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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义兰的话引起周围不少人翘首相望，陈宝柱伸长了脖子，活像只公鹅。
“行呀，你算抖起来了。”陈宝柱怪声怪气地说，听不出是挖苦还是羡慕。
“哟，他分房碍我什么事，那是市里给他娶媳妇的，市委高书记的千金小姐，还能住咱们这破街陋巷。”
一个巧妙的炫耀。张义兰非常善于用“贬”的言词，达到抬高自己身价的目的。虽然她清楚哥哥自私透顶，未必会给她沾什么光。有一次，她在马路上远远地看见哥哥和一位漂亮姑娘走在一起，她笑着迎上去，可义民却像见了瘟神似的拉着那位高家大小姐擦着她的身子疾步走过。那小姐准是奇怪了，走了十几米远还不停地回过头来看她。哥哥好像在解释着什么，结果那小姐甩手管自走了。她远远地看着，心里真解气。义民不给她“光”沾，她自己可会借“光”，虽然这“光”不太亮，但足以让普店街和副食品店的人眩目了。
“别糊弄人啦，你当小姑子的，准能捞上一套。家里有当官的，八竿子打不着的都沾光，还能少了你亲妹妹的？人家张嘴一句话，动笔一个条，十套八套的房子还不跟闹着玩似的？到时候可别忘了给咱哥们儿对付一套，一间也行。”
“去你的，谁是你哥们儿。”
“哟，兰妹子，这话可不对，咱俩好歹有点儿交情。”陈宝柱故意把“交”字咬得特别重。
张义兰刷地红了脸，好在水银灯下大伙的脸都给照得清一色的惨白，让人看不出来。这个浑小子才从监狱里放出来一年多，就又犯上野性了。她想走，又怕周围这帮小伙子觉察出什么味儿，只好装做什么也没听出来，撇撇嘴，不屑地说：
“谁想住那破地方？瞧那楼里出出进进的那帮子男男女女的那股子酸劲儿，让人看着就恶心。尽是些资本家，华侨什么的。人爬得高，摔得狠，我才不稀罕去凑那份热闹呢。”
“哼，要再来次‘文化大革命’，他妈的每家都够挨抄的。”陈宝柱的思维往往是由别人牵动的。
听了陈宝柱的话，万家福笑笑：“你小子还盼‘文化大革命’呢！”
他是大学生，而且是“文革”后的第一批，要不是犯了案，他早是个中学教师。知识这东西就像雕塑家手里的铲子，经它一修，连人的仪表、言谈、举止甚至性情都能变个模样。他小时候和陈宝柱一块儿混的时候，也是满嘴粗话、脏字，后来考上高中，他就渐渐变了，大学毕业后，他就像脱了胎换了骨。蹲了监狱都没还原本相。那地方的人整天一张口，就荤的、素的变着花样儿来，谁哪天不胡说几句就像短了点儿什么，憋得五脏六腑腾云驾雾。他也想变得合群点，合“身份”点儿，说他几句便宜便宜嘴，况且自己是犯了“花案”进来的。可他就是野不起来。为此他没少受犯人们的气，连跟班的衙役也变着法儿挑他毛病，给小鞋穿。在外面人们的眼里，他是个流氓、恶棍。可在流氓、恶棍中间，他又成了与那些人格格不入的、被戏弄的知识分子。
“‘文化大革命’在中国不会再搞了，至少这几代不会让悲剧重演。而且，现在改革改的虽然是经济体制，可在思想体制上也在挖掉封建主义的残余，这样就从根儿上消灭了‘文化大革命’再次发生的隐患。”
万家福平时说话就有这些字眼，今天张义兰坐在旁边，他越发选择一些书面语言，以区别自己与陈宝柱档次的不同。他不希望张义兰搬到那高楼里去住，倒不是嫉妒，而是怕她住高了会更看不起他这个低的。他悄悄看中了张义兰。当然，如果他没有那一次的失足，按他的审美要求，张义兰或许并不能打动他。可现在不同了，人随着自己地位的变化会不自觉地调整自己的需求度，然后自觉地按照现实的条件寻求自己能够得到的最高目标。于是，张义兰就成了他心目中的西施。他喜欢张义兰的性格，她能说、泼辣，这是搞买卖、弄企业的一个重要素质。他今后要想有发展总不能一个人折腾，必须有个助手。这个助手必需可靠，信得过，真效力，真豁命。最好不过是自己的老婆。开夫妻店，一配合就成了，少了不少的麻烦事。这样的老婆，张义兰再适合不过了。他几次想主动表示一下，又担心太唐突，惹了她，挨顿骂是小事，真凉了热乎气，可就全毁了。于是他采取稳妥战术，慢慢来，用文火炖，才熟得透。只要她一年之内没有选中其他的对象，只要她不离开普店街，他就有信心。
陈宝柱可顶看不上万家福酸文假醋的劲儿：“别一本正经的！”
“你懂什么，我说的是实话。”万家福仍然一本正经的样子，“中国能发生这个十年惨剧，就是因为少个资本主义阶段，我看，现在搞改革就是让资本主义因素多一点，封建主义少一点，怎么说，都是个进步。唉，你这样看我干什么？你呀，跟你说是对牛弹琴。”
陈宝柱不服气：“得了吧，资本主义谁不懂，美国、日本，对了，我想起来了，听说人家男男女女随便……”他看了一眼张义兰，把刚想出口的那几个字换了个词儿，“玩，谁也不管，是真的吧？资本主义太过瘾了。”他拍拍大腿，好像眼前就是资本主义似的。
“你这人，狗一样，人家家福谈的是理论，你一说就邪门了。”张义兰笑着骂陈宝柱，她其实对他的话并不那么反感，只是觉得他不该当着一个姑娘，肆无忌惮，信口开河。
陈宝柱只要一听到男女之间的事，浑身就来了精神，更别说张义兰是笑着骂他，就是在这当口骂他祖宗八辈全是婊子养的，他也能嘿嘿嘿的当伴奏听。
“听春生说，他饭店里的外国客人，一到晚上，那女的也不管认识不认识，也不管是不是一个国家的，就公开地钻到男人屋里去。”陈宝柱仍旧兴致勃勃。
“那当然，西方男的和女的睡不犯法，两个男的在一屋睡倒犯法。”万家福接口说，他看出张义兰也爱听。
“我才不信呢，外国女的就那么不要脸，主动送上门让男的占便宜？”张义兰忍不住激烈地反对。
“我信。”陈宝柱一挑大拇指，“外国的那些女人，哪像咱中国女的，一个个假模假式，其实哪个不想跟男的睡，不然他妈的，为嘛一个个都要结婚呢！兰妹子，你有种一辈子不结婚？”
“去你的！”张义兰红了脸，又气又恼地拍了陈宝柱一巴掌。
这一巴掌打得陈宝柱乐滋滋的。
“喂，家福，要是在国外，你这点事根本不算一回事吧？准还有更邪乎的。”一个小伙子问，他们的兴趣不在张义兰结婚不结婚上，而是希望能把话题进一步扩展开来。
陈宝柱一摆手：“不用说在国外，万大哥的事放在现在，毬毛大点的事。”
万家福不愿再说下去，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他刚才说那么两句，就是想让大家得出这么个结论。出狱后，他常有种压抑感，一个无形的包袱沉沉地压在他的头上。其实在普店街，他本来算是个守规矩的老实孩子，结果偏偏他栽了跟头。他要彻底改变人们头脑中对他的认识，甩掉那个包袱。反正大家对他的案情了解得不清楚，对法律也不太懂，他就是要造成一个舆论：玩玩一个女孩子，毬毛大点的事。
“小兰，”万家福把话题引入自己的轨道，“你说得有道理。爬得高，摔得重。我不是指你哥，我是说住高层楼太危险，谁能保证不突然又来次大地震，十七层，好家伙，真塌下来，上下一碾一压，人非成粉末不可。就算不整个塌下来，斜倒拍下来，也得摔瘪了。”
“你这人怎么这么缺德！招你惹你啦，这么狠地咒我们家。”张义兰小脸一绷，满脸冰碴子。
万家福没想到小兰的脸说变就变。他傻了眼，眼瞧着张义兰气哼哼地提起板凳，扭扭地走了。他沮丧地叹口气。陈宝柱却带头起哄，大笑一通。
一帮小子坐在一块儿谈天说地，骂娘斗气，本来挺热闹，不觉得少点什么。这时，来了个凑热闹的女的，一下子像油锅里放把葱花，话头话尾的味更足了，越说越带劲儿，带劲得忘了什么味。突然这女的一走，顿时大伙便会觉得谈兴全无。刚才还像炒爆豆似的劈啪劈啪的又快又响的话茬子，全都瘪了，蔫了，没了趣。
没了趣也不能立刻走，怕人说是跟女的走了。粗胳膊粗腿子的男子汉，不够意思。再说，还不到十点呢，大热的天，一点困意也没有，往哪儿去？回蒸笼里去睡觉？那还不跟上酷刑一个样。还是这儿呆着，到底还有点儿过堂风，再说便道、马路上横七竖八，星罗棋布，哪儿都坐着人，多热闹。哥儿几个便又开始拿对面那高层住宅楼出气。骂那高楼窗口闪出的灯光太刺眼，扰人心烦，骂古今中外当官的没好东西。又想起大地震最解气，来个九级，普店街的人顶多伤点皮，落身土，可住那楼上的，嘿，全他妈的稀巴烂。
“到那时候，我爬出来第一个往那楼里奔，外汇券，彩电，冰箱咱也享受享受。”陈宝柱狠到极处，一拍大腿，两眼发红，仿佛对面真的楼倒屋塌了。
“别在这儿做梦了。”猛然有人给了陈宝柱一脖溜，“回家看你妈去，这天多热呀，当儿子的不回家给妈擦擦洗洗的，倒跑到这来聊天。快，走！”
说话的是杨元珍大娘，大手大脚的六十多岁老人还精精神神的。这一巴掌真灵，陈宝柱立刻站起来了。
杨大娘在普店街可是个“官”。这么一大片房屋，几千号子居民，四分之一归她领导。从五三年开始，她就是街道代表。这么多年，从中央到市里的头头，换了不知多少届，但在普店街居委会里的人们心目中的头面人物始终是杨元珍。她孤儿寡母的在这儿住了多半辈子，谁家的忙她没帮过！人心换人心，要是杨家有什么为难事，比如杨大娘的独生子杨建华出差或工程忙回不了家，那么买煤，买过冬白菜这些个力气活儿，用不着打招呼，一帮子争着抢着全都帮着干。就连陈宝柱，万家福这帮二十七八的小子，也一个个都对杨大娘毕恭毕敬服服帖帖的。
“我正准备回家呢，不信您问问他们，是他们非拽着我讲改革。”陈宝柱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委屈相。
杨大娘拧拧陈宝柱的耳朵：“浑小子，你要会讲改革倒出息了。快回家去。” 陈宝柱悻悻地倒提着板凳往家走，别看大娘厉害，可她的话是为了他好，他虽浑心里还明白，不能不听。
“杨大娘，您在这儿坐会儿，这凉快。”一个小伙子讨好地说。
“不啦，我该回家去啦。”
“今晚怎么没见建华哥呢？”万家福问。
“他在屋里鼓捣东西呢。”
“这么热的天，不出来凉快，关在屋里鼓捣嘛东西呀？”张义兰不知什么时候又凑了过来。
“他多会儿闲得住？和春生两人瞎折腾呗。”杨元珍笑着说。
二
屋里真够热，电扇三档快速，使劲地吹，不顶事，只要电扇稍一摆头，身上的汗，刷地全冒出来。
杨建华和史春生两个人，一个铁活儿，一个木活儿一晚的工夫，拆了两辆旧自行车和一把破椅子，要装好一辆手推式轮椅。
手推轮椅的活是杨元珍派给儿子的，她是为了宝柱妈。宝柱妈半身不遂有五年了。
宝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