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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如果撤了你，也许就不会再来个什么检查团。可是现在，”曹局长叹了口气，“就是撤了你的职，也撤不走他们。”
“那怎么办？”
“建华，只有把实情告诉工人。不要等工人问的时候再去欺骗他们，我们应该尊重我们工人的人格。”
“那立刻就会引起一场雪崩。”
“是啊，如果要暴发，迟早都会暴发的。我们不能等工程干个一半，再让它出问题。我考虑，为了慎重起见，必须立即把二公司的队伍撤下来。这样减少你的目标。另外，也避免中途换人造成更大的损失。”
曹永祥的这番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杨建华虽然没有什么问题，自己了解这个年轻干部。但杨建华已经触犯了市委书记。检查团的到来，完全证实了这一点。官司是要打，可现在正在施工当口，检查团可以制造出一系列的麻烦，干扰光明桥的施工。光明桥是环线最后一个工程。“五一”能否全线通车，在此一举。他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不，曹局长，光明桥的任务，我不交。”杨建华坚决地说。
“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一个军队靠的是士气。士气受挫，再善战的将军也难以把握住胜利。一切难以预料的情况都会发生。”
“我不怕。”
“你不怕，我怕。光明桥开工日期已经耽误了三天。本来，我就没有给工程留下余量。一天紧咬一天，严丝合缝，真要有点风吹草动，误的就是全线工程的大局。到时，我们无法向全市人民交代。”
“我不是赌气，而是为了争口气。我立过军令状，军令状不能作废。”
“你有把握？”
“我保证一天不误地把光明桥拿下来，四月二十九日，您来验收。”
曹局长没有答话。他相信杨建华，又担心工人们的情绪，他一生冒过多次风险，但这次的风险太大了，他不能不犹豫。
考虑良久，他握住杨建华的手。
“好，先把实情告诉工人们，我再做最后决定。”
曹局长走了。
杨建华努力使自己冷静下来。他面对的困难要比想象的艰难，他同样感到自己在冒有生以来最大的一次险。他不知道当把一切告诉给工人们，会导致一种什么样的结局，是啊，没有奖金，工人们照样得干活儿，从前工人们就这样干过来的。现在当然仍旧可以要求工人们这样干。但是现在工人们已经懂得了自己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不能再容忍人们轻蔑他们的劳动，肆意剥夺他们劳动应得的报酬。他们冒着酷暑、严寒，在短短五个月时间里，修起一段段宽广的道路，一座座雄伟的立交桥。这在西方国家也需要用几倍的时间，花几倍的钱，难道这种创造出的巨款经济效益中就不应该有建设者一份吗？这种合理所得被剥夺了，工人们会怎么想？但他又不能不讲，曹局长说得对，工程上马后一旦控制不住大家的情绪，立即就会造成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
关键时刻，老队长不在身边，老队长就是为了要接光明桥的任务，在凤凰桥累倒了。如果老头儿在，肯定和自己一个心气，绝不把光明桥的任务交出去。
杨建华把光明桥施工队伍召集起来，郑重地传达了检查团冻结二公司奖金的决定。
会场顿时大乱，比他预想的还要糟。
“到公司揪严克强那小子去，就是他捣的鬼！”
“找曹永祥去，他娘的，当官的说话算不算数！”
“对！到市里找高伯年、阎鸿唤告状去！”
杨建华没有制止工人们的喧嚣。大伙儿完成了他下达的任务，而他却不能兑现自己的许诺。难道还不能给大家几分钟发泄不满的时间和自由？
“他妈的！不干了，不发老子奖金，就不上光明桥！”有人真的把工具摔在地上。
“对！罢工！谁爱干谁干，咱不干了！”跟着又有许多人扔掉手中的工具。
愤怒没有停留在人们的嘴头上，顷刻间，它将化为上百人罢工的行动。
杨建华这时才意识到不能再沉默了。继续沉默会助长火势的蔓延。虽然自己也憋着火，但不能在这时候和大家一起喷射。这不是向哪一个人施加报复，也不是对哪一个人的惩罚和抗议。目前，光明桥工程高于一切。
“住嘴！”杨建华吼住正在叫喊的工人们，“罢工？向谁罢工？向我们自己吗？向那些天天在又窄又挤又堵的马路上受罪的市民吗？那里面有我们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有那些到工地上慰问我们的各行各业的群众、老人、妇女和儿童，想一想他们到工地来时，对我们说过的那些话吧。全市人民给了我们荣誉，日夜盼我们建好桥，修好道，而我们，却要罢工。”
大家静了下来。杨建华亢奋激昂的话震颤了他们的心。
“难道，我们是为了奖金才在这里日夜奋战的吗？大家想一想，在凤凰桥工地加班加点干的时候，谁想到的是钱？我们把光明桥的任务抢到手，谁又是为了钱？建筑环线，改造道路，不是为某一个人，而是为了造福我们自己，造福我们的子孙。我们能直接参加这项工程，是我们的骄傲，我们做出的贡献，不是钱所能代替的。奖金可以冻结，但荣誉谁也冻结不了。因为这荣誉浇铸在这座光明大桥上。大桥是一座传世的丰碑，记载着我们市政工人不朽的功勋。光明桥的任务，我们二公司不仅不能交出去，而且要用更快的速度、更高的质量，把它修建起来。因为，它代表了我们市政工人的形象、胸怀和志气。”
会场变得死一般沉寂。
“有谁还坚持拿不到奖金就不干了？请站起来离开工地。”杨建华大声问。
没有人回答，也没有人站起来。
“指挥部在等待我们一个回答，我们是撤出工地，换一班人马，还是留下来干？大家回答吧。”
“干！”会场上所有的人几乎异口同声。
这正是杨建华所期待的回答，也是他向曹局长下保证时所料到的，没有人比他更了解这些与他朝夕相处的工人们。
阎鸿唤听到市委派出检查团到道路改造工程指挥部的消息后，立即驱车赶到指挥部。
这些天，市政府的紧急事儿太多。猪肉出现了紧张，本来本市猪肉储存供应到今年夏季没什么问题，但春节前夕，突然出现了邻省市纷纷来他这里抢购之风，如果不采取断然措施，让猪肉继续外流，很可能过了春节，连“五一”都维持不到，这需要召开商业口的紧急会议；春节前夕，一些个体商贩套购市场紧缺物资。转手倒卖，哄抬物价，一些集体和国营商店也乘机随意涨价，乱涨物价之风，引起了市民心里的紧张和不满，不立即刹住这股风，就会造成社会不安定的因素。这需要召开物价、工商、税务方面的紧急会议；春节过后，离春耕春播还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环城线完工后，紧接就是环郊线开工，在这之前要把环郊线的规划和设计方案搞完，提前征地，免得郊区农民播了种后再占地，造成农民、国家双方受损，这需要召开规划局和农委的联合会议……一个个紧迫的，又是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会议占去了阎鸿唤主要的精力和时间。不仅如此，一些琐碎的，然而又是亟待解决，求得批准的企业生产中的问题或人民生活中的问题，每天都大量地堆积到他的办公桌上，文件需要过目，计划需要审定，报告需要批示……每天他都要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日理万机，他似乎已经习惯了，并未感到精力的不足，也没让工作的摆布出现混乱，一切都在紧张而有秩序地进行。
可是，昨天，发生了一件令他震惊的案件，市公安局检察院联合向他报告，破获了一个重大经济犯罪、流氓犯罪集团。首犯是原市委书记、现中顾委员徐克的儿子徐援朝，还有现任副市长柳若晨的胞弟柳若明，市公安局要求立刻逮捕二犯，检察院列数二犯主要犯罪事实，准备正式向法庭提出起诉。案情是严重的，但阎鸿唤意识到比这更严重的是两位主要人物的特殊身份，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舆论影响。可能公安局、检察院同样顾及到这个问题，才特意不单单依照法律，而且依照组织程序，向市委常委会和人大常委会提出书面报告，在强调法制的社会，当然要依法从事。尤其经过整党之后，群众对这类问题尤为敏感，因此丝毫不能犹豫手软。市委常委会经过半天讨论，由市委书记和市长在两份报告上共同签发了常委会的意见。
今天，他刚刚上班，秘书就交给他一份市委城建工委简报，简报上说，市委派出了一个二十人组成的财经纪律检查团进驻市道路改造工程指挥部。这消息又一次让他震惊。
他由指挥部办公室主任陪着，走进了小会议室。会议室里间屋里正在进行一场言词激烈的谈话。阎鸿唤示意办公室主任不要惊动里面的交谈，悄悄地坐在外边会议室的沙发上。
“整个工程投资由我们局承包，现在一没超投资，二无质量问题，你们检查什么？”这是曹永祥的声音。
“曹局长，我们的目的，不是整你，也不是否定市政工程局在建设环线中取得的成绩，我们只想通过检查，搞清二公司的经济问题。”一个中年人慢条斯理地说着。
“二公司在经济上没问题。”
“局长，任何结论都要在调查之后才能得出，您不要把弓拉得太满嘛。”
“我当然可以拉满弓。二公司承包，发节余提成费是我批准的，他们的账一笔笔我都清楚。”
“你清楚就好。但有一条您必须执行。冻结工程之外的全部支出，今后一切开支由检查组监督。”
“光明桥不能按时完工谁负责？如果我们的政策朝令夕改，工人们的热情就会受到打击，士气会受到挫伤。你知道那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吗？工程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市内交通拥挤不堪的局面还要持续半年乃至一年；国家还要多拿出几千万来维持缓慢的工程。一个破记录的速度在世界建桥史上留下夭折的记载。你们知道吗，由于你们的举动，可能会造成不是几万元奖金所能弥补的巨大损失。”
“曹局长，问题恰恰就在这里。”中年人拿出一种教训的口吻，“我们的四化不是用钱堆出来的。如果您的工人离开钱就完不了工，给多少钱就干多少活，那您就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局长，而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老板。市政工人劳动量大，工程进度快，这不假，但其他行业的人就不辛苦？像机关干部，每天忙上忙下，一个月一分钱奖金都没有，我们就不干工作了？二公司有的工人一个月拿了四五百的奖金，比国家总理的工资都高，这合乎情理吗？像什么超进度奖，节省原材料费，工程质量奖，巧立各种名目，其实根本立不住。没有超进度问题，只能说原指标定得太低，也不
存在节省材料问题，只能说定计划时报高了用料数，工程质量是必须保证的，工厂工人出了次品要罚，产品合格是应该的，发什么奖？市里拿出这么多钱投资环线工程，可钱不全用在工程上，相当一部分流入施工人员的腰包，这叫什么？这叫吃工程，严重说就是经济犯罪。”
阎鸿唤听不下去了，他仿佛看到那个慢条斯理侃侃而谈的、脑满肠肥的检查团团长自鸣得意的样子。他走进里屋，注意打量了一下检查团的团长，发现这位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