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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取代圣徽成了你们崇拜的对象，崇尚奢靡浪费鄙视行善积德，尽情享受财富带来的好处却不愿多看一眼伸手乞讨的穷人，你们这些缺乏信仰与道德的吸血鬼，就是当代社会的万恶之源！”
第1697章：圆桌会议（2）（）
克洛德主教并不满足流于表面的道德谴责，接下来他直接将矛头指向帝国金融资本集团，痛斥这一阶层是导致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罪魁祸首，而商人阶层侵吞国家财富凭借的是两大武器，其一是“包税制度”，其二是“垄断特权”。
“包税法”，即国家将财政税收以某一指定数额承包给豪商，在豪商缴纳此数之后，剩余税收全归豪商所有。克洛德主教毫不留情面的把福格尔家族斥为受益于“包税制”的反面典型，历数该家族的发迹史，指出其为搜刮财富犯下的斑斑劣迹。
雅各布·福格尔也出席了会议，被克洛德主教这样翻旧账，指着鼻子骂遍祖宗八代，当然无法忍受，起身反驳对方的批评，申明包税商无非是受雇于皇室和政府的打工者，为国家征税付出无数精力和心血，非但得不到公众的体谅，反而遭受谩骂，这使他感到非常委屈。
克洛德主教对老福格尔的抱怨不屑一顾，以一种巧妙的方式做出反驳：
“福格尔先生，请问自从实行包税制度以来，我们这个国家的总体财富是逐年递增还是逐年减少？”
“这个嘛……社会总财富是在增加。”福格尔老头苦着脸如实回答，预感到自己正一步步被克洛德推进坑里。
“既然社会总财富在增长，可是据我观察，占据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民众却一天天变得比过去更贫穷，另一方面，政府的财政收入并没有明显的增长，反而欠下越来越多的债务，那么请问到底是谁从社会财富增长中受益？是谁在政府和民众日益困窘的同时变得越来越富有，福格尔先生，您能告诉我吗？”
罗兰目睹克洛德主教谈笑风生间将对手置于死地的风范，好不容易才克制住为主教大人鼓掌喝彩的冲动。别管克洛德的批评是否有欲加之罪的嫌疑，也不应追究他的论证是否不够严谨，作为一个公众人物，这种简单粗暴的诘问方式无疑富有煽动力，使人不由自主与他同仇敌忾。
“克洛德主教还不到五十岁，年富力强，精力充沛，有野心又有才干，将来会成为帝国宗教乃至政坛上的大人物。”
罗兰在心里做笔记，同时也禁不住突发奇想——黎塞留与马扎然等地球上历史人物的形象相继跃入他的脑海，仿佛要与克洛德重合起来。倘若穆勒伯爵保不住相位，时势将一位教士推上政坛，克洛德主教未必没有机会成为亚珊帝国的“红衣宰相”。
“不是那样的，克洛德阁下，我不否认金融从业者在承包税务过程中赚取了财富，但是赚钱有什么错？”雅各布·福格尔激动地举起双手，试图显示自己的无辜，“我们不偷不抢，合法经营，凭自己的汗水与智慧赚取财富，我们不应该成为别人贫穷的替罪羊！”
这个胖老头的申辩只在同行那里得到稀稀拉拉的掌声，多数与会者向他投来或冷漠或憎恨的目光。别人都在受穷的时候只有你变富，瞧瞧你那腐败的大肚腩，鸭梨型的身材，再想想你那亿万家财，谁会同情你？
“仇富”是人类的通性，这里面更多的是情感在发挥作用，而非理性，但是谁又能指责人类共通的情感呢？克洛德主教简直不屑于煽动与会者的“仇富”情绪，或许对他而言这样做太低级了，轻轻放过老福格尔，继续揭露贫富差距的深层因素。
“福格尔先生，我与您没有私怨，并且乐于相信您是凭借诚实、勤劳与智慧致富，但是我仍然要问，这个世界上不止您一个人具备上述美德，为什么只有您和您的同行成功致富，其它那些同样诚实、勤劳且聪明的人却在日益变得贫困？我无意指责您，只想邀请您一起探讨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雅各布·福格尔很想说“因为那些人还不够聪明”，然而他很清楚这不是一个适合公诸于众的答案，连忙咽了下去，改口嗫嚅：“我想……每行每业都有不同的规则，您不能要求一位勤劳的农夫与同样勤勉的大学教授赚取相同的收入，这种差异是由社会制度和经济规律决定的……当然还有难以捉磨的运气因素。”
“您提到了制度，这与我不谋而合。”克洛德主教神情严肃，借福格尔的话头引申开来，“依我之见，帝国当今种种困境都源于制度不公，如果不改变现行的坏制度，贫富差距只会越拉越大，底层民众的不满情绪越积越深，迟早要发生天翻地覆的大动荡！”
雅各布·福格尔目瞪口呆。罗兰不由挑起眉梢。会场中一片哗然，议论纷纷。
克洛德主教对这样的反响并不意外，抬手示意大家安静。
“我刚才的话似乎引起了一些争议，或许有人怀疑，我这个保守派分子，怎么突然操起改革派的论调来了？”
克洛德的设问引来一片笑声，人们的确有此疑惑。。。
“不好意思，让对面的先生们失望了，我没有背叛格里高利法座的信任，也不打算投靠改革派阵营，我所批评的‘坏制度’并非你们以为的旧制度，更不是传统道德和宗教信仰，实不相瞒，我今天针对的恰恰是改革派人士信奉的基本教义——重商主义！”
“越来越有趣了。”罗兰眼睛一亮，克洛德主教打算从何着手批评“重商主义”？他对此满怀期待。
“雅各布·福格尔先生刚才声称包税商是靠勤劳与智慧致富，后来在我的追问下又不得不承认占了制度的便宜，究竟是什么制度使福格尔先生这样的包税商得以发财致富？他本人不便明言，那么就由我替他揭示这里面的奥秘。”
“诸位请注意，当一国政府出于削减征税成本或者其他目的，将征收某地税赋的特权承包给一位商人或者一家包税公司，每每附带一个关键条款——与‘特许征税权’一并承包出去的，还有垄断特权！”
第1698章：圆桌会议（3）（）
“某位包税商独享一省征税权，没有同行跟他竞争，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制定没有上限的税率，除了承诺上缴政府的一小部分税款，剩下全是自己的，在垄断特权的刺激下，包税商当然有动力招募佣兵组建武装税警，用暴力手段压榨辖区内的居民，迫使纳税人交出最后一枚铜板！”
克洛德主教慷慨陈词，痛斥时弊。
“设想一下，如果政府取消包税垄断权，将一个省区的包税权授予多家包税公司，允许人们自愿选择向某家包税公司缴纳税款，从而挑起包税行业的竞争，迫使他们降低税率以吸引更多人前来纳税，这样的制度改革无疑会减轻人们的税赋，增加财政收入，为什么对面诸位改革派贤达不曾提出来呢？”克洛德主教冷冷一笑，“你们是真的没想到，还是假装不存在这样一个选项！”
罗兰又忍不住想为克洛德鼓掌。这位主教大人岂止是教廷的“首席经济学家”，简直是特么的天才啊！
由于专业取向，罗兰穿越前在大学校园里就对古今中外的包税制度很感兴趣，在导师的指导下阅读了大量相关资料，其中不乏顶级国际期刊发表的论文。穿越到瓦雷斯世界后，有机会在远东实践自己的国民经济理论，罗兰越发感受到“纸上得来终觉浅”，“包税制”远不像大众以为的那么简单。。。
包税制度既有坏的一面，也有好的一面。当一国中央政府权力薄弱，无法有效地对基层进行统治，或者出于民主偏好不愿建立一个强大的集权政府，那么政府主导的税收业务必定效率低下；反之，将税收业务外包给私人机构——无论你叫它做“包税制”抑或“政府购买社会服务”都是一回事——效率反而更高。
然而效率总是有代价的，包税制的高效需以民众承受盘剥为代价，民众被压榨到极限就要起来造反，最终却由政府承担“造反”的后果。由此来看，传统包税制度显然是有缺陷的，包税权其实类似“期权”，承担有限的义务，收益却没有上限，这一事实蕴含着极大的不公平，有必要加以改革。
克洛德主教针对包税制提出的改革策略，倒是正合罗兰的心意：政府取消包税商的垄断权，引入市场竞争，允许多家包税机构承揽同一地区的税务，自行制定税率。纳税人出于理性，必然选择向税率更低的包税机构纳税。在充分竞争的环境下，同一地区的各个包税机构不得不降低税率，从而争取更多客户，以期薄利多销。根据市场供需理论不难分析出均衡状态下的税率将被压缩到最低限度，结果就是纳税人的负担减轻了，国家财政收入增加了，而包税商则失去垄断权，无法像现在这样坐享超额利润，只能按照市场规律赚自己应得的那份钱。这会使包税商的收入受损，但是也会减少他们承受的骂名和道德压力。
罗兰期待克洛德主教的话题引发更深入的讨论，可惜让他失望了，在座的改革派与保守派人士都对改良包税制兴趣不大，克洛德本人也只把这个“脑洞”当做引子，很快就转移了火力，痛斥“重商主义”与“垄断特权”这对孪生兄弟给国家带来的巨大伤害。
一国政府信奉“重商主义”，难免对各行各业的经济活动进行过多的干涉，而行政干涉的集中体现就是授予某人或某企业独家经营权，豪商阶级正是利用这一特权垄断所在的行业，从而赚取巨额暴利。
“和平时期，豪商们垄断了政府的一切外包业务，圣城特区和各个行省的公共建筑、道路桥梁、下水管道、驿站驿道、花园苗圃、广场剧院等大型建设工程一律承包给那些与主管官僚关系密切的商人，而后者甚至不屑于亲自主持工程建设，利用金钱开道拿到的独家承建权，转手就加价转包给其他同行，不费一丝力气坐吃分成，这钱赚得可真轻松！福格尔先生所谓的‘勤劳’与‘智慧’从何体现？！”
“而当国家面临战争，更是奸商们大赚特赚的好时机！他们削尖脑袋游说、贿赂政府高官，从而拿到为部队提供后勤物资的独家承包权，以粮食、衣物、马匹、武器高价供应军队，再从政府、将军和士兵的手中廉价收购战利品，当我们的官兵为保家卫国流血牺牲的时候，这些奸商确趁机牟取暴利，大发战争横财！”
痛斥豪商阶层利用垄断特权大发横财之余，克洛德主教也没有忽视他们的另一大罪状——土地兼并。
“豪商巨富通过包税、放贷、承建和贸易垄断获取的巨额利润，不满足于仅仅占有金银珠宝，很自然地又将贪婪的魔爪伸向土地田产。”
“为了从原主人手中攫取土地，商人设计出阴险的圈套，先以慈善的面目出现，在乡下兜兜转转，怂恿那些思想淳朴的乡下地主向他们贷款，用于开垦荒地、购买耕马农具、改良土地、维修磨房和水利设施，如果地主的开垦计划进展顺利，放贷者可以分享农业丰收带来的好处；反之，倘若年景不好，地主的支出没有获得预想中的回报，以至于无法及时偿付贷款，放贷者就剥下慈善的伪装，露出贪婪的真面目，向无法按期偿付贷款的地主收取高额滞纳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