不知名的儿子。他给高原讲的故事中，没有讲过杨元珍。杨元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