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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王守义之举在区里引起了不同的反响。有赞扬他有气魄的，也有认为他做得过分的，甚至有的人说他是滥用职权，独断专行。他全然不顾。他要的只是房子，腾空这一百二十套房子，就能解决一百二十户搬迁户的住房。然而，当这一切稍微平静下来，当他的头脑从高温状态稍微冷却一点的时候，他才慢慢发觉到一些人态度上的变化。
区里一些干部中不时传来一些风言风语：
“康克俭为了巴结市长，拿咱们的利益送人情……”
“得罪咱们怕什么，只要讨上面好，他就干，什么有魄力，纯粹为自己往上爬。”
“康克俭的眼睛盯在副市长的位置了……”
“小人得志，忘恩负义。”
一些老领导见到他面如冰霜。他把这次强占房的人员名单在机关大会上公布了，这不是存心给有子女占房的老领导难堪吗？
康克俭突然在一天之内接到区一位人大副主任转来的四十三份提案，有关于独生子女就近入托的；有关于冬煤不能送煤入户的；有关于青年夫妇虐待老人的；有反映教师住房问题的……在每个提案上面，副主任都批道：请康区长亲自抓落实，在某月某日将解决落实情况报区人大常委会。最高权力机关动用了手中的权力责成区长短期之内解决一系列不可能短期内解决的问题。而拥有这最高权力的人还是第一次如此明确急迫地把这些向来束之高阁的提案批转下来，而且一件不漏。
区委书记晋波的话少了，长者般亲切的口吻也不见了，起初，康克俭向他汇报了强行把晋小波搬出的经过后，晋波非常支持康克俭的做法。老书记对儿子没有对区里干部的那种权威。随着儿子一天天长大，他对儿子的管束力越来越小。儿子常给他惹祸，从没给这位父亲增添什么光彩。这是他一生中，也可以说是在他整个思想政治工作的生涯中，最值得悲哀的一件事。他认为康克俭所采取的制裁措施，是身处当时境地，惟一可采取的有效措施。他表扬了康克俭。回家后，他大动肝火地把儿子连同老伴骂了一顿，惹得全家不高兴。儿子气急败坏地和老子吵了一架，老伴气得倒在床上，三分是病，七分罢工，躺了三天，晋波在家里，以零比二败北。
在机关，有人向他耳边吹风：群众都议论，这次抢占风是晋书记儿子带的头，康区长铁面无私，叫警察把晋小波从屋里轰出去了。事情本来如此，但晋波听到这议论，心里非常不快，这种议论的传播，会直接有损于他这个区委书记的威信。
他开始觉得康克俭的做法欠妥。问题不在于是否该对自己的儿子采取强制手段，而是在于该由谁来下令采用这种手段。康克俭当时若打个电话给他，他也同样会做出这种决定。那样，舆论就会大不相同了。偏偏康克俭没有打电话。是康克俭考虑问题不够周全，还是康克俭根本就不想顾及他晋波的威信？他可是事事处处竭力维护康克俭威信的，没有晋波的支持，像康克俭这样资历的年轻干部，不会很快在区政府立住脚。从这点想，他觉得康克俭有些对不起他。
就在这时，他接到了市委书记高伯年的电话，不久又接到市委转下来的书记批示。
“市委书记的意见，你考虑考虑吧。”晋波把高伯年的批示交给康克俭。
“就是王守义告到中央去，他的职我也撤定了！”康克俭看过市委书记的批示气愤地说。
“克俭同志，你要注意，市委书记批评的就是你这个问题。撤消一个人的职务，不是由你一个人说了算，干部管理归组织部门，处级干部归区委常委会。不要以为赌气，个人意见就可以代替组织的决定。”
康克俭感到愕然。他万万没想到晋波，这位值得尊敬和一直不遗余力支持着他的区委书记，对市委书记不负责任的批示，对王守义无视区政府决定、唆使挑动干部家属抢占房屋的行为，对已经执行了两个月之久的撤消王守义职务的决定，突然表示出这么一种出乎意料的态度。
“晋书记，您……”康克俭大为不解，想问个究竟。
“不要说了。我看你是头脑太热了。热了，在处理问题上就难免做得不够妥当。你刚刚被提拔到区领导岗位，经验不足，在所难免。一个干部应该有魄力，但不要为表现个人；想把工作干好是对的，但要防止功利主义。一个人要想干好工作，就必须摆好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处理好上级与下级的各种关系。高书记批示的意见，可能有过火的地方，但也有应该引起我们警惕的地方。回去认真检查检查。”
康克俭离开了办公室。一怒之下，他想直接找高伯年把事情讲清楚。一个市委书记不经过调查，单方面听取状词，随便批示意见，下面怎么工作？如果高伯年那里讲不通理，就到中央去告。很快，他又冷静下来，这样闹的结果会怎样？这种对抗，可能会使自己的有理变得无理。那些大讲民主集中制的人，可能他自己的“龙颜”就最不容人触犯。令他难过的是晋波的态度。他一直把他视为自己最强有力的支持者，偏偏忽视了晋波也是一个普通人，有着普通人都会有的心理。这种心理也同样是不能触伤的。
康克俭的这种认识并不是晋波的认识。晋波仍然是继续支持康克俭的。他知道康克俭并没错，错的是王守义。但他想借此提醒康克俭注意到自己头脑中不自觉滋长出的一种危险苗头。他不想撤消对王守义的处分，那样康克俭就立即陷于被动，甚至会造成区长说话不灵，指挥不动的局面。为了执行市委书记的指示，也为了爱护和教育康克俭，晋波采取了折衷的办法。让王守义做公开检查，然后恢复王守义办公室主任的职务。
他没有与康克俭商量，就这样办了。他想让康克俭了解自己在区里所处的位置———并不是康克俭已经可以随便决定一切。
会散了。会场上只剩下晋波和康克俭。两个人默默无语地对视着，互相猜度着对方的心理。
“有些想法吧？”晋波先开了口，恢复了他以往长者的口气。
“想得很多。”
“谈谈。”
“谈什么呢？”康克俭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我希望你通过这件事变得更成熟些，但不要从此缩手缩脚，还要放开胆子干。”
“继续碰壁？”
“不一定。”晋波揉揉头，“只要在工作中，考虑到各种关系，就可以赢得各方面的支持。你这次的教训，就是太不注意各方面的关系了，因此得罪了多数人。”
“多数人？谁是真正的多数？如果我们脑子里百分之六十的精力都用在平衡关系，把各种关系都照顾到，也许就 一事无成。”康克俭禁不住冲口而出。
晋波发现，康克俭根本没有从中吸取任何教训。
现在，康克俭要求自己把昨天的愤怒暂置一边。春节快了，新居民点的生活安排怎样，他一直惦记着。倘没有这些顾全大局、通情达理的普店街居民的支持，搬迁工作不会这么顺利。前一段，那四十二个提案拖得他抽不出身来，今儿是星期天，他把什么事都往后一推，来到新居民点。
他把车靠在十五楼二栋门下，准备找这里的居民代表杨元珍聊一聊。
五楼没有人。他看看手里的地址，没错，501室，办公室小程办事很认真，这个地址按说不会错。
他看看四周，502，503房门都紧闭着。封闭的单元结构，再不会像在大杂院那样，敲一个人的门，十个邻居都伸出头来。
他还是下了楼，先转转楼群环境也好。
一楼拐角处，一对年轻人匆匆走进楼来，他认得那男的是普店街的个体青年万家福，这个青年前不久，为环线捐了一万元。在个体协会的表彰会上，康克俭见过他。
“小万。”康克俭招呼他。
万家福一愣，抬头一看：“哟，康区长，您这是……？”
“没事。星期天，随便转转。”
“您屋里坐，我们家就住在这儿。”万家福热情地招呼康克俭。
“哦。杨元珍是不是在这里五楼。”
“对。您找她？”
“她家里好像没人。”
“嗨，别提了。这不，我和义兰刚从医院回来。”
康克俭这才注意到万家福身边站着个衣着艳丽的姑娘。
“康区长。”张义兰接口说，“杨大娘家一老一小全病了。我们刚送她去医院……咱们新居民区什么都好，就是医院太远。居民小区有卫生院的房子，怎么还不开张哪，看个病得上市里。这儿坐汽车又不方便，倒两次车，可把人折腾死了。区长，您区里也该管管……”她说话又脆又快，像连珠炮。
“义兰。”万家福打断她的话，“区长刚来，也不让区长进屋，站这儿就是一大串，你又不了解区里工作情况，什么事哪像你想的这么简单。”
“小万，让她讲吧。我正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呢。”康克俭笑着对张义兰说，“接着讲……”
张义兰反倒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砰！”一声地震般的声音，伴随着两个女人的叫骂声从楼上传来，喊声越来越大。
“义兰，怕又是二楼打起来了，你快去劝劝。”
义兰应声上楼。万家福转头解释道：“二楼一个单元分两家，厨房太小，东西摆不下，两家三天两头打架。”
康克俭没有说话。刚刚进新区一幢楼，就摸到三个问题，医院、交通和住房新的邻里矛盾。看来，他得尽快召集有关方面开个现场会。落实新区卫生院筹建搬迁之事，还有与市公用局联系开新汽车线站一系列的问题。
搬迁工作之后，紧接着是一系列的细致工作，他这个区长又有忙的了。
第十九章
整个二公司的奖金全部冻结。这对二公司承担的其他工程影响并不大，但对于刚刚开工不久的光明桥工程能否如期完工，构成了直接威胁。
道路改造工程总指挥，市政工程局局长曹永祥在光明桥工地找到杨建华。
“老队长的病情怎样？”
“挺严重，肾炎四个加号，住院了。”
“施工队工人的情绪呢？”“大家还不知道内情，以为奖金只是晚发些日子。”杨建华苦笑着回答。
“情况现在变得更严重了，你轰走了一个调查组，现在市里又派来一个检查团到指挥部监督工程开支。冻结了工程节余的全部资金。也就是说，从光明桥开工之日起，你们有可能再也拿不到奖金。”
“什么？”杨建华气得骂起来，“他妈的哪个老爷定的，哪个老爷来干，不然我照发不误！”
曹局长拍拍杨建华的肩膀：“年轻人，不要太气盛，这是市委书记亲自决定的。你一个公司经理顶不住，人家就是冲着你、我来的。”
杨建华知道是自己闯下来的祸。遇事太不冷静，有些话说过了头。可是，难道听任那些诬陷之词，自己就没有表示愤怒的权利吗？他弄不清是谁在整他，为什么要整他，单单一个严克强有这么大的神通？
“算了，您就撤了我的职吧，只要能给二公司解围。”
“当时如果撤了你，也许就不会再来个什么检查团。可是现在，”曹局长叹了口气，“就是撤了你的职，也撤不走他们。”
“那怎么办？”
“建华，只有把实情告诉工人。不要等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