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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鸿唤从未见过书生气十足的柳若晨这样激动，这样跟他毫无顾忌，振振有词地讲话；也从没想到柳若晨居然这样把他看得清清楚楚，比他自己还清楚。他终日忙碌，沉浸在总体设计和宏伟蓝图的事业中，很少有暇想别的。柳若晨却一再地勾起他的这根柔肠。他突然对自己，对柳若晨产生了一种厌恶。
“现在是什么时候，两个市长在工地上谈这些。”阎鸿唤甩甩手。
柳若晨不再说话，他戴上眼镜，双手插进风衣口袋，朝着机器轰鸣，人声鼎沸的工地走去。
二
高伯年在医院住不下去了，医院像一道屏障，把他与外界、与他领导的城市隔绝起来，他发了脾气，医院党委研究，同意了他的出院要求。但要通知他时，他却“失踪”了。整个医院紧张了一个下午，直到傍晚，市委办公厅才通知他们，市委书记找到了。
高伯年是坐张义民的汽车离开医院的。
张义民的汇报，使他一分钟也不愿意再在医院呆下去。阎鸿唤只用了这么短的时间准备，就将如此庞大、艰巨的道路改造工程动了工。设计方案才通过五天，桩已经打上了。这纯粹是仓促上阵，况且东线拆迁还没完。现代化难道就是这么个干法儿吗？这叫逞能。过去他带兵打仗还要讲究个不打无准备之仗。现在修筑一条公路，建造现代化的立体交叉桥，更要准备周全，考虑好每一个细节。他越想越担忧，有一种要出大问题的预感，这使他下决心要干预一下，以防事态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给国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在他离开一线之前，不能允许这类事情发生。
然而，当他从市政工程设计院和道路工程指挥部出来后，他的决心动摇了。
简直不可思议。在阎鸿唤的指挥下，准备工作有条不紊，井然有序。而且，他接触的所有人，都与张义民不同，他们对工程抱着十足的信心，亢奋的热情。他没有表示任何反对意见，心里充满了矛盾。作为这座城市的老市长和现任市委书记，他当然希望在他任职期间，城市道路问题能解决，早在他当初就任副市长时，就产生过这种念头，然而，这念头在客观条件面前变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幻想。如今，阎鸿唤在把他当初的这种愿望付诸实践，他本来应该感到欣慰。然而，他的心情却并不欢畅，因为这一切并不是他努力的结果。他曾经抱着怀疑和否定的态度，反对过改造方案的实施。一旦道路改造工程真正胜利完工，那么，他扮演的角色实在不太光彩。他后悔自己当初表态太明朗了。
高伯年怀着这种矛盾的复杂心理，驱车来到市委大楼，他急切地要立即接触市委工作。
几位副书记已经下班回家了。只有市委秘书长和办公厅主任还在办公室里研究工作。
他们显然对市委书记的突然出现感到意外。
“高书记，您今天怎么就出院了，也没打个招呼？坐什么车来的？”
“心里长了翅膀，医院一天也呆不下去了。”高伯年开了个玩笑，坐到沙发上，“怎么，还在研究工作？”
秘书长面有难色地看了一眼办公厅主任，支吾着没有回答。
昨天，办公厅接到了一份来自云南边防前线的电报，高伯年的长子高原牺牲了。大家立即意识到这个噩耗对于一个正患心脏病的父亲意味着什么样的沉重打击。常委们研究，暂不告诉高伯年，只通知了沈萍。此刻，秘书长和厅主任就是刚从沈萍那里回来，正研究如何说服高伯年继续在医院住一段时间。高伯年却不期而至了。
高伯年对秘书长的神态感到恼火。他断定，现在市委的工作不向他请示，除了照顾他身体的原因外，一定还存在着其他因素。他老了，但并不服老，可别人一定从年龄上认为他老了，甚至有人会盼他老，希望他能腾出位子，好来坐他的这把交椅。特别这次自己病倒，人们也会认为这将加速他退居二线的速度。人心难测呀！他就任书记不久，就有些老同志向他反映，说市里一批老同志退下由一批新干部接任后，最初，他们对老同志还尊重，事事请教，毕恭毕敬。两年之后，他们在自己的职位上坐稳了，心理上适应了，自我感觉就与从前不一样了。他们开始完全按自己的意志办事，不再征求老同志的意见，甚至公开否定前任的许多所作所为。见到老同志，说话完全是一副平起平坐的口吻，有的更是摆出一副现任领导者的架势，居高临下地与老同志交谈。一位三十年代参加革命的老组织部长就曾找上门来骂娘，骂自己培养出一只狼。在市人大常委会上，一些老同志也一肚子牢骚，向他告新干部的状。高伯年当时一方面劝说老同志要心胸开阔，不仅要有退出舞台的勇气，而且要有甘为自己的徒弟当配角、跑龙套的气度。一方面他也找到一些新干部，批评他们对老同志不够尊重，但他鼓励他们丢掉老框框，放开手大胆工作。然而现在，他还没有退居二线，只不过刚刚病了一个多月，就已经体味到这个滋味了。他自己将来能有那种气度吗？“人一走，茶就凉”，如今，他觉得人未走，茶已经不热了。连秘书长和厅主任研究什么工作，都不肯痛痛快快向他汇报。
“道路改造工程上马了，这在市里是一件大事，市委常委会是否研究了怎样保障市政府这项任务的落实？”高伯年单刀直入。他猜测，阎鸿唤不会不在市委常委会研究，市委也会做出相应的决策。秘书长和厅主任现在研究的问题肯定与这项工程有关，否则不会这样难于启齿。
“在市委常委会上，阎市长就道路工程改造方案向市委常委会做了两次汇报。常委大多数赞同这个方案，但根据您的意见，市委没有形成文件，也未做什么决议。”秘书长答。
高伯年几乎是紧张地听完秘书长的汇报，他喘了口大气，思忖片刻，说：“道路改造工程，是市里一件大事。你们应该向我汇报，我当初的意见，只是个人的一些想法，主张把工作搞细，防止轻率从事。如果这些问题都注意到了，市委应该有一个积极的态度。明天，我上班，这一个多月耽误的时间和工作，我要补回来。有什么要报批的文件，你们准备好，交给我。”
高伯年站起身，准备离开。
“高书记……”秘书长突然拦住高伯年，“常委会根据您的病情，又研究了一次，决定……希望您最好再住一段时间，争取病情再稳定一些……”
“扯淡！”高伯年发火了，“我出院住院与常委会有什么关系？我是医生的病人，不是你们的病人，你们有什么权利做这种决定？我再说一遍，明天我要上班，主持市委工作！”
三
沈萍呆滞的目光望着手中的照片，高原朝她微笑着，模样英俊可亲，就像他父亲当年那样。
高原不是她的亲生儿子，但她爱他，以一个母亲的心。
她与高伯年结婚后，为了与孩子培养感情，她开始每天接孩子回家睡。一天早上，她觉得自己被窝里有只细嫩、光滑的小腿，她往上一摸，摸到了高原那胖胖的小身子，孩子钻到母亲被窝来了。她心里一阵喜悦，把他搂在怀里，亲吻那发着乳香气的小身躯，“儿子，”她小声说。从没生过孩子的她体味到了一个母亲的骨肉相濡的那份情感。孩子也许都有向妈妈撒娇的天性，三岁的小原原忘记了生母，很快喜欢自己漂亮的妈妈。他钻她的被窝，把小脚丫放到她肚子上；他把妈妈当大马骑；他摁着妈妈的鼻子当喇叭……原原和妈妈整晚都腻在一起。她爱这孩子，从不把原原和高伯年过去那个“黄脸婆”联系到一起。这么漂亮可爱的儿子就是自己的，他长得像父亲。
她生下高婕后，仍把高原当作自己的亲骨肉，她喜欢男孩子。父母之间发生争执时，高原总是站在母亲一边，悄悄地到她的房间宽慰她。小高原对于终日忙忙碌碌、一副严父模样的父亲，只有敬畏。高原上了小学、中学，学习成绩优秀，每次记分册拿回家来，第一个就要交给妈妈。
然而，动乱使他们母子关系破裂了。
一天，高原回到家，一脸阴云。
“你过来。”他直愣愣地冲她说。
她预感到有什么事情要发生，顺从地走到儿子房间，看着他把门砰的一声狠狠关上。
“我的亲妈妈在哪儿？”高原眼中有一股怒火。
“原原，你疯了！”她恐惧地望着他。
“我没疯，我想要被你逼走的亲妈妈。”
“你……你不要瞎说，你怎么……怎么知道的？”
“你到大街上去看看吧！大字报满街都是。你是哪年嫁给我父亲的？是你逼着我父亲和母亲离婚的。你……你这个资产阶级的臭小姐，恶毒的美女蛇！”
多少年过去了，高原最后那两句话她仍无法忘记，并且常常刺激她。她曾发誓绝不原谅他，因为她付出了那么多的爱，而他的回报却是诅咒和摧残。
高原参军了，临走时并没请求她的宽恕，甚至没有向她告别。只是近两年，他才在给家里的信尾上偶尔写上一句“问妈妈好”。她明白，裂痕出现了，就很难完全弥合。她对重新得到儿子的爱不抱任何希望。高原不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又何必去期望恢复那并无血缘关系的感情呢？她想忘掉他，想去恨他。但每当高原来信，不管信中提到还是没提到她，她都隐约感到一种刺痛，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小原原和她那份亲昵、甜蜜，浸透了幸福感的母子情。她无法否认她对高原的感情远远胜过对亲生儿子高地的感情。
她甚至厌恶这个小儿子。高地的存在时时勾起她对一段往事的记忆，他长得太像一个人了。
当沈萍无意中撞见丈夫和那个医生之间的丑事之后，她怒不可遏。尤其见到那个女人文雅、温顺的样子，无法抑制的妒火几乎使她丧失了理智，劈头盖脸地撕打那个向她跪下的女人，她觉得高伯年一定爱那个女人，一定反感她婚后变得越来越暴躁的性格。她要报复他。
报复的机会来了。她碰到一个中学同学王守义。王守义的父亲曾是沈萍父亲买卖行里的账房先生，而王守义则曾是沈萍的追求者。郊游，沈萍不慎鞋子掉下了山坡，同学们取笑，起哄，王守义爬下坡，替她取回鞋子。平日放学，只要天稍黑，或赶上风雨，他就在校门口等着她，一直把她送回家。但沈萍根本看不起他，唯唯诺诺，酸里酸气的，像个女人。她决心做个新女性，心目中设计出自己崇拜的英雄。这次见了面，才知道解放后王守义也进步了，在市委统战部里当了干部。
她把老同学领进了自己的房间。
与其说她在报复高伯年，不如说是在报复自己。在毫无情愫地出让了几次自己的身体以后，她后悔了。她开始厌恶王守义，也厌恶自己，觉得自己干了一件最荒唐的蠢事。
她不过是想借此发泄对丈夫的怨气，取得心理上的平衡，但后果却不堪想象。她怀孕了。这是她没有想到的，她绝不想和这个人结合出一个生命来。丈夫对不起她，但并没有给家庭带来麻烦，而她却将给这个家庭带来一个不属于这个家庭的成员。得知她怀孕的消息后，王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