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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二十一，回家把高伯年劈头盖脸地数落一顿，说他是个“没人情味的大傻瓜”。沈萍一个电话打给机关事务管理局的范局长，几天之后，全套最新家用电器进了高宅，全是出厂价。谁知，高伯年第二个月的工资一分也没拿回家，秘书说，高书记指示用工资把电器的市场差价补上。沈萍气坏了，可又不能动手打。现在，老头儿的身体比不上从前，毛病越来越多，打坏了，损失无法弥补。像这一类的事多的是。二儿子高地想办法出国留学，他不管；沈萍不愿在医院里当书记，想调到卫生局坐机关，他不管；女儿高婕出了这么个事儿，他还是不管；沈萍怎不恼火。
沈萍降服高伯年有绝招儿。吵吵不过是常规武器，绝非高伯年打不过她，他在战场上一刀能把敌人砍成两段，晚上，在床上他能弄得她喘不过气来。凭着这股子力气，别说她只小他八岁，就是再年轻十八岁也敌不过他。也不全是他顾面子。其实他败给沈萍，是有意让她，因为她掌握高伯年那次“过失”的秘密，同时也掌握高伯年处处要维护自己正人君子形象的心理。
其实，沈萍是不会把秘密公开的，损害了丈夫的形象也就等于损害了她自己的形象。她不过是拿这个秘密武器作为要挟。高伯年竟不掌握妻子的这种心理，连反击一次的勇气都没有。
高伯年的退让也是有限度的，他从不放弃原则。他可以忍气吞声，不争不辩，心里却总有个定盘星。沈萍深知他这一点，所以凡事也从不硬逼他；一旦她的“秘密武器”失了灵，她也就黔驴技穷，一点威力都没有了。
“你到底听见没有？”沈萍见他不说话，又动了气。
“这孩子太气人。”高伯年憋出一句话。
“你不气人？孩子随你，子不教，父之过，谁让她有你这么个爸爸。”
高伯年瘪了壳：“好了，好了，回头我找义民谈谈。”
沈萍这才松了口气，一点支撑力没有地倒在长沙发上：“这个家呀，真让我操心透了，整整的一夜没合眼。”
“你呀，满脑子都是家里的私事，一点党的事业心都没有，心胸狭窄，你睡不着觉，别说一夜，就是一个月，也毫无价值。”
“那么你呢？孩子出了事，不是你的事？”沈萍不服气地嘟囔着。
高伯年这才感到自己昏头涨脑，嘴唇和手指也有些发麻，肯定是失眠引起了血压高，他得赶快去补一觉。
他缓步走出客厅。
三
一辆“皇冠”牌豪华轿车，在公路上急驰。早晨五点半发车，只用了十分钟，汽车就开出市区，驶上通往北京的公路。按正常时速计算，阎鸿唤可以六点半出发，但问题在于市里交通拥挤，晚出发一小时，赶上“高峰”，也许会耽搁一个半小时。现在看来，中午前可以赶到北京，先去看看老首长徐克，三点半到中南海见总理，时间安排得很从容。
“十一点钟能进北京市里吧？”阎鸿唤问司机。
“没问题。”司机瞄了一下车上的表，知道市长又有意要他提前一点，他把油门踩到底，汽车飞一样地驰去。 阎鸿唤放松一下，头靠在座背上。他们都互相摸透了脾气，司机知道市长一坐上车，就恨不得车飞起来，他问十一点能进北京吗，就是告诉他，十一点前必须到北京。
没有人会想到，这次总理接见，是阎鸿唤自己写信要求的，他也没有想到，总理这么快就和他约定了汇报时间。中国老百姓现在仍普遍认为当今政治、实权还要靠“根子”。即使在市领导层中间，“背景”的能量也是相当大的。他没有根子。要说有，那就算是徐克和高伯年，他是六十年代初市里树起的劳动模范，当时，徐克和高伯年接见了他。现在徐克退居二线到了中顾委，但和他这个市长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高伯年是现任市委书记，从职务上，党政两巨头属平级，但高伯年自恃是阎鸿唤的老领导，是他一手提拔的，所以常常不自觉地包办市政府的工作。阎鸿唤越来越感到这个“根子”对他简直就是一根“绳子”，束手束脚，捆得你挥不出拳头，迈不开腿。他建电厂工程中就被高伯年无休止的干预弄得哭笑不得。其实按阎鸿唤的计划办，电厂一年就能完工。现在花了两年的时间，高伯年还认为既快又省。理没法再说清了，真理失去了检验的机会，谁会承认这个真理存在过呢？现在，一个宏大的市政整体规划出台了。第一步改造工程就要上马，他不能再像电厂工程那样窝窝囊囊地干。他这个人不习惯按常规惯例去思维，他习惯创造奇迹，习惯干别人办不到的事情，这或许是他天生的性格。他当过工人、车间主任，当过公司经理，当过工业局的局长；在每一个台阶上，他都创造过奇迹。如今，他要让他的城市以最快的速度，变成最现代化的大城市，在世界建设史册上留下这座城市的名字。这种在别人看来近乎狂妄的设想，在他到任的第一天起就萌发了。
三年前，他刚刚当了一个星期的市长。
摆在他面前，有三份材料。
一份国务院文件，对外开放的城市名单中，没有他们城市，理由很简单：城市环境脏、乱、差。
市经贸委的一份报告，仅有的两项议项合资项目，经外商来市实地考察后，均因环境问题，解除先约，拒绝投资。
“大参考”转登一条消息，某国际卫生组织来华考察，认为这座城市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一块地方”。
这一切都是地震造成的。
唐山大地震的余波，波及了半个华北，震毁了这座城市二十万平方米的房屋。大地震使简陋的防震棚，简易的临建房，星罗棋布于全市各个角落。市政规划部门控制失灵，房管部门无能为力，一切任其发展，听其自然。
马寅初先生预言和企图节制的“过剩人口”、“危机”性生命成熟了，到了结婚，继续繁殖新的“过剩”和下一代“危机”的时候。结婚和养育需要房子，可房子并不过剩，只有危机，人口急骤增长的速度与住宅建设速度在比例上大大失调。一男一女合在一起能生出一个孩子，但绝生不出一间房子。儿媳妇不愿与公公睡在只隔道布帘的屋子里，怎么办？于是乘乱，以盖防震棚的名义在马路边盖间房。地震是不是一两年就消失，谁也不敢打这个保票。这房子兴许就一年一年住下去了。盖起来，结了婚，以后怎么办？人们想也不想，眼下有地方住就行。于是，本来就拥挤的城市，窄小的街道，就变得更加拥挤、窄小，越发脏和乱。
一位副总理来视察，拨了一个亿，钱花了一半儿，临建棚却只增不减。
阎鸿唤一上任，那位副总理就批回市里一份报告。批示上明令要求，一年内彻底清除市内临建房屋！不然将改组市领导班子。这份带着批示的报告，高伯年转批给了阎鸿唤。新上任的市长一手拿着“通牒”，一手拿着那一个亿的另一半儿。
也许还嫌给新市长的压力不足，一场无房者联合静坐示威爆发了，真是天上地下一起加压。
三百多名无房者包围了市政府大楼。
他们之中，有年逾七旬的老人，有怀抱婴儿的青年男女，有从老山前线回来的、被炸断了双腿的残废军人……他们坐在楼前的台阶上，密密麻麻，堵塞了出入的汽车道，示威者没有呼口号，只是沉默地坐着，胸前或手上挂着或举着牌子，记述着无房者再也无法忍受下去的悲哀。
阎鸿唤并没在市政府大楼，他正在财政局听汇报，接到电话，他立即赶回市政府。
盛夏，三十八度的北方夏季高温，人们坐在滚烫的地面上，静坐示威，有人晕倒了，一个，两个，三个……
秘书长建议，通知公安局和武警部队协助劝解，必要时强制架走。
新任市长摆摆手，登上市政府的高台阶，站在门前那只雄狮的头上，望着人们。
他觉得，黎民百姓是冲着他阎鸿唤来的。人们忍受不住了。老少三代，七八口人挤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里，十多万人就住在马路两旁用苇席和薄泥盖成的临建棚里。这些闹事者，并非无法无天，大多数恰恰是胆小怕事的规矩人。他们没有房住，新近各区、局用抗震救灾款盖起的一幢幢新楼，但多数用作某些人的“锦上添花”，有的人甚至为四岁的孙子留了一套将来结婚的住房。而他们却仍像沙丁鱼一样挤在自己的小闷罐中。
一年、两年、三年……也有的人等了十年、二十年。
数字最能说明一切，使任何能言善辩的诡辩家在它的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
三十五年，全市大中小型企业由一百多个，发展为一千五百多个，增加了七倍。
三十五年，全市人口由七十万增至五百万，增加七倍。三十五年，住宅建筑面积只增加了原建筑面积的三分之一，人均住房面积仅二点三平方米。
还说什么？！
新市长上任了，群众自愿集合，无声请愿。
阎鸿唤十分激动，群众无声的抗议在他眼中比巨大的声浪更让他难忍。这些人的脸虽然是陌生的，但他熟悉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品格，因为他就来自他们之中。
他开口说话了。带着浓重的地方口音。他没用话筒但声音足以震撼所有在场的人。他喊出了四百五十万平方米。只有这个数字才能拆除这座城市的全部临建，才能基本缓解群众住房紧张的局面。时间只是一年，一年的时间盖出三十五年房屋建筑的总和。
示威者带着怀疑，抱着希望，散去了。四百五十万这个数字像电波一样散到全市四百万人的心里。群众将信将疑。
血气方刚，不知深浅的阎市长，开头就捅了这么个大娄子，在他第一次有资格参加的市委常委会上，他受到领导经验丰富的老同志们一顿好“撸”。
“没有经过市委研究，人大会议讨论，个人怎么就能许愿，你知道这样做，给市委、市政府的工作带来多大的被动？！”高伯年首先发难。
“四百五十万平方米意味着什么？你根本不懂得建筑，这不是搭积木，也不是种庄稼，这是盖高楼。一个亿的资金！钱呢？”
“这么大片的居民区，规划、征地、施工、配套工程……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时间……”
………
一切发言的中心论点，是阎鸿唤擅自说出了一句不负责的空话，给市委的工作造成不可挽回的被动局面，而这种被动，将孕育和导致一场更大的危机。
新市长的威信，没有从零点起步上升，而是一下子跌至负数。这么好激动的人能不能当好市长，领导这么一座大城市，可靠系数有多少？在市领导决策层里，阎鸿唤被不满的舆论和怀疑的情绪淹没了。
阎鸿唤要的似乎就是这个效果。否则这些人就不能从反证中懂得现代化建设的速度和潜力，就不会留心领教现代管理的手段和领导艺术，就不知道时间的价值和含义，也就无心去创造奇迹。
“既然不可挽回，就只好背水一战。因为已经形成被动，只好被逼着动，为了避免导致危机，我们只有抓住战机。这句话是我说出来的，就由我全权负责把话落实。”
阎鸿唤待会议上劈头盖脑的大浪过去之后，把头浮出水面，轻松地回答。
这一仗，阎鸿唤胜了。
五百五十万平方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