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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官衔”……还会特别注明身份证的用途。更绝的是，要求比较高的腰牌上还会把持有者的面部特征录入，这也许就是现代身份证上要贴照片的起源。把面孔特征写到腰牌上，有点像现在要求把持有者指纹录入一样，是极为一种手段，当时还没有整容术，面部特征信息十分管用，想冒充还是颇为困难的。
当然余显手中的腰牌除了写了“济南府巡防营xx哨”外只有“面色蜡黄”一条，在中国随便找个npc就可以顶上。至于制服弹药余显又花了五十个大洋才拿到手。
万事俱备，只差兵卒，可这兵年何处寻？旧绿营和勇营、巡防营是没指望。余显想着想着走到了自己租下的院子，院子里只剩当初那个伙食大妈守着一堆机器，还好自己租的院子离军营不远且和巡逻官兵打了招呼，重点盯防，否则以清末治安，余显两三天没回院子里面估计啥都没剩下。
一进院子就见伙食大妈迎了出来，本来15日那晚他烧了卖食契，工匠们重归自由又有了遣散费就各回各家了，只有伙食大妈无处可去，就干脆留了下来，余显想想元宵节前那几千块大洋打了水漂就更是郁闷不已。
伙食大妈在旁边问道：“老爷在烦什么？”余显本来有些不耐烦说：“缺人！”伙食大妈小心翼翼的回答：“巡防营的老总入不了老爷的眼。”伙食大妈刚刚看到余显领着几个巡防营的兵运军服进军营。余显也没怎么在意：“你晨山东本地人，说说那的人当兵好。”
伙食大妈小心翼翼的说：“要不用老爷老乡放心点”余显顿时恍然大悟，袁世凯之所以让他去审案是因为游戏中他落的是福建籍，尽管现实中他是云梦人去福建打工而已，用他首先避开河南nppc之间的地域矛盾，加上一个王占元正好一个npc一个玩家显得公平。
余显就开始找鄂商在鲁会馆和闽商在鲁会馆看有没人。福建人没找到几个，没办法福建人基本上都下南洋的居多，北方福建多的地方只有一个——北洋舰队，闽系人基本把持了晚清民国的海军要职。。。北洋舰队能有百分之八十五的人来自福建，各主要战舰舰长及高级军官几乎全为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并多曾到英国海军学院留学实习。中层军官内多有原留美幼童，被召回国后到福建水师学堂学习海军后服役。
余显自认自己一个伪福建人也没能力从经过甲午海战惨败的北洋舰队中挖人。倒是意外的发现了不少湖广枣阳人。
山东济宁和湖北枣阳两地的人用方言交流毫无障碍，济宁方言是古代鲁国方言的发展，春秋战国时鲁国的领土，大多全在济宁，济宁话属于中原官话蔡鲁片。
枣阳属于襄阳市管辖，其方言属于西南官话鄂北片，从很多俗语词汇上就可以看出来，但音调上又与中原官话相近，因为枣阳与河南唐河、新野、桐柏接壤，由于音调上很接近，外省人一般无法分辨枣阳话和河南话的区别，不可否认的是，枣阳北部人民的方言在词汇上完全与河南话相同，主要带有很清晰的后鼻音。
枣阳中部南部的人说话都不带后鼻音，这点与中原官话不同。
自古以来，江苏北部如徐州，河南大部，山东西部枣庄，菏泽等，河北南部邯郸等，安徽西北部阜阳等，湖北西北部十堰，襄阳属于古代的中原地区，交流较为密切。襄阳地处南北要冲，南船北马，以此为界，与北方地区交通往来。只要不讲特别生僻的土话和俚语，交流几乎没有障碍。
余显老家云梦不远的枣阳倒是又些人，余显摆出五品官的身份以及祖籍信息倒是很快收拔了批人。
第三十九章应付（）
1900年2月20日，余显和王占元出发去泰安办案。从济南到泰安中间只隔着一个鲁中山区，直线距离只有区区50多公里。本来余显是准备一个上午就快马加鞭赶过去。
“什么？王占元病了？还很严重。”余显刚刚从刚招来的湖广籍兵听到这个消息时楞了一会。要知道一直到1934年9月15日，王占元在天津寓所病死，终年七十四岁。昨天余显去找王士珍时王占元还是一副神采飞扬的样子，怎么一个下午过去了，王占元就病入膏肓了？
可是余显还没有出院子，就发现今天有些不对劲……北洋启明的著名包工头，之前在黑龙峪村卖过水泥的王七蛋带着几个余显不认识而且明显不是武卫右军的玩家在门口等候。当余显看到王七蛋的时候总感觉忘了什么的事情。余显甩了甩头，出来迎接他们，王七蛋那伙人起初看到余显在摇头时候脸色有点阴沉，可是余显出来迎接他们时候却恢复正常。双方一阵寒喧之后就正题：大家都是玩家，谁也不要为难谁，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能够多互相“帮助”“帮助”玩家，而且余显又恰好是玩家中目前官品最高而且是实职最高的一个人，特地奉上10万块大洋希望可以对他以后有些“帮助”。
此时余显就算是再政治白痴都明白王七蛋带来迎见的这伙人的目的是什么，这些人尽管一句话也没有说这次泰安事件的审查工作，可是在这个时间档口上突然拜访，和泰安事件没有关系谁信啊？可是这10万块大洋接不接就是个问题：清朝末年，我国许多省份先后铸造机制银币，其中有的银币背面铸有蟠龙纹，俗称“龙洋”。中国最早的龙洋是张之洞倡议铸造的广东龙洋。光绪十三年1887年两广总督张之洞看到外国银币流入中国，充斥市场，扰乱经济，遂奏请朝廷自铸银币，以谋抵制。光绪十五年1889年清政府批准由广东银元局试铸银币，这种银币正面是“光绪元宝四字，中心有四个满文字，也是“光绪元宝”，外围珠圈内为英文“广东省”及“七钱三分”字样，背面是蟠龙纹，上方为“广东省造”字样，下方为“库平七钱三分”。另外还有三钱六分五厘、一钱四分六厘、七分三厘和三分六厘五等四种面额，钱币界叫作“七三番板”，后改为七钱二分，叫“七二番板”。这是我国最早铸造的带有蟠龙纹的银币。样币送到北京后户部下令将正面的英文移到背面，而把背面的中文移到正面，就成为后来广泛流通的广东龙洋。
按照龙洋“光绪元宝”重量“七钱三分”也就是大约22克或23克来计算10万块大洋有220公斤。余显虽然很眼馋这笔钱，可是也知道这笔钱不是轻易就能拿到手。泰安事件表面看起来是山东土著NPC和玩家雇佣的河南籍NPC酒后闹事，可是却摊上了这个多事之秋……义和团NPC发泄对袁世凯的山东政府将义和团赶到河北、天津、北京等地的不满，肆无忌惮的宣传袁世凯等河北人帮助河南人排挤山东人，不然也不会让余显这个“福建籍”玩家去处理此案。玩家则是发泄对游戏的不满，作为全世界拟真度最高的游戏，杀个人型怪物也就是NPC还得找各种借口，不然的话会被NPC全体抵制，而且随着消息的传播，抵制的范围越来越广，不过可以得到NPC身上的东西倒是比其他游戏更吸引人，所以许多玩家干脆去当土匪马贼，可他们却害的别的玩家也被NPC处处抵制，玩家们的心情也自然趁着这次泰安事件爆发了。普通NPC这次事件本来只是被义和团npc给蒙蔽了，可是NPC本土乡绅却又因为玩家势力之前大规模的工业建设生产出来的工业产品扰乱了本土npc乡绅的霸占的市场，既得利益受到损害的NPC乡绅也借着这次泰安事件把排外的对象指向了玩家。
简单来说泰安事件就是多方势力交锋的结果，余显在这多方势力面前就是一只蚂蚁，就说义和团尽管背后靠山前任山东巡抚毓贤被义和团的教民案搞走了，在山东遭遇不利情况后，义和团开始向直隶等地转移。清政府严禁义和团，先后派出多批军队参与镇压。1899年，袁世凯在济南就任山东巡抚后，对义和团始终持敌对态度，在其任山东巡抚后严格限制义和团的活动，并从1900年6月开始镇压复起的义和团。1900年5月12日，涞水县高洛村发生教案，练军分统杨福同前往弹压。5月22日，数千义和团在石亭设伏击毙杨福同，被称为“涞水大捷”。这次戕官事件使清廷大为震惊。随后的1900年5月27日，直隶中部芦保铁路沿线约3万义和团占据了涿州城，知州龚荫培无计可施，便绝食坐以待毙，这是义和团占据和控制的第一个州城。在此之后，清政府又派出聂士成等参与镇压，与义和团多次交战。但此时直隶地区的义和团运动已呈现出“诛不胜诛”的局面。
地方上的NPC乡绅也不是省油的灯乡绅，是明清时期活跃在乡村中的一个特殊阶层，这个特殊阶层不仅享有政府所赋予的种种特权，而且还以他们自身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所具有的种种优势，建立起了对广大乡民的有效控制。在国家政权对基层社会控制相对薄弱的情况下，乡绅充当了政府与乡民之间联系的角色，为维系乡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当然，乡绅这个居于地方领袖地位的社会集团，其成员是良莠不齐、贤愚各异的，因而他们在乡村中所发挥的作用也是优劣不同，差别很大的。从史料的记载来看，有关乡绅为地方做善事的事例俯拾皆是，他们捐资济贫、修路修桥，兴办善堂、学校，几乎地方上的各种公务都有他们的主持或参与。但是，另一方面，史料中也反映出不少乡绅凭借门第，出入官府，包揽钱粮，武断乡曲，对地方百姓造成极大危害的事实。还有一些乡绅，居官时贪暴，居乡时却屡做善事；或居官时铮铮自励，居乡时反而危害乡里，究其原因，前者是“保家远祸之心胜”，后者则是“立名进取之心胜”。所以对乡绅这个社会集团，不可一概而论，而要依据历史事实，做具体的、客观的分析和研究，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自从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后，乡绅举办团练的规模空前，不仅开启了中国近代地方武装的新模式，还使团练制度在地方社会确立，促进了地方军事化。近代团练在嘉庆年间为应对白莲教大起义而产生，并促使四川、湖南等地相继兴起团练活动。然而，政府鉴于统治的需要并没有完全放开团练的筹办，直到太平天国运动的发生才为团练普遍兴起创造了契机，因为“业已**不堪的清朝国家经制军不能有效地镇压”，以致在太平军定都天京后，咸丰皇帝下诏：“令各省督抚晓谕绅民，实行团练，自卫乡闾”，因此清廷开始鼓励各地举办团练，并且委派官员在籍或回籍操办，“动员和组织非常规的地方武装力量以求弥补”。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各地乡绅通过举办团练，不仅建立了实际武装力量，而且凭借其军事实力的增长迅速转化为晚清一股的政治力量，也由此打破了长期以来乡绅游离于政治边缘地带的格局。历史上的乡绅始终游离于官民之间，然而太平天国起事打破了这一格局。其中众多的团练首领由于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表现出众，而被擢升为统揽一方的军政大臣，如湘系的杨岳斌、彭玉麟，淮系的刘铭传，甚至一些湘淮系乡绅出身的人物成为晚清的中坚政治力量，如江忠源、左宗棠等。由于乡绅被重用，“清季实行新政时，任用绅士常多于官员”。可谓，“‘官不如绅’的类似倾向在咸同办团练时已初见端倪”。地�