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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着他的心血。市政府、区政府两级干部班子都是由他亲自主持，一个个考察、筛选出来的。世界是人主宰的世界，人是由精神去支配的，还有什么工作比管人、从事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更重要、更复杂的呢？
他是市委书记，每天要处理的问题很多，从没有闲时间去钓鱼。他也没吃过什么特殊的礼品，他最喜欢吃老家带来的新玉米面菜糊和两面发糕。这或许在人们天天吃细粮的时代显得与家人和大多数市民有所不同，倒是阎鸿唤却一次次地去参加大宴会，小宴会。
想到阎鸿唤，他心情更难以平静。一山不能有二虎，阎鸿唤这只虎是他推荐到山上来的。他曾经欣赏过阎鸿唤，尤其是他的那种锐不可当的气魄。但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这只他抬举上山的虎居然与他争起雄来。
市长扩大会的情况，他听说了。阎鸿唤也派人将方案送到了他的办公室，但他没看。因为这都是些天方夜谭，是痴人说梦，他根本不用看。他原打算在市常委会上再次否决阎鸿唤的方案。他要对他的城市负责。可现在住进了医院，既然常委会决定不让他过问工作，他就不必为那个方案操心了。反正他表示过反对意见，常委会非正式否决过，将来出现的一切严重后果，由阎鸿唤自己负责。在他住院的转天，他就把这个意思让秘书转达主持市委工作的副书记。他觉得自己的态度也许会迫使阎鸿唤主动放弃那个不切实际的方案。
他还在关心普店街。普店街让他心里觉得欠着一笔账。这笔账来自一位战友的临终嘱托。
这战友是他当侦察营长时手下的一个排长，叫杨德和，解放后，他带着这位排长一起进了城。杨德和分配在西市区公安分局当副局长，高伯年在工业局当局长。几年后杨德和得了肺结核，没有来得及成个家就去世了。临终前，他对高伯年一再嘱托，让他关心普店街，把普店街的群众生活照顾好。杨德和为什么这样关注普店街，他没来得及问，他只是连连点头答应了。六三年发大水时，他去普店街救灾，面对泡在水中的市民，他想起了杨德和的嘱托，再一次对群众许诺了。他从局长升为市委书记，二十八年弹指一挥间，他为市民群众做了些什么？只有空空的许诺，看到此次泡在水里的群众，他觉得内心有愧。
但他又觉得无愧。街党委书记来看望他，告诉他由于市委书记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来到他们中间，民心大为安定，精神倍受鼓舞，只用了两天半的时间就排除了积水，普店街全体群众向他表示感谢和问候。
高伯年不知道街党委书记的话里含有恭维和夸张的成分，但他自信，那一片汪洋大海，只用了两天半就还原成陆地，他病倒的价值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一个小护士推门进来，为高伯年送药。
他接过小护士递过来的水杯，把药片送下肚，再把杯子还给她，然后随手拿起床头柜上的一本书，准备翻翻看。虽然明知道自己并不能看进去。他让秘书给找来了一堆《领导科学基础》，《产业社会学》，《管理科学讲话》，《第四次浪潮》等，现在当领导没有一套新名词、新理论，底下干部就会觉得你没水平。但他怎么也记不住，看着索然无味。记不住，索性不记。马克思主义不搞那套虚花活儿，这么多年，他什么书也没看，还不是照样当他的市委书记。现在，他翻翻，不过是闲得无事可干。
“现在该到休息时间了，不许您看书。”小护士大眼睛一闪，轻轻地把书夺下来。
“噢？小家伙，挺严厉么。”他笑着望望这位新接班的小姑娘，忽然觉得她很像一个人。
年轻姑娘腼腆地一笑，两腮露出一对惹人喜欢的酒窝。“请您原谅，这是我的职责。”
“对对。你应该管，现在我是你的病人嘛。小同志，今年多大了？”
“十八岁。”小护士说，又随回问道，“高书记，您常在我们这里住院吧？”
“这只是第二次，第一次还是刚解放的时候……”
高伯年突然住了口，他记忆中的什么东西复苏了，是的，这个小护士像的那个人，正是年轻时候的沈萍，他的妻子。
当年他第一次见到沈萍时，她也正是十八岁。
他不过是因为一个小小的手术，切除扁桃腺，住进了医院。刀口感染了，让他在医院内耽搁了一个多月。就是这短短的一个月，沈萍，一个泼辣、开朗的年轻护士闯进了他的生活。
她崇拜革命，崇拜解放军，崇拜炮火连天的战场，崇拜年轻的老布尔什维克。她告诉他，她十五岁就参加了地下民青组织，负责监视护士学校的反动校长———她的姨妈。他也给她讲了很多事情：他是怎么参的军、入的党，怎样在执行侦察任务时九死一生，俘获敌人一个副团长。他和她在一起，两个人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感。
他迷上了这个一笑一对酒窝的圆脸姑娘。为了她，他抛弃了自己的结发妻子，那个为他生了儿子的粗手粗脚的年轻媳妇。
媳妇过门的时候，才是个十五岁蔫巴巴的小妞儿。乡亲们闹完洞房散了，她却开始掉泪。吹了灯，他把她抱进被窝，她的身子像筛糠似的抖个不停，双手死命地护着自己。他动了蛮，她才松手，低声抽泣着，一声声地叫着“娘”。他心里憋着火。十八岁的壮小伙子被自个儿的媳妇看成一只狼，他好窝火。没过几天，他就跑去参了军，丢下媳妇，背着爹妈，拔腿跟着队伍走了。在部队，整天打仗，行军，钻高粱地，没工夫想家。直到四七年，他的部队路过自己村子，他顺便回家看看，才发现自个儿的媳妇已经变了个人。人长得高大丰满了，两颊红润润的。不仅长相变了，连举止、说话的嗓门儿都变了。爹告诉他，他媳妇现今是村妇女主任，已入了党。
怪不得，他想，对她有了几分好感。
晚上，她早早把炕头烧热，不住地催：“爹，他累了，娘，明早他还要跟队伍赶路呢。”
他跟她走进她住的西厢房，被窝早焐好了。她回身把门闩插上，自个儿竟先自把衣裳脱个精光，裸着身子钻进被窝，火辣辣地招呼他。
“不哭啦？”这三年，他很少想起她，想起她就是那副可怜巴巴的哭模样。
她紧紧地搂住他：“那时我小，不懂事，你别老记恨，你走后，人家心里好悔，早盼着你回来……”
这次分手后，他开始常常想到她。想到她，就觉得她很辣，辣得使他心里发慌。他盼着早一点打完仗，回去守着她。
一年后，一次执行任务回来，团长对他说：“快去看看，你老婆追你来了。”
她躺在部队临时卫生所的土坯房里，腿上缠着厚厚的绷带。她是带着支前队给部队送粮食来的，打听到他的队伍就离她七十里地，便只身一人找来了。到了那儿才知队伍又走了。她就追，一直追了一百二十里。路上碰上了一支败退的蒋匪军，庄稼地光了，无处躺，她就趴在道边的河沟里。天黑下来，疲惫不堪的国民党军也停下休息。她悄悄摸上公路，从一个个打着鼾的兵堆里溜过去，不小心手里包着十个咸鸡蛋的小包袱掉在地上，她在地上摸，鸡蛋是给自个儿男人的，身边带了半个月，说啥也不能丢给这群敌人吃。摸着摸着摸着了一个铁家伙，机枪！一挺歪把子轻机枪，不知哪来一股子胆儿，她抱起机枪就跑，跑下公路向大野地里奔。放哨的敌人发现了动静，拿枪扫，噼里啪啦一阵枪响，她伏在地上，大气不敢出。敌人是打了败仗撤下来的，不敢轻易追，见野地里没动静，便慌忙集合继续撤。敌人队伍走远了，她觉出腿发软，一动弹才知受了伤。她撕下袖子裹上腿，拖着机枪，一瘸一拐往前挪，幸亏不远村子里碰上了他的部队的侦察排，排长杨德和问明她是高营长的老婆，找副担架把她抬了回来。
“不要命了？”他又气又心疼，忍不住埋怨她，“革命快胜利了，要保重自个儿，迎接解放。”他当了营长，学了文化，水平高多了，说话也变得文绉绉的。
“可惜了那十个咸鸡蛋了。”她说，笑了。
“别再干这种傻事了，多危险！”
“一年不见了，怪想的，离得不远，就找来了。”
不远？不吃不喝不睡的，一个女人靠两条腿足足走了一百多里路。
“有间空屋吗？”天黑了，她小声对他说，“我不睡这儿，这人太多。”
“你想干啥？刚把弹头取出来，不能轻易动，免得落毛病。”
“我想生个娃儿，”她对着他耳边说，“上次没种上，我这次就为这来的。”热气呵得他耳根痒痒的。
“胡闹，在部队怎么能搞这，现在大敌当前，你这党员连这道理都不懂？”他瞧瞧四周，小声严厉地批评她，看她一脸委屈，又柔和地劝她，“打仗的人，自己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万一牺牲了，要孩子干啥？”
“就因为打仗，就因为咱是党员，才该有个孩子，有革命后代，万一你有个好歹，还有孩子为你报仇，跟我做伴。”
他不再反对，就在那天夜里他们有了大儿子高原。
转天部队出发了，杨元珍被担架送到附近老乡家养伤。
再与老婆见面是解放后了。他进了城，整天忙着接管工作和民房修盖，厂房翻盖，根本没工夫回家，五二年她来看他，把已经三岁的儿子带了来，进了市委幼儿园。没住几天，她就走了，一是住不惯，二是惦着乡下地里那点子活儿，三是得去服侍年老的公婆。
他和媳妇结婚八九年，总共在一块儿的时间也不到一个月，分开的时间比在一起的时间不知多多少倍。她来了，他觉得日子挺热乎，她走了也就走了。
沈萍的出现，使她在他的印象里变淡漠了。在一股风里，他与媳妇办了离婚。
他把自己的离婚决定和结婚打算告诉沈萍的时候，回答他的是沈萍一阵令人销魂的吻，这个吻抵消了他内心的不安，那个媳妇从来不会给他这种感觉，只会赤裸地、粗俗地跟他“要个种儿”。
与沈萍婚前的恋爱和新婚的甜蜜早已被后来无休无止的争吵冲得毫无踪影，高伯年想起这段往事，不禁自嘲地笑了笑。现在的年轻人都以为只有他们才有爱情，殊不知他们的父母年轻时也有自己的罗曼史，也曾着魔地、痴迷地爱过。只不过，有的爱开出了幸福的花儿，有的爱结成了一枚苦果。
他望望眼前的小护士：“小同志，谈恋爱了吗？”
小护士羞赧地摇摇头：“没有，我还小。”
高伯年赞许地点点头：“好，十八岁还很年轻，要趁年轻的时候多学点知识，国家提倡晚婚，这对你们成长有好处，工作干好了，有好小伙子找你的。”
小护士红脸笑了，一对浅浅的笑窝十分可爱，端着药盘走了。
高伯年望着她的背影，十分感慨。时间真快，在忙忙碌碌的工作中他并没有意识到时间的流逝，到了医院，他才意识到自己是六十岁的人了。沈萍脸上那对酒窝伴随着她那让人心悦的微笑的消失，变成了细长的两道皱纹。她有了脾气，会发号施令，会大打出手。她不再崇拜他，反而总是在怨恨他的迂腐，死板，无能。
那一个呢，如果活着也是近六十的人了。离婚后不久，父母相继病故，他请假回村里奔丧，才知道她早就带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