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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个呢，如果活着也是近六十的人了。离婚后不久，父母相继病故，他请假回村里奔丧，才知道她早就带着个刚满月的孩子走了。走到哪里去了？没人知道。他没有理由去打听她的去处和选择，他感到深深的内疚，因为他竟然对自己又一次做了父亲而浑然不知。一个女人心中装着一张离婚判决书去分娩，那多痛苦。还有那个儿子，落地的第一声啼哭，竟是为着与自己生父的离别。高原要求他找到自己的生母，要一张生母的照片，他又到哪里去找？
当然他愧对的不仅仅是她，还有另外一个女人。机关保健室的医生。人很年轻。五七年她与右派丈夫离了婚，一个人生活很苦闷。于是她给副市长检查身体时，有时也顺便述说一下自己的孤独。当时，他正被沈萍的吵闹弄得万般无奈，不知是出自对沈萍的报复，还是为了弥补感情生活的空虚，一天，他突然握住了女医生的手。那女人分明对他的举动感到惊慌，眼神像一只被惊吓的小鹿，但她顺从了。也许依从仅仅是为了换取一种政治上和精神上的庇护。她怀了孕，自己悄悄打掉了，他们并没因此而止步，直至有一天被破门而入的沈萍捉住。沈萍不依不饶，大吵大闹，而高伯年和女医生都惧怕丑事张扬，便答应沈萍，两人永远分开。半年后，女医生报名支援了西藏，从此再没见面，甚至没通过一封信。
这些回忆对他是痛苦的，是不能公开、又无法解除的痛苦。除了沈萍在吵架时向他亮一下这张王牌，没有任何人知道，他无法向别人去诉说，求得理解。能理解的只有他自己。他认为自己不是陈世美，道德也不败坏，他的一切过失无非来自一种需要。自己本质是无产阶级的，但对这需要是属于哪个阶级世界观的范畴，他又感到迷惑，或者说他有意迷惑自己的思维方向盘。但有一点，他是明确的，他的过失与女儿高婕的那种毫不负责的性解放有着原则的区别，与糟蹋他女儿的那个畜生的行为完全是两回事。他起码还知道自己的行为不体面，知道要对组织负责不敢放纵。而现在的青年人受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浸染，毫不知耻地去搞什么“性拍卖”，而被拍卖掉的行列中就有自己的女儿。尽管张义民能原谅高婕，但作为父亲，每当他想起这件事，总是忿忿然，怒不可遏。如果他只有儿子，只有上前线的高原，读研究生的高地，他会轻松得多。偏偏就这么一个女儿，让他操心、担心、痛心。
“高书记，外边市政府的张处长要求见您。”那个新来的小护士又进来说。
“让他进来吧。”他坐到沙发上。
张义民每天必来，像他过去每天到高家去一样，而且每次来都要带些适合高伯年口味的食品来，饺子啦、枣发糕啦，有一次他居然带了一饭盒城市中罕见的荞麦，叫高伯年胃口大开，他已经多少年没吃过家乡的了。张义民像钻到了他的心里，对他的好恶一清二楚。高伯年是清廉的“官儿”，平时在机关连一张电影票都决不沾公家的光，更反感一些人请客送礼的坏作风。但对张义民，他一点不反感，这孩子细心，贴心。政治上他越来越感到张义民是自己最可靠的干部，生活上，张义民是最知冷知热懂事儿的孩子。他这次病，大儿子不在身边，二儿子忙着搞一个什么论文只来看他一次，女儿更好，来都没来，只打了个电话。惟独这位未来的女婿，天天看他，这多少使他感到欣慰。
“您今天感觉怎么样？”张义民在高伯年旁边的沙发上坐下，从提包里拿出一个大口保温瓶；一个小饭盒。
“还是那个样子，今天你又给我带来了什么消息？”高伯年马上就问到他最关切的问题。
张义民当然知道高伯年的“消息”是指的什么。“政府常务会把方案定下来了，普店街列进去了，环线从普店街中间插过……”他止住话题，打开保温瓶。
高伯年未置可否地听着，接过张义民递给他的勺子和冒着热气的菜粥，这是一种青菜、玉米面和碎面条煮成的咸粥，最合他意的。他吸了一口粥，才问道：“普店街的居民怎么样？”
“计划搬迁到幸福里居民住宅区。”
“噢。”高伯年答应着，便不再说话，一口接一口地喝粥。当着张义民的面他不想多评论。关于道路工程改造方案，他不表示任何态度。不参与是一种确定的态度，想了解其中的情况，又是一种心情。矛盾吗？世上万物都是统一的矛盾体。
“政府常务会上，确定由我协助柳副市长负责整个工程沿线的搬迁工作，您看……”
“你自己怎么表的态？”
“我不能不领命。”
高伯年又埋头喝粥，他思忖了两个来回，道路工程改造中，搬迁是一大难关，阎鸿唤派张义民去干，是什么意思？
“您若是不同意，我就……”张义民观察着高伯年的脸色。
“不，已经答应的事不要反悔。义民，你记住我这句话，一个党员，一个国家干部，特别是像你这样的青年干部，特别要注意听从上级的安排，干工作不要带个人好恶。你了解我对方案的一些意见，这些意见只供你干工作时去思考，而不能成为你倾向性的感情。既然市长让你去担负这项工作，就说明上级需要你去做这项工作，就不要推卸。事情做错了，由决策人负责，而你没干好，就该由你负责，懂吗？”
“您的教导很对，我明白。”
“光明白还不行。搬迁工作是个很复杂的工作，当初市政府之所以没有解决普店街的问题，很大程度考虑在搬迁上。这个工作政策性很强，原则性也很强。在工作中除了服从之外，还需要纠偏，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纠正和减少整体决策的错误。”
“我懂了。”
张义民听了高伯年这番话，漂浮着的心抓住了一根缆绳。高伯年的态度和反应给他提供了一个十分有利的空隙，他完全可以放心地在这种空隙中生存，并做出进一步的选择。
“沈阿姨今天来过了吗？”
“上午来的，我告她不要来。她有她的工作，我又没有什么危险。这里有医生、护士。就是高婕这孩子不懂事，一次也没来过。”高伯年有意把话题引向高婕。
“高婕去外地演出了，沈阿婕没告诉您？”
“什么？演出去了？不好好休息，怎么又走了？”高伯年一听心里又有些冒火，流产手术刚十五六天，父亲住在医院里，就又跑到外面演出。
张义民低头搓着手，神色沮丧地说：“我劝过了，她根本不听，今天早上给我打了个电话，在火车站打的，倒是关照我多照顾您。”
晚了，高婕这孩子变成这样一个孩子，都怪当初自己培养她朝文艺方面发展。文艺这个圈子是个大染缸，多么好的孩子进去也得变色，高伯年懊悔地长吁了一口气，闭眼靠在沙发上，自己真是老了，说了这么点儿话，就又疲乏得不行。
二
高婕走了。在家里她一刻也不能继续养下去了，她是去找他。
在火车站，二哥高地追上了妹妹。高地一点儿也不像他的父母，从长相到性格。他是家里惟一的圆脸，小眼睛，小个，戴着副近视镜，典型一个白面书生。他比高婕大三岁，可高婕从不把他当哥哥看。他太软弱，太老实了，不仅没有一点儿干部子弟的风度，连个男人的气质也没有。他胆小，说话紧紧张张，结结巴巴，一句话半天也说不清楚。难怪父亲看不上他，仿佛家里根本没有他这么个儿子存在，母亲也不喜欢他。高婕是家里惟一一个对高地好的人，但她又声明，这只是由于她同情弱者。她像妈妈一样，也常毫无顾忌地把火撒到他头上，而他就像一只呆头鹅，眯着眼，毫无反应地听着，没有半点委屈和不满，最后还用几句断断续续听不明白的话来宽慰妹妹。
高婕常数落高地：“你怎么不学学大哥，那才是堂堂的男子汉，就是徐援朝，讨厌虽讨厌，可也敢狂一下，你呢，窝窝囊囊，不言不语的还不如个姑娘。”
高地对妹妹的话总是报之一笑，从不反驳。
数落归数落，高婕心底里还是挺佩服二哥的，她佩服的是二哥的学识而不是性格。
高地是高家惟一的知识分子，名牌大学毕业，又考上了本校研究生。硕士生毕业后，他又报考了出国博士生，考试结果，他和一个同窗形成最后角逐的局面。大家都以为留学生的名额非他莫属，因为他是高伯年的儿子。但结果出人意料，那个同学走了。沈萍给这次落选做了个结论，“后门”优势。出国留学，对目前大学生的吸引力太大了，哪个肯在机会、条件相等的情况下，甘心败北呢？那个同学认为自己的对手是高伯年的儿子，一定加倍动用了各种关系和力量，包括使用经济报偿的手段。否则不会战胜高地的优势。而高地的优势在哪儿？父亲是市委书记，但市委书记没发一句话。沈萍以为有丈夫管，一切可以放心，可丈夫却根本没办。结果公布了，沈萍一逼问丈夫，才知道他连问一下都没问，沈萍要是知道丈夫不管，她管一管也不至于落这么个结局。大学校长的级别和市委书记一样高，你不发话，人家怎么会把照顾主动送上门来！
“小婕，你怎么……怎么不打招呼……和妈妈打声招呼……爸爸住院……你身体行吗？你就走！”高地气喘吁吁的，拽住高婕。火车站候车室人很多，他好不容易才找到妹妹。
“我给妈妈留了条儿。”高婕望望二哥头上的汗，怪可怜他。
“我见了条……你没任务，想不开……就走，你骗妈妈。”
高婕笑了：“看你挺傻的，看问题还挺准，到底是研究生。对，你说得很对，就是这么回事，我想去找他，你可别告诉爸爸，免得把他气出个好歹来。”
“你，你很喜欢他吗？”
“谁？”
“那个歌唱家……可他，他真心喜欢你吗？”
“你操心操得太多了，硕士先生，这要影响你的学业，不管他爱不爱我，我爱他，我不愿压抑自己的感情，可惜你是搞数学的，不是搞心理学的，理解不了我。”
“我不理解，……你不该这样，这样要出事的……不光彩。”
“我劝你关心关心自己，我真担心像你这样，不会有姑娘来找你。”
高地的脸红了。他是想来说服妹妹的，如果能够彼此在心里对话，也许能说服她，可惜，人的语言需要经过嘴来表达，因此，他难以说服妹妹了。
“这样做对不起人……对不起义民……你不应该对不起人。”
“有什么对不起的？他对得起我吗？他对得起的只是爸爸，如果让他在爸爸和我之间选择，他肯定选择爸爸。”
“不。”高地极力想说明自己是对的，又没有有力的佐证，“人家天天来，为的什么？他，他是不好意思，才，才和爸爸聊天的。”
“你没注意到他的行动轨迹吗？爸爸在家，他天天来，爸爸在医院，他就天天到医院，爸爸有一天没有了，他也许就会在我们家销声匿迹。”
“不，怎么会这样？”
高婕看看表，又瞧瞧哥哥：“好吧，我给他打个电话，让他一起陪我到南方转转。看他是否真心，怎样？”
她说完，真的拉高地一起到公用电话亭给张义民打了个电话。“喂，张义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