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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元珍听出了张义兰的意思，看她发窘的样子，忙把荷包蛋盛给她：“义兰，来，吃个荷包蛋。”
“不了，我回去了，回头您告建华哥个信儿。”张义兰起身走了。
杨元珍觉着一阵心乱。真的要搬家了吗？这儿地方凹是凹，乱是乱，可住了三十来年，真要搬走了，也还舍不得。
搬到普店街来的时候，建华还走不稳路，杨德和抱着他，领着她走进这间平房。现在一晃建华的儿子都这么大了。
她忘不了那年的冬天，天格外地冷，公公背着筐去拾粪，婆婆背一口袋粮食去集上换鸡蛋。两个老的不准她动，马上要生孩子，怕她累出毛病来，她就腆着肚子坐在炕上搓麻绳。
村长等着两个县政府的干部进了门，一脸尴尬的笑，坐在炕沿上，你瞅瞅我，我瞅瞅你，又没了话儿。
“说吧，啥事？别看我怀着孩子，没事儿。”
那个干部吭吭唧唧说不出话来，老村长也只顾闷着头抽烟袋锅。
“出了啥事？你是个爽快人，咋这黏糊糊的？”她对村长说。
“伯年最近来信了不？”村长问。
“有几个月没接到信了，咋的，他出事了？”她慌了神，心格登一下跳到嗓子眼儿。
“没……没……他在城里当干部能有啥事儿。”村长低头抽着旱烟，对县干部说，“你说吧，她经得住事儿。”
县干部清清嗓子：“头一回跟你见面，但大妹子的名字在县里响着呢，全知道你是个英雄，为新中国挂过花，在村里处处带头，很坚强的。”
“同志，啥事你直说了吧，我全经得住。”
“伯年给县里来了信，想着和你办离婚，这不，组织上让我征求你个意见。”
她脑子里刚才转悠了几个个儿，男人病了？小原出事了？……独没想到他的嘴里说出的是这么一句话。
顿时，她只觉着天旋地转，悬着的心空了，变成啥也不知道的东西。
县里干部嘴还在说着什么，村长抽抽鼻子，抹把泪出了门。她直愣愣地坐着，啥也看不见，啥也听不着。
“……如果你没啥意见，同意了，就在上面摁个印儿。”
她看着前面一张印着字的纸，她知道那是离婚书。张柱家和她男人离婚，就用的这样一张纸。
就这么平白无故地和自己男人离了？她没有对不住他的地方，也不像张柱家的，男人是国民党特务，她嫌丢人，离婚是找婆家。自己的男人可是个硬邦邦的共产党员。
她天天盼胜利，盼解放，盼着和他团圆，胜利了，解放了，他又活着，她咋能和他离？
县里干部又说了一簸箩话，她一句听不进，就是摇着头不肯摁那印儿。县里干部走了。
那天晚上，她生了。孩子像是知道了她的苦楚，早了几天跟妈做伴来了。
月子里没人跟她提这事儿。公公婆婆整天价唉声叹气，家里能弄到的好东西，可着劲儿地给她吃。她吃不下，不想吃，冷的端走了，热的又端来，看得出婆婆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她。公公在院子里气哼哼地骂，骂野猫馋嘴忘恩负义，没良心，到处偷吃油腥；骂自己祖上没积德，养活出个牲口蛋子。她明白，公公这是在替她出气，骂自己的儿子，那个曾给全村带来荣耀的男人。
出了月子，她叫来村长，让他把县里干部找来摁手印儿。
“大妹子，你可要想好喽，摁了手印儿，后悔不得了。”村长提醒她。
“我想通了。他要离，你将就着，他心也早不跟你了，在一起过日子还有啥过头？咱是党员，还能学那些没出息的媳妇，死赖着人家？再说，他要离，有他的道理，他在城里当干部，咱在乡下种地，日子过不到一块儿。就是找去了，连个文化也没有，能帮他干点啥？他要是找上个能写会说的，不比我这个乡巴佬强？他有功，现在又管着大事儿，我不愿让他落个不好听的名声，我想，离就离吧！……”
她摁了手印。婆婆知道后，哭得一天吃不下一碗粥，死活不让她走。公公像头碾磨的驴，急得在屋当中打转转，这些年，多亏了这个媳妇伺候老人，家里地里一天忙到晚，还给高家生了两个儿子，这样的媳妇，哪找？让她走，天理不容呀。
县里考虑到她是老支前模范，村干部，也为着照顾她的生活和高伯年的名誉，很快就把她调到县妇联工作，刚安顿下来，杨德和就来了。
“嫂子，我知道信儿晚了，要不，咋也不能让他这样干。”
“别怪他，我自个儿同意的。”
“唉……”杨德和眼圈红红的。
“往后，你得替我照看我的小原，我不疑他爹对他不好，就是怕后娘不疼他。”想到儿子，她落了泪，不知儿子是跟着在城里当干部的爹好呢，还是跟娘在乡下过好。
“我接你进城住，找个事儿干，住着城里守着自己孩子就近了，想见了，就去一趟看看，以后，孩子大了，懂事了，不能不认自己的亲娘。”
她心动了，她想念儿子。而且，村里人总是为了安慰她，骂上几句高伯年，这让她受不了。索性离开这儿，离得远远的，让人忘了她，也忘了他。
她悄悄地随杨德和进了城。
乡下人不知她到哪儿去了，久而久之，果真不再提她。而她在普店街一住就是三十多年，住白了头发，住掉了牙，也对普店街这小屋、小院住出了感情。
杨元珍走进自己门口的小厨房。这厨房是老杨亲自推砖、和泥砌的。三十多年了，砖都糟了，顶上的木梁让长年的雨水淋得朽了。建华几次想翻盖，她总不让，还有老杨给买的那个腌菜坛子，宝贝似的放在柜顶上，怕让小蒙给打了。
到城里，一个乡下的妇女，抱着个连路都不会走的孩子，又没了经济来源。她隐匿下落走了，高伯年应给的钱也拿不到了。那段日子，全靠老杨接济。后来，他又帮她安排在小被服厂工作。生活上的难事，老杨全包了下来，修房，买煤，送粮，砌墙，……进了家就不歇手地干这干那。都姓杨，街坊四邻们都以为老杨是建华的亲舅舅。
“德和，你也应该成个家了，老这样照顾我们娘儿俩，耽误了你。”杨元珍心里不忍，瞅个机会就劝他。
“我成家干啥？现在国内敌情这么多，干我这行的，还是单身方便。再说，你这儿不也是个家嘛。”
她听了心里有点打鼓，又没敢往深里领会。
在老杨的安排下，她见过几次大儿子小原，远远地，悄悄地，像做贼一样。每次从小原的幼儿园门口回到家，她就一阵阵心疼。
“去见见老高，让他以后安排个时间，你们娘儿俩好好见个面。”杨德和劝她。
她摇摇头，她想儿子却不愿见到儿子的父亲，离了婚，再见面就没啥意思了。见面让他为难，儿子如今认了别人为娘，再见到她，儿子小小的心里会怎么想？
她一个人默默咽下这口苦水。
年三十，她备了一桌酒菜，杨德和坐下，一杯接着一杯，闷着头不住地喝。
她把住他的酒杯，不让他喝了。他是公安分局局长，贪杯是要误事儿的。平时，他顶多喝一杯，今儿虽说是年根儿下，也不能这样可劲儿地喝呀。
“没，没事儿……在部队时一斤酒也喝过，不该干公安，好多年不敢痛快地喝……个够。”他还是把一杯酒灌进了肚子。
“你今天咋了，像是心里有事儿？”她问。
“大姐……”杨德和其实大她一岁，因为高伯年的缘故，一直称她“嫂子”，后来，嫂子无从叫起了，进城后，便改称“大姐”，“你说心里话，是不是我接你来，反倒叫你心里更难受？”他眼里似乎有许多血丝。
“哪儿的话？你还不是为我们娘俩好。”她心里发酸，泪水涌上了眼眶。
“可你过的这叫啥日子，离他倒是近了，可又不是自己男人。还不如留在老家，心慢慢静了，日子还可以重新开始。”
她低下头，悄悄抹了抹泪。
“大姐……我们再改改称呼吧，我和你一起过。”杨德和突然站起身，紧紧攥住她的手。
“不，不行……”她惊恐得下意识地挣脱了手，“他大舅，这万万使不得。”
一时屋里显得好冷，她觉得上下牙都在不停地打颤。她愣了好一会儿，便转身给歪在被垛上睡着了的小华脱衣盖被。
“大姐，你觉着我这个人不好，有歹心，是吧？”杨德和抽了一堆烟灰后，闷声说。
“不，你的心我看得真真的，我一辈子感激你。”
“那我刚才的话，又咋不行？”
“他舅，你知道我的心思，又不知道我的心思。我不再嫁人了。过去，我老嘀咕你不成家是为了我们娘儿俩，我怕就怕这个，怕你糊涂。今天咱就把话说明了吧。他高伯年不认我，我认他，这辈子是他的人。再说，我是个乡下妇女，城里有的是会说会写，长得又俊的闺女，你也该找个像模像样儿的。”
杨德和霍地站起身：“说心里话，我羡慕过我们高营长。自打那次见到你，看到一个女人敢去抱敌人机枪，负那么重的伤，爬五十里路去找自个儿的丈夫。我就佩服你，认准你是世上最好的女人。我也想找一个，又哪儿去找，城里这些酸文假醋的女人，我一个也看不上！”
他穿衣戴帽走到门口，又转回身：“大姐，刚才算我说的混话，就算没说，以后我们还照过去的关系处。”
下个星期天，他又来了，没事人一样，笑呵呵地抱住小华，用胡子扎他的脸。
可杨德和始终不成家。
一九五六年，杨德和突然病倒了，躺在病床上，不住地咳血，医生说，是肺结核晚期。
杨元珍的心一下子揪紧了，她知道这是啥病。
她每天到医院去守着他，伺候他。杨德和对她一生有报不完的恩。她这条命是他给的。还有进城后的一切全靠他支撑着。她觉得对不住他。他给了她这么多，但他又从她这儿得到了啥？啥也没有。一个人活了一辈子，就这么一个人走了吗？
“我接你到家去住吧。”她对他说。
他摇摇头：“这病还是死在医院吧，到哪去也是腻歪人的。”
“不怕。”她轻声说，“住到家里，你想干啥都依你。”她抓住他干枯的手，泪水滴在那手上。
杨德和睁大眼睛，用灼热的目光久久地望着她。
“有你这句话，我啥也不需要了。今后，你自个儿带着孩子更难了，我关照了区里，尽量照顾你。遇事依靠党和政府，也可以去找老高。……大姐，我佩服你，你对得起老高，我从参加革命的第一天起就跟着老高干，闭眼的时候，总算没有做过对不起他的事。”
杨德和去世了。
建华长大了。他依稀记得小时候，生活中曾有一个用胡子扎他的脸、很威风的、当公安局长的舅舅。可他不知道，这是一个怎样不寻常的舅舅。
杨元珍呆呆地站在小厨房里，看着那一砖一木。住进楼房，这厨房就得拆了，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