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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若晨不再做声，人微言轻。现在他说什么她也不会听进去的。她太固执了，她要爱一个人，就爱得根深蒂固；她要轻视一个人，也同样难以扭转。有时他觉得她不是个女人，而是一个男人，比男人还刚烈。
“还有什么事吗？”他问。
“我想你的辞职是有道理的，但能不能放到道路改造工程完工之后，他现在需要干部，需要支持。”
柳若晨迟疑了一下，没说什么，骑上车走了。
徐力里目送自行车消逝在夜幕中。她结束了一段生活，这段生活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匆匆一晃五年，惟独这最后一晚上所留下的却比整段生活的全部内容还多。她走回自己的房间，关上门，倚在门上。这样地把他送走了，她的话说得太绝对了。她不需要他，那么他不会再来了。除非到她死后，他才会再来，戴着黑纱，把她的骨灰放进公墓的木格子里，善始善终地结束他做丈夫的义务。他为什么要保留这种义务？他为什么那么激动？今天晚上，她仿佛看到了这个朝夕相处淡漠、木讷的人的另一面，原来他还那么易于冲动，还有那么丰富的情感和打算。他保留这个义务，难道是他对自己产生了……不，不，什么原因也没有，不过是尽善尽美，善始善终，仅仅如此。她送走他是对的。她难道还幻想在死神笼罩着自己头上的时候，会有爱神降临？不，她早已过了幻想的年龄，她的爱早已成为一根单向漂浮的线。
她定定神，走回写字台来。坐在椅子上，最近她常感到自己精疲力竭，浑身每一个部件都像是锈死了，活动一下就会散了架。自己这盏灯已经没有多少油了，必须抓紧时间。她振作了一下，拿起那大卷图纸。她抽出一张打开，用镇纸压好，展露出来一张立体交叉桥的设计图。
这是她用了半个月时间精心设计的。听到市政府计划修筑现代化道路的消息后，她就一直在收集资料，潜心思考桥的设计。现代化道路离不开立体交叉桥。她设想了十几种方案，这张就是她最满意的。
她不希望任何人再来打扰她。她需要和死亡抢时间，在有限的日子里，为这座城市，设计一座世界第一流的立体交叉桥。
这不仅是出自对阎鸿唤的感情，更主要是出自一个市政工程总工程师的责任。
她为自己能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能和他并肩奋斗，为完成一件共同的事业而感到幸福和满足。
她没有想到柳若晨居然能够理解她内心深处的这种感情。
二
阎鸿唤起了个大早，和秘书乘车来到北郊区委大会议室里等候。八点钟，他要在这里召开工作会议，各区局的一二把手都要参加，具体布置道路改造工程任务。通知是昨天发出去的，特别注明“务请准时出席”。
这些日子，他明显瘦了，颧骨突出来，额头上的皱纹也变得更深更密。高伯年突然病倒了，不能主持市委工作，给阎鸿唤创造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市委常委会没有讨论道路改造工程的方案。这无疑是给他开具了一张放行证，然而也是一条截在身后的江河，他要在高伯年出院前，把道路改造方案变成无法更改的既定事实。当一个市长难，当一个有作为的市长更难。一任新市长，应该预示着一个城市有一个大的跨步。
一位副市长曾建议他是否缓一两年再去跨这一步，理由是时机不够成熟。
一两年？用这座城市的历史来衡量不算长，用人类历史的长河来计算更是一瞬间。但在世界城市飞速发展的当今时代，一两年，会给一座城市的人民造成隔世之感。道路问题不解决，堆积的问题更多，改造工程的难度更大，与发达国家，现代城市的距离更远。城市发展速度只有相对更缓慢。为什么要等？为什么在等了二三十年之后还要再等这一两年？
他是这座城市的第五任市长。他是幸运的，他的时代是中国实行经济政策的时代，市长的责任十分明确，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城市发展，这是他比前三任市长更有所作为的有利条件和客观环境。但他面临的新问题，却是他的前任们所预想不到的。
他的事业需要一种气势，一种一声令下，万马齐奔，全军队伍整齐开步前进的局面。但他面临的却是一盘散沙。十年浩劫后的中国，人们由绝对崇拜，到谁也不相信；由意志高度统一，到捏不起个儿的散沙一盘。一个青年在座谈会上对他说：“中国人失去了心目中的权威，失去了神圣感，是种进步的表现。”他不否认这种失去，中国人经历了已经成为历史的空前迷信和一场历史上空前的思想解放，绝对权威不会再出现了。但一个民族失去热情、失去整体感，一个国家失去集中、失去整体的神圣感，绝不能认为是一件好事情。他认为目前的关键不是应不应该形成权威，而是怎样去形成权威，形成一种什么样的权威。
人民厌恶专制，但需要能代表他们利益的领导者，需要通过他们的威望去把群众的意志集中到统一的行动中去。
“看一看世界上发达的国家和强盛的民族，哪一个不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和一个坚强的民族之魂？”他大声地对那个青年说。
阎鸿唤不是思想家、理论家，他不能有效地说服当代思想活跃的青年。但他不完全赞同他们的观点。市长不能在那里空泛地议论，他必须站在现实的土地上。他清楚，威望是事业成功的前提，而这绝不是凭权力可以获得的，这需要靠为民办实事，为民造福去赢得。这些年，党的威信，在人民心中低了，要恢复也要靠一点一滴的实际工作，让人民信服。
但是，即使是造福的举动，在开始时也未必被群众所理解，因为它需要破坏旧的，建立新的。一座旧宅，顶上换瓦，房主人会心满意足，而推倒这座旧房子，主人是要发牢骚、骂大街的。
今天的会，他就是要向各区局的领导讲清这个问题，并通过他们向市民讲清意义。把全市的民心团结在一起，在市区的边缘地带修筑一条长五十公里宽六十米的环形道路算不上奇迹，在环线上架起几座立交桥也算不上奇迹。然而要用九个月时间完成这条路；用六十天时间架起这些桥；用十天时间完成沿线二十万平方米的拆迁任务，这不能不称做奇迹，就是在世界上也没有哪位市长敢于做出这种大胆的设想。
然而，阎鸿唤却迫不得已地做出这种计划。
要彻底缓解市内交通紧张的局面，就必须修这么长这么宽的路，架这么多的桥。要想这次施工不影响市民的正常生活、生产，时间不能超出九个月，否则城市就会出现混乱。全线工程必须保证九个月完成。九月动工，明年“五一”告捷。这是阎鸿唤为了取得尚方宝剑，而向国务院领导同志立下的军令状。
阎鸿唤说话，从来是句句掷地有声，落地开花的，然而困难能把别人难倒，对阎鸿唤也不会宽容。他之所以自信，敢于挑战，是他相信他的干部，相信他的人民，也相信自己的智慧和才能，他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
他看看表，已经八点钟，但会议室只来了北郊区区长和紧靠着北郊区的北安区区长，其他区局长都没来。
“阎市长。”北郊区区长指指表，“看来，中午得准备工作饭了吧？”
阎鸿唤哈哈一笑：“何止一顿工作饭，晚上还有一顿。”
一辆“尼桑”轿车，随着潮水般的自行车队伍，缓慢地在街上行驶。司机开不动车，便不停地摁动喇叭。起初，汽车还能像一艘游艇劈开前面的人流前进，慢慢地，喇叭的声音不再起作用，“游艇”也搁浅了。
柳若晨坐在车上，不时地看看手腕上的表。七点五十二分，距开会的时间还有八分钟，但离开会的地点，至少还有十五里路的距离。他不免心急起来。与阎鸿唤共事三年，深知他的脾气，开会误点，无论是谁，阎鸿唤都不会留情面的。作为一个副市长带头迟到，影响太坏了。
“能不能选择其他的路绕一下？”柳若晨问司机。
“上班时间，哪都一样，这条道还稍宽些，还可以和自行车挤一挤。”司机回答。
柳若晨不再说什么，他相信司机的经验，只好听任汽车与自行车同速向前慢慢地挪动。他暗自埋怨自己太大意，应该早些动身，使时间留有余地。他天天上班，东市区早晨的交通拥挤状况，他是清楚的，应该想到全市的早晨到处都一样。再说自己昨夜不该从徐力里那儿出来又去阎鸿唤那里，结果为徐力里的事谈得很不愉快，害得自己一夜都没睡好。
与此同时，东市区区长康克俭的汽车也在马路上慢慢地向前蹭。
汽车突然停住了，他发现车前是密密麻麻的人群，离路口还有百米多的距离，不会这么早就受到红灯的拦阻吧？
“怎么回事？”他问。
“我去看看。”司机跳下汽车。
很快司机又重新坐上车，神情紧张，打着火，挂挡向后倒去。喇叭一声接一声，震耳欲聋，后面蜂拥而至的自行车纷纷闪出一条仅够汽车宽度的窄道。
“小心。”康克俭一边紧张地看着后车窗，一边提醒司机。司机以高超的驾驶技术，向后直倒。
有人开始砸汽车门，也有人用手指指点点地骂。有骂汽车险些碰到他们的腿，撞了他们的车的；有骂司机“缺德”，诅咒司机进班房的；还有人在骂他，“什么狗屁大的官，就横冲直撞。”
坐着上海牌汽车，已经标明他不是什么显赫人物，车窗里能瞧见的他，又太不像个“官”，个不高，体不胖，顶不谢，鬓不斑，人也不过四十岁出点头，没有一点可让人敬畏的模样。
汽车终于突围出来了，司机来了个漂亮的调头，拐进一条比胡同宽不了多少的小道。康克俭发现自己和司机都已经大汗淋漓了。
“前面出事了？”康克俭这时才敢问司机。
“堵了，十几辆卡车卡在那儿，四面又围上了几千辆自行车，咱要不早退出来，堵里头，两个小时也疏通不开。”
康克俭不禁吁了一口大气，真要卡在里面，迟到两个小时，市长非抓他个典型不可。他只想当个出色的区长，去打先锋旗，绝不想在任何方面落后。
柳若晨的车还在路上蜗牛般地爬行。昨天晚上应该问问阎鸿唤，为什么偏偏选择北郊区这个离市区最远的地方开会？他想。阎鸿唤不是最强调时间的价值吗？在这么远的地方开会，把时间都白白浪费在路上了。他昨天没有想到，阎鸿唤也没有说明。他脑子里被徐力里的病和自己的辞呈塞满了，而阎鸿唤悠悠自得，仿佛忘了今天的会。
“一定睡不着觉才来找我的吧？来，咱俩摆盘棋。”
“哪有那份闲心，想找你谈谈。”
“噢？公的，私的，公私合营的？”
“全有。”
“我们先谈公的。”
柳若晨扶扶眼镜，觉得从公事谈起也好，先创造个气氛。
“你对九个月全线完工，究竟有多少把握？”他问。
“十成。”阎鸿唤回答十分肯定，“在农村，农民盖间房还懂得土木不可擅动，备齐料，才敢破土。更何况我们给城市动个大手术呢，差一成也不能轻举妄动。”
阎鸿唤手一挥，一副信心十足的样子。
“你的准备在哪儿？”
阎鸿唤笑了：“整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